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者進行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第二節陳述本 研究之目的與研究問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自己第一次尋求個別諮商的經驗至今仍令我印象深刻。當時我在讀大學最 後一年，同時正在準備諮商研究所的入學考試。由於我大學主修的是外文系，因 此準備考試時是首度正式接觸諮商理論。當我看到許多諮商輔導的教科書都建議 助人者自己也接受諮商，以探索自身助人的動機與價值觀時，就覺得蠻值得去嘗 試看看的，因此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踏入我當時就讀學校的輔導中心。我 向當時負責與我初談的心理師說明了我來談的目的，接著我們就針對我為什麼會 想讀心理諮商這部分進行討論。很快的 50 分鐘就到了尾聲。這時候，那位心理師 跟我說：「所以你沒有很嚴重的問題嘛！」我愣了一下，心想她說的雖然好像沒錯，

我的性格特質應該還沒有到符合診斷標準的程度，也沒有想要去做什麼傷害自己 的事情，但她的話聽起來感覺還是有點奇怪。接著她翻開她的行事曆，一邊看，

一邊又面有難色地跟我說：「我們現在因為接近期中考，所以來談的學生有點多，

可能很難找到時間。」種種跡象都讓我覺得她是在暗示她沒有要跟我繼續做諮商 的意思。我心裡當然是蠻想繼續談下去的，但又看到她好像一直很為難、不太想 再接新案的樣子，所以避免兩個人繼續在那邊尷尬下去，我就決定很「善解人意」

地接收了她的暗示，跟她說沒有關係，如果我之後有需要的話再過來找她。於是 我的第一次個別諮商就這樣畫下了句點。

後來進了研究所之後，在課堂中有時候會聽到老師們提到他們自己的實務經 驗中，會遇到案主抱怨他們之前的心理師做得有多糟糕、對他們有多不好。我相 信這樣的情形對於有實務工作經驗的助人者來說一定不陌生。當聽到老師在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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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案例時，我一方面是覺得好像還蠻可以同理那些案主的，畢竟如果有機會的 話，我也很想抱怨那個因為我的問題不夠嚴重就把我打發走的心理師（咦？我是 不是把她寫進我論文的緒論裡面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很可惜，因為如果之前 的那些助人者有機會知道案主現在向第三者抱怨的這些事情，說不定在當時就有 機會調整成案主覺得比較有幫助的方式，或至少在關係中澄清、彼此瞭解，案主 可能也就不用帶著這麼多不滿或受傷的感受離開。

類似上述的諮商內在經驗目前在實徵研究文獻中仍是探討不足的領域（Levitt

& Piazza-Bonin, 2011）。而諮商員對案主在晤談中的經驗所知有限（Cooper, 2010），

而案主的經驗與諮商員的經驗之間經常存在重要的差異，例如雙方重視的層面不 同（Bachelor, 2013；Levitt & Piazza-Bonin, 2011）、對於治療有益因素的看法不同

（Timulak, 2010）、對於工作同盟（working alliance）品質的評定也不同（Bachelor, 2013；Marmarosh & Kivlighan, 2012；Tryon, Blackwell, & Hammel, 2007）。另一方 面，由於案主對諮商關係品質的感受較能預測諮商成效（Horvath & Bedi, 2002），

同時也是諮商成效的重要變異來源（Norcross & Lambert, 2011），顯示案主是影響 諮商成效的要角。Elliot（2008）也指出：研究案主在諮商中的經驗，可以協助探 討諮商歷程如何引發出改變，以及提升服務案主的效能。因此研究案主在諮商中 的主觀經驗實有其重要性。

而在案主的諮商經驗中，研究其負面的部分將可幫助諮商員避免諮商無效，

並提升諮商員的實務能力。由於案主是影響諮商成效的關鍵，那麼案主的負面經 驗可能會致使諮商成效不佳，甚至導致案主單方面過早結案（見 Roos & Werbart, 2013）。然而目前晤談負面經驗的研究仍然多以諮商員為對象（Henkelman &

Paulson, 2006）。Timulak（2010）在回顧案主諮商經驗的實徵研究後也指出：相較 於有益的經驗而言，我們目前對案主在晤談中覺得無益的經驗的認識仍顯得模糊 不清。由此可見案主的負面經驗重要性不容忽視，但在現有文獻中卻是較少被研 究的主題。而 Elliot（2008）則認為：如果能更深入地瞭解像是案主隱藏的不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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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識的迴避這種很容易被諮商員所忽略的經驗，將可以幫助諮商員更有效與案 主工作。

而案主在對於諮商感到疑慮或不滿意的時候，他們是怎麼去因應的呢？身為 一位正在受訓的諮商心理師，我很希望案主在對我所提供的助人服務覺得不滿意 或沒有幫助時，能將這樣的感受回饋給我。人的心理固然有其共通性，但每個人 的性格、狀態和需求卻是獨一無二的，所以如果沒有案主真實的回饋，我們其實 也很難確定自己所做的是否能讓案主感受到幫助。

