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二：復興中華的「尊儒」

民國 10 年（五四運動過後兩年），陳獨秀 ²⁴及李大釗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國 共產黨，並曾與執政的國民黨有過二次合作，但結局都是以相互鬥爭收場。第二 次國共內戰後，毛澤東在北京宣布成立中華人共和國（民國 38 年 10 月），而國民 黨則因被共產黨的人民解放軍擊潰，敗逃至台灣，開啟了台灣政治局面的新頁。

壹、反共復國的教育大業

帶著戰敗恥辱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在蔣中正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 則下，全國動員實行與「反共抗俄」相關的一切政策，目標是收復被共產黨竊取 的大陸領土，重返過去由正統中國政府所治理的光輝榮景。因此，當時整個台灣 社會都瀰漫在「肅殺共匪」和「反共必勝」的氛圍中，而教育也無可避免地成為 上位者灌輸政治意圖的最佳手段。民國 51 年 2 月 14 日，教育部為了使教育政策 能夠順應社會變遷並趕上世界潮流，便在台北召開為期四天的「第四次全國教育 會議」，廣邀海內外專家學者齊聚，討論如何解決當前的教育問題。其實「第四次 全國教育會議」的意義相當重大，因為距離上回「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的召開 時間已有二十三年之久，故「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不但是中華民政府遷台後的 首次全國教育會議，也是決定未來教育發展方向的一次關鍵性指標。至於會議之 核心精神，可從當時教育部長黃季陸的致詞中看出：

今天我們在這裡舉行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所面臨的問題不外兩端：一是如何發展 現有的教育設施，以做建國之用；一是如何策畫大陸教育重建工作，以為光復之準 備。（教育部，1962：7）

黃季陸認為國民黨之所以會敗給共產黨，是由於對日抗戰勝利後的教育重建 工作不夠充足，所以在反攻大陸前需先對教育進行嚴謹的規劃，等未來收回彼岸 國土後，才對得起一直留在大陸受苦受難的教育學者與同胞。這種以反攻大陸為 教育前提的論述，待蔣中正親臨第三日的會議後，隨即被上綱到更高的層次。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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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當時的致訓詞說到：

這一次的教育會議，是反攻復國的教育會議，也可以說是反攻復國的準備會議。今 後我們的教育，應該特別注意精神教育和生活教育，並應以民族主義教育為基礎，

以發展民權主義教育和民生主義教育，來承擔反攻復國的神聖使命。（教育部，1962：

15）

蔣中正歸咎大陸淪陷的原因，是由於教育的失敗；不單是學校教育有問題，

整個教育政策都有錯誤。因此，要想解救那些被共產黨壓迫的同胞，除了軍事力 量以外，徹底施行文化教育才是最重要的一步。換句話說，反攻復國大業就是一 場打思想、打學術、打人才、與打教育的戰爭，而這些全都以本次會議為起點（教 育部，1962：15-17）。就在「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結束的五個多月後，「中國文 化基本教材」便出現在 51 課標中了。

雖然 51 課標在「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舉行前一個多月即完成草案制定，該 會議僅單純再對 51 課標草案進行審視，但從上述國家及教育領導者的發言內容可 以看出，他們強烈的政治意圖與傾向必定早就主導了整個 51 課標的內容安排及教 學方向。「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當時的其中一位參與者──胡適，在會議第一天 下午就發表了想法：他認為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第一天就很亂，會議的相關資料²⁵ 在開會前一天才發給大家，這樣怎麼來得及細看。另外，關於會議中「課程提案 組」的成員名單，胡適也說：「這一組裡大都不是研究教育的，他們能審查什麼」

