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動機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國民小學校長家長式領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與 學校效能之關係，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研究動機、第二節目的、與待 答問題、第三節名詞釋義、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二十一世紀的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說：『「變」，是唯一不變的真 理。』學校是社會的一環，學校的經營環境也會受到環境的影響，如何跳 脫傳統靜態經營模式，朝向建立品牌特色的動態經營理念，宜適時採用創 新企業管理知識與技巧來經營學校。校長對於校務行政的推展負有領導之 責，西諺有云：「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有怎樣的學校，就有 怎樣的老師；有怎樣的老師，就有怎樣的學生。」校長是學校的靈魂人物，

隨著校園民主化日漸盛行，校長領導日益重要。國民教育法第九條明訂「國 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各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這說明校長是推動學校辦 學是否成功的重要人物，其領導品質深深影響學校辦學品質（Duke,1992）。 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改革，校長領導將決定學校之成敗。然而，隨著校 園民主化風潮推演迄今，學校的權力結構轉變為行政部門、教師會與家長 會三足鼎立的新權力關係（吳清山，1998），讓學校的校務運作方式和決 策歷程進入分權共治的時代，三者間不再是科層體制的上下關係，取而代 之的是強調「Balance」平衡協商的合議制權力關係（許藤繼，2001）。

中華文化長期受儒家的薰陶，強調父權思維的治理國家的方式，此思 維 進 而 引 用 在 帶 領 學 校 方 面 ， 即 稱 之 為 家 長 式 領 導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換句話說，校長使用家長式領導來領導學校，任何校務運作 與政策推行均由校長承擔經營學校的成敗之責，此思考模式與西方民主思 維大異其趣，因此，西方與東方校長領導模式之異同，值得進一步探究。

若從校長領導觀看領導理論的發展淵源與脈絡，國內相關領導理論研 究大都由國外引進為主，可從早期的特質論、行為論、權變論至轉型領導，

幾乎都從國外引進，理論的建構與詮釋都由西方學者的觀點加以歸納後所 得，因此，國內不少專家學者對於領導理論的探討與研究，均以國外研究 結果加以移植至國內，近年來轉型領導已成為國內學者研究領導的主流，

研究者的碩士論文亦以《國民小學校長轉型領導與教師組織承諾關係之研 究－以高雄縣為例》（凃棟隆，2009）作為學校行政的研究主題。

然而，國內的文化習俗、風土民情與思維模式和國外是有落差的，全 盤以西方領導觀點加諸於國內，恐無法紮根穩固，甚而產生水土不服之情 況，硬套用在東方社會中，可能產生「削足適履」的窘況，而造成研究上 忽略了許多東方文化上顯著、重要且獨特的特質現象（鄭彩鳳、吳慧君，

2006；鄭伯壎、周麗芳、樊景力，2000）。研究者發現華人組織的領導者 存 有 一 種 清 晰 鮮 明 的 領 導 風 格 ， 可 稱 之 為 家 長 式 領 導 （paternalistic leadership），這是一種類似父權主義的作風，擁有清楚而強大的權威，但 也 有 照 顧 、 體 諒 部 屬 以 及 展 現 出高 度 個 人 操 守 的 領 導 方 式 （Farh &

Cheng,2000 ） ， 包 含 三 種 重 要 成 分 ： 威 權 （ authoritarianism ） 、 仁 慈

（benevolence）及德行（moral character）領導。且研究者長期服務於小學，

長年浸淫於行政工作領域，所接觸、觀察到校長們的領導模式時而威嚴命 令、果斷裁示；時而慈祥引領、關懷呵護；時而犧牲自我權益，以成就學 子們能接觸多元文化刺激與提升學習成效，成為後學晚輩的德行模範。因 此，讓研究者領會到家長式領導似乎更符合國內現有的學校現況，並有進 一步探討的必要性，畢竟領導模式尚須因地制宜，領導模式如能配合國 情、國內之思維模式，領導者方能發揮其影響力之最大效能。

然而，西方與東方國家千百年來，在文化傳承、民族性與風俗方面有 頗多之差異，其中最明顯之差異在於西方國家較常以民主機制處理問題，

而東方國家人治的色彩非常濃厚，往往是由一兩人獨攬大權，屬下只是擔 任執行的角色，無法參與決策核心，領導者為了貫徹個人理念，展現中國 固有的「父權」之思維。換句話說，被領導者需展現高度的服從性，方能 被領導者認同與重用。Redding（2000）發現在東方國度的組織裡，部屬會

公開表示認同長官的建議，並且表現出相當程度的服從。

謝金青（2003a）認為許多領導研究成果顯示的大抵是西方領導觀點的 分析、歸納與應用是否能完全用於東方社會，甚至有效引導東方學校教育 領導方向，尚有許多值得討論的空間。Hofstede and Bond(1988)更具此質疑 西方式管理放在不同的文化場域，必能展現其原本效能的論述是錯誤的，

