眷村外省第二代女性的社會處境（1968-2014）

眷村外省第二代女性因應家庭經濟所需、順應時代發展趨勢，紛紛走出眷村，

投入勞動人口，並在離鄉背井、無親無依的環境裡，發展家庭以外的個人關係，

包含同事間的情誼，以及相對於傳統媒妁姻緣的自由戀愛。從一個但求溫飽，滿 足基本生存需求的年代，走出眷村，同時邁向自我實現、與家人以外的個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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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營關係的世界，女性如何隨波嵌置傳統角色中陌生的勞動自我、情慾自我，

為本節所欲探討的文獻主軸。

一、眷村第二代女性投身勞動人口之處境

在臺灣，婦女從閨房裡解放出來，可以獨當一面，擁有一份工作，名字寫在 薪水袋上，已經是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事。1860 年到 1863 年，天津條約開放臺灣（台 南安平）、淡水、基隆、打狗（高雄）等港口作為西方國家通商口岸後，為因應茶 葉興起，開啟了「採茶女」這個女性特有的職種。直到 1930 年元旦起，《臺灣民 報》介紹各界的職業婦女，僅十一類。基本上，戰前婦女對自己的期許仍以家庭 為重，不少婚後即放棄職業的知菁女性（陳柔縉，2011）。

到了一九五○年代，化學纖維、成衣、紡織等工業開始扎根起飛。女性在經 濟轉型下走出私領域、進入公領域，成為女工（江文瑜，1998）。腳踏車是當時許 多女工用以代步的主要交通工具。五○到六○年代是腳踏車在臺灣的黃金時期，

那時公車班次少，路線也不多，摩托車則是到七○年代才開始普及，所以腳踏車 成為當時主流的交通工具。當時騎腳踏車還要繳稅，因此腳踏車在五○年代的臺 灣被視為一種財富的象徵。直到六○年代，輕工業開始發展，一般民眾經濟條件 獲得改善後，腳踏車才開始普及。當時的加工出口區，常常可以看到下班時間，

大批女工騎著腳踏車回家的景象（吳昆財，2006）。對中下階層的女性而言，為報 父母恩，往往一有工作能力就開始就業賺錢，養活自己，更貼補家用。尤其過去 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常從事低技術性工作，例如：工廠作業員、店員、裁縫、

美容等，對「家人」的懸念與家境的改善是認命勞動的火力動能，女工的「家」

在遠方農村，「家人」在心中，「家人關係」承擔了工業化機械快速轉動的「分離」

作用；傳統女性不具備日後養家活口的責任，工作只是生命中的過渡期，其生命 重心在婚後的家庭生活。數年後，多數女工便相繼往結婚養家的生命之河走去（莊 慧秋，1990；夏林清，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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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人類學家 Henrietta L. Moore 認為單純以工業化作為女性是否得到解 放的指標，並不足以闡述在不同社會脈絡下女人的狀況。資本主義工業化以後，

不同地區國家的女性所受到的影響，隨其階級、性別規範文化等因素而有程度上 的不同。Moore 主張應該以更複雜多元的角度，如：教育、婚姻年齡、性別規範，

來分析不同社會內的女性具有工作之現象，及其對女性的影響。並進一步指出除 了外在社會結構因素之外，尚應加入家戶形式的變項，方能看見女性在家戶內的 的差異。綜合以上變項相互作用的概念，去探究女性於其所處的社會脈絡底下，

何以進入職場，以及對其所造成的影響（洪芳婷，2010）。黃富三（1977）觀察英 國工作業革命問題，指出臺灣女工在農工社會轉型過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對近代社會的塑造亦形成深遠的影響，因此於 1974-1976 年間，以當時台灣最興盛 的紡織廠及電子廠女工作為研究對象，了解這群在工業化過程中，茫茫然投入陌 生的工廠環境，置身舉目無親異鄉的年輕女孩之社會處境。

（一）女性投身勞動市場

農業社會中，女性被賦予操持家務的主內角色，終生不需要離家；工業革命 後，勞動市場產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女性開始離家工作，共同肩負養家活口的重 擔，戰後的臺灣，亦步向這樣的趨勢。當時輕工業的發展，為日後臺灣經濟起飛 著實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男性勞動人口已無法滿足工業部門的大量勞力需求，女 性勞動力比例日益增加。1964~1975 年間，男性勞動參與率自 83.70%降至 77.61%，

此與教育延長有關；然而婦女勞動參與率卻由 34.04%增為 38.58%。同時期，男女 性就業總人口比，由 77.44%對 27.56%，變為 67.36%對 32.64%，即男性比率下降，

而女性上升。1964~1973 年之統計同樣顯示女性為勞動力增加之主因，在此時其中 新增之 1,720,000 勞力中，男性只占 39%，女性占了 61%，其中 15-24 歲者占 26%。

未婚者比重超過已婚，同期已婚勞動參與率自 23.9%增至 39.2%，未婚者勞動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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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則從 43.47%增為 65.5%。由以上數據可見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之重要性日增，尤 其未婚年輕女性可謂勞力密集工業之主力。（黃富三，1977）

