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過去：正反之辯證

為了簡化版面的名稱論述，使雙方立場更容易辨識，自本章開始，筆者將「支 持保留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論述，以「正方」代稱；而「反對保留中華文化基 本教材」之意見，則以「反方」為名。

壹、正反說法之詮釋 一、關於正方的說法

（一）從「文化」出發的觀點

以「文化」為論述依據，是正方最主要的重點核心。從他們的說法看來，唯 有四書能代表整個國家文化，所以將之定為「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選材來源，是 一件理所當然的事。而且該課程應列為必修六學分，不能是選修、也不能被降低 學分數，更別說是被廢除，否則國家將會失根。筆者相信，如果單就四書本身的 歷史價值而言，大家都同意確有其思想特色，所以謝大寧才會覺得沒有人敢真正 挑戰文化基本教材的價值。但問題在於，從四書到「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之間，

其實還牽涉到很多不同的層次與概念。

第一，四書不等於整個儒家，而儒家也不能代表全部中華文化。儒家思想在 經過幾千年的演變後，面貌已和最初的孔孟學說不同；更別說中華文化的豐富多

元內涵，根本無法用區區四本書就說盡一切。第二，中華文化只是台灣這塊土地 上的一部份文化，不是全部。余光中跟董金裕都提到，中華文化的基因早已與台 灣血脈相融合，要將教材做到完全「去中國化」是不可能的；那麼反過來說，「去 台灣化」應該也就於理無據。雖然謝大寧解釋，台灣文學作品之所以不能被選入

「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由於「選材來源必須是聖人之言」；但「聖人之言」一 詞，不只缺乏客觀的判斷依據，且綜觀與高中教材相關之法規，更沒有這項規定。

因此，中華文化不必是文化基本教材的唯一選材來源。第三，無論是哪一種文化，

即使再怎麼珍貴，不代表就一定要列為必修。文化價值的高低，和教育判斷是兩 件事。例如關於中華文化價值之探討，是從學術的角度出發，屬於文史學者的專 業；而制定合宜的課程政策與教材內容，是從學生的角度出發，屬於教育領域的 責任。為了避免師生在教學現場中兩敗俱傷，任何文化在放入教材、甚至被列為 必修前，應該都要先進行教育性的評估或處理，才能下最終政策的決定。

總之，減少或刪除「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課程份量，並不會就此讓國家陷 入淪亡危機中。所謂的文化精神，應該是深埋在該社會人民心中的情感，而非繫 於「中華文化基本教材」開課時數之多寡。曾經在籃球世界掀起一陣「林來瘋」

熱潮（Linsanity）的林書豪，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林書豪出身的背景多元，兼具 美國、中國、及台灣民族的特色，但他從來不會拘泥或否定其中任何一個文化血 統，而是用開放的態度去看待這件事，並持續在自己的專業上努力，才有後來的 驚世成就。⁷⁵由此可知，真正會讓國家斷根的事情，不是「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被 廢除，而是一個民族的思維邏輯漸趨僵化與封閉，再也無法成長茁壯所致。

（二）從「道德」出發的觀點

關於「道德」之培養，一向都是教育改革極為重視的主張，也是正方立場中 第二常見的論述力量。綜觀四書的內容，和道德有關的字句並不在少數，故正方 會認為「單靠」讀四書就「足以」培養學生道德，也是無可厚非的事。例如段心 儀認為，會選擇儒家思想當「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因為其具有關懷社會、積極

75 關於林書豪的出身背景介紹，可參考《亞洲週刊》第 26 卷第 9 期的封面專題「爭奪林 書豪 台灣人 vs 中國人 vs 美國人」（2012 年 3 月 4 日），網址：http://www.yzzk.com/cf

向上的特質。這種說法應辨明之處在於，四書只是一種文化思想的成果，並非以 作為「培養道德的教材」而設計。我們相信，讀四書有助於更加認識傳統儒家文 化，但未必能提升學生的道德水準。何況連正方的謝大寧自己也說，不贊成將四 書與道德做直接聯繫，因為兩者之間的關係是複雜、曲折的。

正向人格的養成之所以不容易，是因為其需要長期間的累積，跟整個大環境 的配合。像是家庭教育態度、文化氛圍洗禮、經濟發展好壞、及社會制度走向等 面向，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是單就教師一人或特定教材便可以承擔的。這也 是為何，無論在哪個歷史朝代或國家，都有道德低落的社會案件發生。如果我們 在判斷事情時，總是習慣不經思考就以偏概全，例如將台大情殺或翹腿姊等事件 主角，直接上綱到「年輕人道德水準日漸低落」的層次，或將普悠瑪車頭不合規 格的新聞，隨意遷怒到教育改革政策，就等於是直接抹殺了所有基層教師跟公務 人員的努力，那未來又要怎麼說服學生「讀過文化基本教材的人，會比較有智慧」

呢？筆者想問的是，難道品德低落的現象，就完全不會發生在讀過文化基本教材 的中老年人身上嗎？因此，正方在進行意見陳述時，最好要先釐清「四書」、「儒 家思想」、「中華文化」、「道德培養」、「國家發展」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等獨 立的概念間，是否確實存在高度的關聯性。

