甘願勞動做為一種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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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願勞動做為一種抵抗？

隨著歷史演變，新聞場域中逐漸發展出一套公正客觀與自主報導的專業化論 述。新聞事業在專業化的同時發展出一套完整的規訓計畫，除了自我規範外，更 在社會大眾心中塑造正面形象，使得新聞更是受到社會期待，肩負著監督社會、

服務社會的使命（張文強，2009）。然而在傳統媒體這樣的實踐場域中，記者受 制於以商業利益為主要導向的組織目標，個人的新聞專業理想與自主性難以發展，

更突顯組織內新聞工作者的矛盾。在日常的新聞產製過程中，傳統主流媒體的記 者必須面對龐大的時間與同業競爭壓力，且必須顧慮來自消息來源與報社主管兩 方壓力，而做出的權衡報導。記者個人的思想、興趣與專業經過層層的守門過濾 後被埋沒了。在媒體組織的專業養成過程中，記者也傾向集體方式來認識自我的 道德義務，使得記者的同質性高，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只能不斷透過「在大同中尋 求小異」來競爭，記者的個人特殊性也只能埋沒、屈從在組織的集體身分之下（鄭 宇君，2009）。

面對新聞組織的控制，記者或採取個別的方式抵抗，包括跳槽、換線、或避 實擊虛、折衷妥協的報導策略，或以集體方式抗爭，如串聯合作或推動內部新聞 自由來突破控制（陳順孝，2002）。少數記者能夠像麥道格（MacDougall, A.K.）

一樣，在任職於紐約華爾街日報與洛杉磯時報這等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報社內，

數十年間運用文字包裝社會主義的理念，藉機宣揚，「在主流報業內激進」（王俐 容譯，1994）。

相較之下，某些非典型新聞工作者的抵抗方式則是脫離組織，成為媒體界的 自由人。特別是獨立記者或公民記者可能是主動或被迫離開主流媒體，也可能是 意識到新聞媒體的種種亂象，而起身投入新聞報導。新聞產製對他們而言，「使 命感」、「理想」或「興趣」的成分遠大於「工作」與「職業」。他們不需順從集 體規訓所賦予的道德命令行事，不用受到集體意識形態的束縛，也不需要固守傳 統新聞採訪方式或者堅守固定的消息來源管道，而是藉由具體情境下的倫理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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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彰顯它的道德意識。甚至有部分的記者強調自己不是新聞科班出身，更是明白 的展現出為自己、而非為組織工作的特性（張文強，2009；鄭宇君，2009）。在 台灣紀錄片工作者身上也具有相似的性質，劉昌德（2011）研究台灣紀錄片工作 者，發現他們具有勞工與專業者的雙重認同的勞動環境，即在缺乏工作保障、工 作條件與收入都不穩定的情況下，仍然願意繼續從事紀錄片的創作，且充滿工作 成就感。

又如在歐洲記者聯盟於2003年的調查中就顯示，有三分之二的自由新聞工作 者是｢自願選擇｣、同時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訪者想要成為正職的新聞記者。例如在 瑞士德語區的自由新聞工作者當中，只有20%想要成為正職新聞記者（EFJ, 2003）。

英國記者工會調查也發現，許多受訪者是自願成為自由新聞工作者，似乎也樂在 其中（NUJ, 2004）。美國許多調查都一致顯示，大多數自由新聞工作者喜歡目前 工作，希望繼續從事自由新聞工作。例如在ASJA的調查中，有高達92%的受訪 者都喜歡自由新聞工作，最滿意自己當老闆、自由調配工時與在家工作（ASJA, 2005）。另外在財經路線的自由新聞工作者中，雖然收入銳減，而且有五分之二 的受訪者離開過去的財經新聞正職工作是因為遭到資遣、而非自願離職，但卻有 高達三分之二的受訪者不願回到全職工作，因為他們認為自由新聞工作所具備的 彈性，跨越單一媒體，且可在家工作，為他們帶來非常多好處（SABEW, 2010）。

由此可見，相對於許多歐洲學者對於自由新聞工作者的處境及影響趨向較為 負面的觀點，在美國的電視新聞自由工作者的調查與訪談當中，卻傾向認為自由 新聞工作者的｢志願｣及其代表的抵抗精神、希望保持對媒體工作的控制權、以及 工作彈性與自主性帶來的滿足感。

美國學者Ryan透過一項在2007年所做的學術調查與訪談，試圖探究美國與歐 陸自由新聞工作者的典範差異。該研究指出美國新聞工作整體勞動條件下滑，一 般正職記者的工作環境也大不如前，因此自由新聞工作者把這種｢一般雇用也處 於不穩定｣的認知，當作一種合理化自己工作風險的調適策略之一。他們會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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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眼於傳統雇用形式中記者會碰到的問題，如辦公室政治、被工作綁死缺乏自我 時間、或擔心因高層改組會因此失業等問題。因此，他們志願選擇成為自由新聞 工作者，非典型彈性雇用中的風險，反倒成為他們自我認定的一種資產。工作不 確定性可視為工作計劃的彈性自主權，能夠拒絕某些不符合自身理想的案件工作，