但對許多案主而言，要給諮商員這樣的回饋卻不是件容易的事。當案主在諮 商中因諮商員的作為而產生負面感受時，案主很可能反而是傾向選擇不表達出來。

Hill 等人在 1990 年代初期一系列聚焦於案主晤談內在經驗的混合研究（如 Hill, Thompson, Cogar, & Denman, 1993）一致發現案主在諮商中會有所隱藏，而且隱藏 的大多是較負面的內容。而大約在同一時期，Rennie（1992）也透過質性訪談的方 式探討案主的諮商經驗，結果也指出順從（deference）（Rennie, 1994a）是案主經 驗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當案主在晤談中對諮商方式有疑慮時，他們會由於認為 諮商員是專家，因此傾向隱藏自己的感受，以瞭解和配合諮商員為主，同時避免 批評對方。這兩個系列的研究顯示當案主對諮商有負面感受時，他們可能傾向選 擇不告訴諮商員，而不說的原因與他們視諮商員為權威人士和希望藉此維護諮商 關係有關。自 Hill 等人和 Rennie 的研究以來，許多後續探討案主諮商經驗的研究 也支持上述論點（如 Levitt & Piazza-Bonin, 2011）。

以上研究皆來自於西方諮商心理學的文獻。既然在如此崇尚平等關係和直接 溝通的西方社會中，案主在諮商中都會傾向順從諮商員的專業，那我們或許可以 合理地推測：在以和為貴、服從權威為主流文化價值的華人社會中，案主公開向 諮商員表達自己的疑惑或不滿的機會可能就更低了。在華人案主對諮商有負面感 受時，忍──華人文化中重要的人際衝突化解策略（李敏龍、楊國樞，1998，2005；

黃光國，2009；黃囇莉，1999）──可能就會是案主優先考慮的選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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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案主只是單純地隱藏負面感受、順從諮商員，可能也會因為諮商始 終不符合需求而無法得到幫助，最後選擇終止諮商。但案主在不表達的同時，也 會運用多種策略嘗試評估和調節諮商關係和諮商進展。在現有案主負面經驗文獻 中，案主會運用如暫時的疏離（Frankel & Levitt, 2009）、設法維持對諮商的信心

（Williams & Levitt, 2008）等方式協助因應；他們也可能隨著諮商歷程的發展，把 原來隱藏住的負面感受告訴諮商員（Rhodes, Hill, Thompson, & Elliott, 1994）。Elliot

（2008）指出：近 20 年來的案主經驗研究結果中，已經顯示出案主在改變歷程中 扮演的主動角色。而他也認為案主的主動性（agency）在面臨諮商困難時可能最為 明顯，因此探討案主經驗到的諮商歷程困難、他們常用的因應策略，以及對於解 決困難有益或有礙的諮商員回應，應是未來重要的研究方向，能協助瞭解案主如 何運用不同策略克服在諮商中所遭遇的改變阻礙。

而就如同案主因應對諮商的負面感受一樣，忍也同樣不僅是壓抑情緒、犧牲 自我需求的因應策略，而是可能包含多元策略運用的心理歷程。不同的忍的使用 情形會對個人適應和關係品質帶來不同的影響（如利翠珊，2012；黃囇莉、鄭婉 蓉、黃光國，2008；陳依芬、黃金蘭、林以正，2011），因此當案主在諮商中運用 忍的情形不同時，很可能也會為諮商關係和諮商成效帶來不同的效果。而 Metzger

（1981）認為華人在動心忍性的過程中，由於彰顯自我控制和意志力，因而感受 到自主性。此觀點似乎與前述 Elliott（2008）對於處於負面經驗中的案主的論述不 謀而合。最後，忍是一般臺灣華人在日常生活中相當熟悉的概念，因此以忍為脈 絡研究臺灣案主的負面諮商感受，應可協助獲得貼近案主主觀經驗的資料。

在華人文化脈絡下研究案主在諮商關係中的忍，具有其特別的意涵。由於華 人在面對不同關係的他人時，對彼此互動的期待以及使用的行為法則會跟著有所 改變（楊國樞，1993；楊中芳，2001；黃光國，2009），因此在研究華人社會心理 現象時，應考量個人所身處的關係型態，以及此人在此關係型態中的位置。就忍 而言，由於楊國樞（1993）指出華人文化有權威取向的特色，鼓勵下位者在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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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者的關係中逆來順受、避免以下犯上的行為，而黃光國（2009）也認為忍是當 上下關係中發生衝突時，居下位者為維護關係和諧、顧及對方面子而最可能採取 的優勢反應。黃囇莉、鄭婉蓉與黃光國（2008）因而認為：研究在上下關係中居 下位者的忍，是較有顯著意義的。

而由於本研究的對象是諮商案主，因此就需要考量案主如何看待諮商關係，

以及此關係中自己的位置為何。一般華人案主很可能不視諮商關係為平等關係，

而是上下關係。陳秉華（2003）就從儒家文化的脈絡中探討「諮商心理師」這個 稱謂的文化意涵。她指出在儒家文化的社會中，稱謂裡面有「師」字的專業人士 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也同時擔負相等程度的社會期待。這些期待不單只是針對

而是上下關係。陳秉華（2003）就從儒家文化的脈絡中探討「諮商心理師」這個 稱謂的文化意涵。她指出在儒家文化的社會中，稱謂裡面有「師」字的專業人士 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也同時擔負相等程度的社會期待。這些期待不單只是針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