（三）從「語文」出發的觀點

正方指出，就是因為過去課標時期對「語文」能力的強調，才使得台灣能夠 穩居華語的領導者地位；如果學生文言文程度不好，白話文也不會發展健全。對 此，畢業於台大醫科的朱真一醫師（2015）表示，過去國文教育都是以文言文為 主，不重視生活應用文，加上沉重的考試壓力扼殺了學生對閱讀的興趣，導致現 代人閱讀能力普遍低落。其他如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等有漢字教學的國家，古 文部份雖然沒有台灣多，但閱讀能力都比台灣好。也就是說，學習太多跟目前生 活無關的虛幻之文，不但對生活沒有幫助，反而還會降低白話文的閱讀能力：

美國的研究發現，閱讀能力是健康及醫療好壞最重要的指標，比平常所謂社會經濟 或收入，影響人的健康更大。閱讀能力差者，不瞭解資訊，連電視上的宣導就難瞭 解。預防疾病的常識少，不知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會去做疾病篩檢，生病住院的機

會增加，病情也較嚴重。（朱真一，2015）

由此觀之，教導學生認識切身所在的這個世界，其重要性並不亞於知識學習 層面。可惜在升學主義當道的台灣社會中，能夠接受此論調的保守人士並不多。

張曉風曾言，不贊成政府過度提倡英文教育，因為很多人大半輩子都不會用到英 文，所以懂國文比懂英文更加重要。同理可證，文言文也不是一般人在生活中常 會碰到的語言，所以懂白話文應該比懂文言文更加重要。有位北一女校友在 101 課綱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草案公聽會中提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應該被列 為必選的理由，是因為其關係到台灣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以目前世界都在流行中 文熱的趨勢看來，會不會有天當外國人都在談孔孟之學時，我們卻只能鴨子聽雷、

無法應對？針對這個疑慮，筆者認為也是一樣的道理。不是每位學生都能夠擁有 和外國人討論孔孟之學的機會，因為那是屬於政治或經濟的精英階層，甚至是專 業領域人士才會面臨到的情況。以那些階層人士的學識素養來說，相信也不至於 無法和外國人討論孔孟之學；至於其他人，其實只要具備基本的語文能力及國文 常識即可。回顧國民教育的課程設計理念，應該是要幫助學生的身心能健全發展，

找出自己的興趣並好好培養，而不是強迫每個學生都要成為國語文的專家。

（四）從「政治」出發的觀點

針對國文課程的文言文比例，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修課時數逐年下降一 事，正方極力呼籲政府，政教必須要分離，萬不可因選票壓力，而向想要去中國 化的有心人士妥協。筆者認為，這個論述的邏輯完全是自相矛盾。眾所皆知，儒 家思想能夠居於中國歷史文化的主流之位，是因為其從漢代開始，便受到政治保 護的關係。除了在五四運動時期遭受到嚴重打擊外，幾乎沒有人敢真正挑戰儒家 的價值，或對儒家正統地位產生質疑。但世界上所有事情，其實都是一體兩面的；

既然儒家擁有了政治保護，相對的，就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承受眾人對其「政 治特權」之批判。隨著時間演進，社會風氣漸漸走向自由與民主，傳統威權的崩 盤與反古行動越演越烈，五四運動的發生，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五四運動代表 過去的鉅型論述方式，已經很難再說服帶有批判精神的新思潮擁護者。因此，那 些獨尊儒家的政策，自然也就被一一挑出來檢視。

筆者在分析正方的說法後，發現他們完全不覺得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 為必修，是一種政治與文化上的特權。因為儒家思想極為重要，所以必修這個選 項是天經地義，和政治沒有任何關係；過去如此，未來也理當如此。既然正方並 不認為，將教材放在必修是一種特權，那他們自然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麼社會總 要抨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被列為必選，是因為拜政治所賜。所以謝大寧之前 才會說，那些反對「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人，根本不敢直接挑戰儒家的傳統價 值，只敢用一些技術性的理由來維護他們的立場。所以當正方聽到政府要將「中 國文化基本教材」改成「論孟選讀」時，便直覺地認為政治已經嚴重干預了教育。

筆者在分析正方的說法後，發現他們完全不覺得將「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 為必修，是一種政治與文化上的特權。因為儒家思想極為重要，所以必修這個選 項是天經地義，和政治沒有任何關係；過去如此，未來也理當如此。既然正方並 不認為，將教材放在必修是一種特權，那他們自然也就無法理解，為什麼社會總 要抨擊「中華文化基本教材」被列為必選，是因為拜政治所賜。所以謝大寧之前 才會說，那些反對「中華文化基本教材」的人，根本不敢直接挑戰儒家的傳統價 值，只敢用一些技術性的理由來維護他們的立場。所以當正方聽到政府要將「中 國文化基本教材」改成「論孟選讀」時，便直覺地認為政治已經嚴重干預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