（胡頌平，1984：302-303）。基於前述資料判斷，可以看出 51 課標之修訂並非從

「教育」的角度出發，而是為特定的政治意圖在鋪路；因為 51 課標雖然形式上有 做出讓專家學者過目的動作，但實際上並無讓他們有表示意見的機會。

總結來說，筆者推斷「中國文化基本教材」出現的表層原因，是由於教育部 在修訂 51 課標時採納了高明的建議。高明認為，中國文學既能陶養學生的性情，

也能培育學生的民族意識，使之接受真善美的感召，不會盲目地受到共匪欺騙，

並以身為一個具有傳統中國精神的青年為榮；故國文科應擔下重任，將「中國文 化基本教材」納入所有中等學校的課程內（教育部中等教育司，1960：153）。但

25 胡適拿到 51 課標的草案後，發現整本資料竟然厚達 492 頁。

深層的原因，恐怕還是以政治力的影響最大。畢竟課程標準本身就是一項政策，

而政策是以執政者意識為準則，非以知識份子對中國文化的熱愛為考量，更不是 用教育哲學思維去決定；畢竟在當時，沒有比光復國土更重要的事。假如知識份 子的主張正好與執政者意向相符，那麼其意見被納入教材的機率就會大增，反之 則反；這樣的文化發展方式，和五四運動完全不同。五四運動雖然號稱想要「打 倒孔家店」，但發起成員以熱愛祖國的知識份子為主，他們在東西文化衝突中所進 行的思想自省與革命，對整個教育發展和中國邁入現代化之進程，都有極為正向 的意義。而國民黨遷台後的這段期間，雖然口口聲聲說要維護中國文化，但真正 目的卻是為了奪回大陸政權，將教育當做復國工具。這樣的心態，與五四運動時 知識份子們真心維護中華命脈的情感相比，完全不同。或許就是因為國民黨政府 過去如此威權，強灌儒家思想於課程之中，才會埋下後來社會大眾漸漸對中國傳 統文化反感的種子。

貳、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民國 55 年 5 月，毛澤東為了重返黨中的核心地位，便在大陸境內發動大規模 的政治鬥爭行動，也就是俗稱的「文化大革命」。由於文革訴諸「立四新、破四舊」²⁶ 的概念，所以大批紅衛兵殘暴地破壞各種和傳統有關的古蹟文物，燒毀書籍字畫 並迫害虐殺知識學者，行徑凶狠且不知節制。這段期間無數人命白白葬送，國家 財損與文化失落的狀況更是難以估計。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歲月，堪稱是中國 近代史上最殘酷、也最黑暗的時期。

為了回擊中共自執政後對中國傳統文物的破壞，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不斷 發生的慘無人道事件，台灣的知識份子如孫科、²⁷王雲五 ²⁸等，也在同年 11 月發 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希望將孫中山的誕辰訂為「中華文化復興節」，以宣 示台灣是中華儒家文化的保存與捍衛者。他們於民國 56 年再成立「中華文化復興 運動推行委員會」，由蔣中正擔任會長，為保衛道統而努力。根據林果顯的研究，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重點如下：

26 「四新」指的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四舊」指的是舊思想、舊文化、

舊風俗、舊習慣。

27 孫科是中華民國史上，唯一曾任三院（行政、立法、考試）院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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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化」所指的是符合三民主義、負有戰鬥任務、「討毛反共」的文化，具體的 工作展現在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推行國語、發揚儒家傳統文化上，包括推動古籍今 註今譯、在學校課程中增加以四書為主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推行國民生活須知與 國民禮儀範例，均為影響深遠且實施長久的成果。（林果顯，2011）

其實許多知識份子也很清楚，統治者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背後，可能都 帶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意圖；但對於真正熱愛中華文化的知識份子來說，只要中華 傳統意識可以繼續被保留並傳承下去，這樣就足夠了（林安梧，2015：16）。當時 台灣致力於宣傳儒學的知識份子代表，首推「當代新儒家」。²⁹林安梧認為，當代 新儒家最大的特色，就是將處於現代化社會中的儒學，以當代學術語言進行整合 與重塑，也就是將重心放在「傳統的重建與現代化的開出」。因此，當代新儒家可 以被歸類到新傳統主義，亦有人稱其為文化的保守主義。至於相關代表人物，早 期有熊十力、梁漱溟，中期有張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近期則有王邦 雄、曾昭旭、王財貴、林安梧等。這些在台灣的近期當代新儒家，除了於大學課 堂中講述儒學經典、主動參與民間的講學活動外，也有像王財貴，積極推動全球 讀經運動，影響力遍及整個華人世界（林安梧，2015）。他們的努力，成功證明中 國傳統文化的古典風華與現代視野，是可以並行而不悖的。

參、本節小結

藉五四運動風潮而成立的共產黨，在民國 38 年逼退國民黨後順利建國，展開 了一連串刻意打壓傳統儒家文化的行動。之後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更使這種「除 舊滅儒」的思維達到巔峰，受到風暴波及而損失的文物與人命難以數計，堪稱近 代中華文化發展中最大的悲劇。而國民黨遷台之後，初期以三民主義、中華精神 為核心，雷厲風行地推行反共政策，同時亦首推改進教育為復國成功的關鍵，因 此「第四次全國教育會議」實有其特殊的時代任務。筆者推斷「中國文化基本教 材」應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首度出現在普通高中的課程標準裡。民國 55 年，

鑒於大陸所爆發文革慘況，台灣知識份子連署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傳統

29 以發展內容來說，儒學可分為三個階段：「原始儒家」（先秦孔、孟、荀子等）、「新儒 家」（宋明理學，程朱、陸王學派等）、及「當代新儒家」。

儒家精神捍衛者的角色自居，和對岸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當代新儒家的努力，不 但使中華傳統文化面貌得以被完整保存，更為中華文化在科技至上的社會裡，爭

儒家精神捍衛者的角色自居，和對岸形成鮮明對比。這些當代新儒家的努力，不 但使中華傳統文化面貌得以被完整保存，更為中華文化在科技至上的社會裡，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