（二）臺灣紡織業的發展

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遷臺後十年這段工業化過程中，輕工業扮演著決定性 的角色，一方面銜接農業社會，一方面領導發展現代化工業，其中，紡織、電子 業為當時臺灣最主要的兩項輕工業，且女工多集中在這兩業。紡織業是最早發展 的輕工業，亦為引導臺灣工業發展的主幹，過去是女性勞工就業的主要目標。依 據 1951 年底統計，男工計有 5,690 人，而女工則有 20,147 人，女工超過男工的三 倍以上相較其他產業，女性勞工於紡織業明顯多於男性。根據黃富三（1977）與 張曉春調查，女性離家進入工廠，主要理由是為了貼補家用與自力生活，教育程 度越低者尤為如此。黃富三於 1974 年至 1976 年間針對高雄加工區某紡織廠進行 問卷調查，女工學歷以初中最多，次為高中，三為國小。其另指出 1974 年臺灣加 工區產業工會聯合會簡介中，工會會員則以國小學歷最多，國中次多，高中第三。

其中教育程度愈高，未婚比例亦愈高。省籍分布則以本省籍佔絕大多數，外省籍 僅佔 8.98%，未婚外省籍教育程度一般高於本省籍，教育程度愈高，外省籍所佔比 例愈高；已婚者則教育程度差異極小。女工平均年齡甚輕，多分佈於 15-29 歲之間，

多為未婚者，大多數女工 24 歲後即離開工廠，少數留廠女工多為已婚者。24 歲即 離廠的主因為工廠工作時間長，難以兼顧家務與母職，因此女性婚後多選擇離職。

住宿狀況，未婚者多住在工廠宿舍，已婚者則多居住家中或租屋。無論已婚、未 婚，多數女工都將所賺的錢匯回家，主因是家中需錢，以及報答父母養育之恩，

呼應家貧為當初離家入廠的主要原因，而內在動機則是為了孝順父母。

除了女工就業組成的分佈狀況，黃富三（1977） 更進一步經由研究調查了解 當時代女工的社會性相關問題。研究指出多數女工初次離家進入工廠，未能立即 適應工廠生活，主要原因為「離開親友，精神孤單」，次為「新環境，人多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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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應付」，顯見問題來自離開熟悉的原生家庭，初入陌生環境所產生的疏離感，

多數人於五至六個月內逐漸適應工廠生活，如一年內不能習慣者，日後亦難以適 應，實因工廠薪資不高、異鄉生活寂寞、工廠紀律不易適應，若遭主管任意責罵，

更增添心理痛苦。對工作的感覺主要為工作吃重、單調無聊、及缺乏興趣。假期 間的娛樂則以回家看親友最多，可見工廠女工多注重原生家庭，或可看出生活侷 限於家庭。對應工廠生活最難忍之事，正是不能與父母家人見面者最多，次為工 廠人多事雜，糾紛多。然而，喜歡在工廠工作的人數遠高於喜歡留在家裡的人數；

喜歡留在家裡的女工大都因為家人能彼此照顧，較有安全感；喜歡在工廠工作的 主因則為自食其力，有獨立感，佔了 56.20%。每日工作餘暇之消遣則以閱讀最多，

其他尚有逛街、看電影、看電視、聽音樂、訪友聊天、運動、找異性友人等。其 中找異性友人佔少數，絕大多數女工無異性朋友，調查顯示教育程度愈高，無異 性朋友者比例愈高，反應在工廠中男性偏少，不易結交異性朋友，另一方面，教 育程度愈高，要求條件愈高。有異性朋友的女工以在外面偶然認識者居多，朋友 介紹者次多，親戚家人介紹者第三。大多數女工期望的結婚對象為工廠以外的人，

期望結婚的方式以自由戀愛最多，超過五成，家長決定亦佔二到三成，足見當時 仍有不少女性遵從傳統，願意將終生大事的決定權交給家中長輩。黃富三（1977）

指出，待工廠薪資不高、異鄉生活寂寞、工廠紀律不易適應，遭主管任意責罵等 問題隨時間解決，女工面臨最大的問題是自卑感與情感生活問題。女工多以身為 工人看低自己，其中有人便因此害羞、畏縮、不敢參加團體活動，甚至不敢交男 朋友。另因上述工廠多為女性少男性、工作時間長、工廠生活相對封閉等，部分 女工因缺乏結交異性友人的機會而耽誤婚姻，如 1965 年 11 月 21 日民族晚報所報 導：許多女工近三十而仍未婚，已為當時代被看見的現象。

二、眷村第二代女性之情慾走向

順利銜接家庭生活為傳統女性一生的依歸，然而傳統文化對於兩性互動的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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錮十分不利於日漸走向自由戀愛的時代女性。

費孝通（1991）指出，在以充分瞭解來配合人們相互行為的傳統社會中，性 別的鴻溝是個基本的阻礙。男女生理上的分化是為了生育，生育卻又規定了男女 的結合。這一種結合基於異，並非基於同。在相異的基礎上去求充分瞭解是困難 的、是阻礙重重的、是需要不斷地在創造中求統一的。因此，戀愛是一項探險，

是對未知的摸索。戀愛和友誼不同，友誼是可以停止在某種程度上的瞭解，戀愛

是對未知的摸索。戀愛和友誼不同，友誼是可以停止在某種程度上的瞭解，戀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