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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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文的研究主題為《晉書》與《世說新語》間的敘事差異，關注於《世說新 語》材料進入《晉書》後所產生的變化，觀察史家如何引用《世說新語》，探究敘 事差異現象背後的原因及其意涵。在進行以二書重出資料為主的考察前，先在緒 論中闡述本文的研究動機，檢討前人的研究文獻，並說明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及進 行步驟，才進入主題展開研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筆者在閱讀《世說新語箋疏》的過程中，往往從注中看到余嘉錫援引唐修《晉 書》相近的篇章對照並舉，進而發現兩書重複的材料甚多，深覺《世說新語》的 史料價值，但並未往深處思考此現象，然而因為筆者著迷於《世說新語》的吉光 片羽，對於王謝大家等諸多人物心嚮往之，魏晉風流更激發筆者研讀的興致，想 進一步知悉這些歷史人物的事蹟，因此去查閱《晉書》，但在閱讀相關的人物列傳 後，發現部分活躍於《世說新語》的人物在史書中默默無名，而《晉書》長篇撰 述的重要人物在《世說新語》中卻僅有短短幾則，甚至缺席於《世說新語》的篇 章中，同時也發現其中的精采片段或是人物亮點大多已出現在《世說新語》中，
再次肯定兩書材料高比例的重複率的同時，也讓我驚訝兩書既然如此殊異，《晉書》
何以大量引用《世說新語》的敘述，讓我開始對於這樣同事異載，或是近乎相同 的文字敘述產生興趣，想探究此種現象，因此開始關注《晉書》。
援引《世說新語》使《晉書》招致無數非議，而唐代劉知幾的《史通》最早 以此為負面例證進行批評，諸如《史通‧采撰篇》批評《晉書》的取材，劉知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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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糟。反正二十四史都不合於近代史籍的要求，我們要看的史料越生越好」9。梁 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也提出類似的看法：「對於舊史之評價又當一變，即 以前所評四書言之：例如《晉書》，自劉知幾以下共譏其雜采小說，體例不純。吾 儕視之，則何傷者？使各史而皆如陳壽之《三國志》，字字精嚴，筆筆錘煉，則苟 無裴松之之注，吾濟將失去許多史料矣。」10兩人站在歷史學家的立場，均從保存 史料的方向肯定《晉書》雜采小說的價值。
《晉書》的敘事傾向頗具爭議，褒貶兩極的評價反應出前人對於《晉書》引 用《世說新語》的迥異態度，歸納前人對此的批評話語，深究其批評的內涵，可 知其不滿主要在於《晉書》大量援引小說作為史料，前人的批評可分成《世說新 語》本身的文體和史家援引的頻率來兩方面來討論，在此先聚焦於《世說新語》
的文體，探討史家援引小說入史的適切性。
衡量史家援引《世說新語》的行為，須回到唐代史家編撰之際，從當時對於
《世說新語》的認定，來考量史家的引用。《世說新語》在唐代魏徵奉召所修撰《隋 書‧經籍志》中被歸為子部，視為「小說」一類，依據漢代桓譚的《新論》：「小 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家理事，有可觀之辭」11和班固的《漢 書‧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 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
12，可知當時所謂的「小說」有別於今日我們對於「小說」的概念。
劉知幾在《史通．雜述》中將小說分為十流：「爰及近古，斯道漸煩。史氏 流別，殊途並鶩。榷而為論，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紀，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 曰瑣言，五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書，十曰都邑簿。」
13對每一類別有詳細的定義，同時將符合定義的書籍一一列舉出來14，並點出「偏
9傅斯年著：《史學方法導論》(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39。
10梁啟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 年)，頁 57。
11漢‧桓譚著，朱謙之校輯：《新輯本桓譚新論》(北京市：中華書局，2009 年) ，頁 1~2。
12漢‧班固著：《漢書》(北京市：中華書局，1997 年) ，頁 448。
13唐‧劉知幾著：《史通》，頁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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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可與史書相參證。
史家援引「小說」作為史料之舉若是屬於撰史之法，則《晉書》所采擇入史 的篇章之適切性可能為爭議所在，然而今日已經很難探究史家對於史料的選擇，
因為當時史家所參考或引用的書籍大多已經亡佚，因此我們並未擁有足夠的證據 去判斷史家對於史料的引用是否為最佳選擇，但依照《晉書》各傳的敘事脈絡，
發現史家所添加的材料與之相輔相成，若是另外挑選其它的材料，則可能和敘述 斷然二分，由此可知史料引用與否取決於史家的判斷，《晉書》各傳所呈現的就是 史家想塑造的人物形象，史家所想建構的歷史。