或甚至以此為籌碼，向企業主要求更高的報酬。接受訪談的少數電視新聞自由工 作者相信，自己總是可以獲得足夠的工作接案。整體來說，美國電視新聞自由工 作者的工作滿意度，較一般的正職記者來得稍高一點，特別是在｢工作自主性｣

與｢選擇工作項目｣等項目上，更比一般記者來明顯較高（Ryan, 2008; 2009）。

在澳洲的自由新聞工作者身上，也出現類似強調工作彈性所帶來的彈性與自 由的現象。對18位雪梨的平面媒體自由新聞工作者的深度訪談發現，大多數的受 訪者是為了追求更大的彈性而志願處於這種彈性雇用狀態，而且也多數認為自己 可以不受新聞室政治的影響。大多數受訪者仍然表示在｢報導事實｣的專業意理沒 有問題，只有少數表示會受到各方壓力而難以保持新聞專業。不過，所有的受訪 者仍然認為自己是在從事專業工作，而且大部分都認為他們比一般正職記者的專 業程度更高（Das, 2007）。

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在勞動過程中獲得自主性與滿足感作為抵抗資方的 潛力，正是源自於義大利1960 年代的工人主義（operaismo/workerism）運動中 的「自主馬克思主義」（autonomist Marxism）流派長期關注的議題。自主馬克思 主義者認為創造非物質性商品（如知識、訊息、傳播、人際關係或情感反應的勞 動）的「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ity labor）已取代了工業勞動的霸權地位，因 此他們關注「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在社會再生產中的角色、資訊科技的 解放潛力、以及烏合之眾（multitude）做為新的對抗主體等。隨之形成的「資訊 資本主義」（information capitalism）或「認知型資本主義」（cognitive capitalism）

有著經濟的自動化與資訊化、彈性生產、非物質與情感勞動（affective labor）

增加、與工作與生活之間的界線日趨模糊等特質（萬毓澤，2006；Gill & Pr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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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相較於古典馬克思主義僅是把工人視為資本的受害者，自主馬克思主義強調 工人的「自主性」與「創造勞動」為其帶來的權力改變。自主馬克思主義者提出

「拒絕工作」（the refusal of work）的口號，其意思指拒絕創造性和生產性的活動，

而是挑戰既定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成為政治動作的工作。不論是拒絕工作的權 威性或者拒絕自願被奴役，都是政治性自由的開始，因此也被稱為「享樂的馬克 思主義」─生活不再只是圍繞著工作，而是希望更多的時間、自由與愉悅（Gill &

Pratt, 2008）。

這種非物質勞動的新生產典範成為抵抗資本主義的潛力。自主馬克思主義學 者Negri與Hardt即指出：

非物質性勞動的合作性面貌，並不同於之前的勞動形式，不是由外所加諸或 使其組織化而產生的；事實上，合作乃是完全內在於勞動活動本身。……勞 動力的合作力量（尤其表現在非物質性的勞動力上）提供了勞動自己增殖

（valorizing itself）的可能性（Negri & Hardt, 2002；轉引自萬毓澤，2006：

頁117）。

然而，前述的工作滿意度與高度的職業認同，恐怕並不十分符合當前多數自 由新聞工作者的概況。在前述的美國小規模問卷調查當中，電視新聞自由工作者 的工作滿意度雖然平均分數稍高，但實際上卻沒有任何一項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 準（Ryan, 2009）。進行深度訪談的研究者也坦承，所訪談的10 位電視新聞自由 工作者，其實是屬於這群體中的｢菁英階層｣（Ryan, 2008: 137）。這也呼應了從 Bauman的液態現代性觀點看來，非典型雇用型態的液態流動意味著浮動不安與 開放性同時存在的狀況，將產生更大的不平等以及社會與經濟極化的現象（Lee, 2005）。澳洲的研究中同時也指出，其實這些自由新聞工作者接受非典型雇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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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自主性｣的理由並不存在，因為許多自由新聞工作者會為了接案的順利，其 實更容易接受新聞組織管理階層的控制、降低了獨立性（Das, 2007）。

相較起正職工作者將新聞報導視為「工作」，對於運用新媒體或另類媒體

（alternative media）為發表平台的獨立或公民記者而言，是心甘情願且免費、甚 至自費參與其中。他們透過個人或集體的方式蒐集、報導、分析、傳佈新聞資訊，

積極地參與訊息產製，提供廣泛多元的資訊。公民新聞強調將新聞生產的權力直 接交給公民，透過簡便、易操作的生產工具報導新聞，使每個公民都是記者，目 的是打破專業者的新聞壟斷，賦權於一般民眾，建立新聞生產的由下而上模式與 力量。對於網路媒體平台而言，公眾源源不絕的產製內容隨時更新網站，透過轉

積極地參與訊息產製，提供廣泛多元的資訊。公民新聞強調將新聞生產的權力直 接交給公民，透過簡便、易操作的生產工具報導新聞，使每個公民都是記者，目 的是打破專業者的新聞壟斷，賦權於一般民眾，建立新聞生產的由下而上模式與 力量。對於網路媒體平台而言，公眾源源不絕的產製內容隨時更新網站，透過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