唐修《晉書》讓人詬病之處，除了引用小說進入正史引發爭議外，從「皇朝 新撰《晉史》，多采以為書」20和「好采詭謬碎事，以廣異聞」21可看出史家引用的 頻率也招致非議，大量引用《世說新語》的資料或許和傳記體裁相關，「傳記並不 是純粹的歷史，它還需要表在傳主的個性。也就是說，除事實的真實以外，傳記 還需要另一種真實。」22 傳記的寫作為了突顯傳主的個性，使人物形象立體化，
所以會酌情引用人物掌故，補充傳主的生平事蹟，拓展故事的層次，而因為《世 說新語》所記載多為真人真事，再加上文本質量俱佳，冠絕六朝小說，被《晉書》
廣為引用不足為奇。除此之外，時代風氣亦影響到《晉書》的書寫，魯迅在《中 國小說史略》對於《世說新語》如此記述：「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 于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于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
与漢之惟俊偉堅卓為重者，甚不侔矣。……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舊聞，
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為人間言動，遂脫志怪之牢籠也。」23魏晉 的名士風流影響當代士人的處世態度和言行舉止，史書既然以史為本，則要盡力 為後人呈現當時的樣貌，大量引用《世說新語》所收錄時人的諸多軼事，以達還 原時代的目的，史家此舉亦無可厚非。
20唐‧劉知幾撰：《史通》，頁 85。
21後晉‧劉昫等撰，黃永年主編：《舊唐書‧房玄齡傳》(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年)
22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9。
23魯迅著，周錫山評註：《中國小說史略》(台北市：五南書局，2009 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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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別從《世說新語》本身的文體和史家援引的頻率來兩方面來討論前人 的批評，現將焦點拉回至唐修《晉書》。《晉書》和《世說新語》存在相似的敘述，
如果僅因為《晉書》成書於《世說新語》之後，便稱《晉書》與《世說新語》重 出的材料出自於《世說新語》，則這樣的推論似乎過於獨斷，因為《世說新語》和 諸多亡佚的晉史成書在相同時代，記載相同時代的事件，兩者是互不相涉的各有 所本，恰巧重複記載相同的事件；還是兩者參看同樣的材料，有相同的材料來源；
還是彼此存在相互參照的關係，在並非完全隔絕的情況下，兩者很難說是絕對無 關聯，但也無法證明兩者間存在確切的關係，今日已經難以考據《世說新語》和 諸多晉史間的關係為何，對於《晉書》出現與《世說新語》相近的篇章，筆者並 不能確定史家是否直接引用自《世說新語》，還是引用自其他的史書，但就現存的 文獻資料，確實可以觀察到二書所存在的重出資料，而前人也將此事簡化為唐修
《晉書》援引《世說新語》的材料，因此筆者在之後的行文都會視兩書存在引用 關係。
其實無論唐修《晉書》直接援引《世說新語》與否都不影響論述的進行，因 為本文雖然關注的是《晉書》和《世說新語》兩書重複的篇章，研究的重心在於 材料進入唐修《晉書》後所產生的變化，著眼於事件進入官修正史所產生的變化，
企圖以這些重出的篇章探究史家如何使用史料，從敘事差異中一窺史家撰寫正史 的原則和意圖。
從《世說新語》到《晉書》，同一素材在兩書的轉變呈現敘述從小說到歷史的 變化，雖然《世說新語》三十六門類的部份分類，像是德行、政事、文學貌似符 合史傳所需的借鑑意義，然而其內容卻非記述人物在此方面的功業，而是與之相 關的逸聞，再加上其他門類皆有篇章進入《晉書》，使得《世說新語》進入正史面 臨著修改調整，因為史傳的創作目的就像陳蘭村在《中國傳記文學發展史》中提 及中國古代的傳記文學有「明確的功利性」，他主要指的是「以史為鑑」、「教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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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4，也就是史書所承載的社會教育功能，史家作傳的考量影響著史書的撰寫，
《晉書》亦承擔這樣的歷史責任。
歷史敘述需要以一種故事的形式呈現，史家既要以真實發生為寫作的根據，
又必須妥善運用文字表達，其中的尺度該如何拿捏，仰賴史家的判斷。羅傑․福 勒(Roger Fowler)認為語言的特性並不允許人們「說某事」卻不表示對它的態度，所 以當作者調整敘述者「怎麼說」的同時，事實上也無法避免自身態度的顯露。25同 樣的當《晉書》變更從《世說新語》中所摘用的篇章時，史家更換了部分詞彙，
刪減了部分字句，改易了行文順序，調整了敘事的主次等，史家的撰寫立意就蘊 藏在兩書的敘事差異中，相近的材料建立了兩書比較的基礎，也使筆者決定以此 為研究主題，探討兩書的敘事差異。
若要客觀的探討引用《世說新語》的得失，則我們得從文本實際引用的材料 著手，絲分縷析每一篇條目，看《晉書》如何運用《世說新語》中的材料。將《世 說新語》和《晉書》重複出現的篇章排列後，筆者發現原先以為相同的材料，其 實存在不少的差異，這讓筆者開始疑惑，當《晉書》引用《世說新語》的篇章，
從小說到歷史，敘事是如何轉變的？這些改變可以歸類分析嗎？而背後促成敘事 轉變的原因為何？兩書的敘事差異到底還透露出什麼？筆者從文本分析中出發，
從小說到歷史，敘事是如何轉變的？這些改變可以歸類分析嗎？而背後促成敘事 轉變的原因為何？兩書的敘事差異到底還透露出什麼？筆者從文本分析中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