且肯定「橘逾淮為枳」的現象是十分可能發生的。

因此，能否全盤以西方之領導理論來探討國內學校組織之領導現象，

值得進一步探討。林姿葶、鄭伯壎、周麗芳（2014）：一項稱為GLOBE

（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的大型跨國 研究計畫試圖彌補過去跨文化研究的缺失，進行了一系列的跨地區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領導行為與效能不僅會受到國家層級之文化差異的影響，

個人的文化傾向也會對其造成影響。近年來，學者們批評西方領導理論或 實證研究，大多是以西方編製的研究工具來驗證西方所發展出來的領導模 式，無法了解東方華人組織領導的真諦，因而倡導屬於華人本土的家長式 領導（邱盛林，2001；蔡秉峰、謝金青，2003；鄭伯壎，1995a；鄭伯壎、

黃敏萍，2000）。范熾文（2005）認為家長式領導指的是類似一種父權的 作風，擁有極強大的權威，但也有照顧、體諒部屬及道德領導的成分在內。

而國內學校，部份校長展現出大權在握之現象，某個角度又說明出其照顧 部屬之心態，正也透露出其「父權領導」之思維。研究亦發現，此種領導 方式普遍存在於海內外的華人組織當中（鄭伯壎、樊景立、周麗芳，2006）。

鄭伯壎、謝佩鴛等人（2002）將轉型領導與家長式領導做進一步比較。

結果發現，不論是上下關係品質或組織公民行為，家長式領導都具有獨特 的影響效果。林姿葶、鄭伯壎、周麗芳（2014）在比較家長式領導與轉型 領導對教師效能的影響時，發現轉型領導在華人教育組織中並沒有顯著的 獨特解釋力。Sheer（2013）研究發現家長式領導是華人組織中普遍且獨特 的有效領導風格。並朝向吳宗祐（2014）的期盼：「未來對於家長式領導 的研究，能逐漸擺脫『對西方理論的貢獻』，朝『家長式領導理論的貢獻』

（即運用家長式領導理論來改進研究）與『對家長式領導理論的貢獻』（即 運用研究來改進家長式領導理論）。」Wu and Xu（2012）認為家長式領 導是過去十年來，華人組織行為最熱門的研究議題與概念。整體而言，顯 現國際學術圈對家長式領導理論的重視程度。

綜合上述，探討校長家長式領導可補足西方領導理論用在國內學校組 織之不足，教師不同背景變項如男女之間差異、年齡大小、是否擔任行政 職務、學歷高低、服務年資多寡、學校所在地其規模大小或偏僻與否均可 能影響教師知覺校長家長式領導，教師知覺校長家長式領導是否因背景變 項有所差異，值得進一步探討，本研究將探討國民小學校長家長式領導，

藉以瞭解校長家長式領導之現況及「不同背景變項」下，教師知覺校長家 長式領導之差異情形，此為研究動機之ㄧ。

知識經濟時代，為提高國家競爭力，政府推動了一波波的教改行動，

包含教師專業發展制度的推行，期以提升教育品質，提供學生有效的學 習。然而在此過程中，學校所要進行的計畫、活動眾多，若是行政效能不 彰，便無法確實地完成計畫、達到預定的教育目標。所以，學校效能為提 昇教育品質的重要環節之一。

然而，除了進行理論與技術的改進外，組織成員也需要盡心為組織努 力，才能夠促使組織效能有效的提升。Katz（1964）指出，組織成員必須 有三種必要行為，才能使一個組織運作順暢，發揮效能：組織成員願意參 與並留任在組織中、成員必須依照組織所規範的行為準則行事、成員必須 超越其角色，具有自動自發的創新精神、為組織奉獻心力，其中第三項即 為組織公民行為的初步概念。

Organ（1988a）提出，僅憑成員完成角色內行為，可能難以達到組織 之目標，所以仍需要成員自動自發地去完成角色外行為，以促進組織目標 之達成，Organ將這種成員超越主要角色要求以外所進行之行為稱為組織 公民行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behavior）。Organ(1988b)、Organ, Podsakoff and MacKenzie(2006)、鄭耀南（2002）等學者指出，組織公民行

為是組織研究的基礎，對於組織效能有重要影響力。組織效能的提高，不 僅來自於組織成員履行基本的工作職責，更來自於職責範圍之外的付出與 奉獻。

教育改革成功與否，主要的關鍵人物為教師，學校效能是否能充分發 揮，其行動實踐也操之在教師，倘若教師能夠主動積極、自動自發的從事 基本要求以外而有利於組織之行為，學校更能發揮新時代賦予的教育功 效，以適應教育環境的變遷（游韻靜，2006）。故探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的形成及現況，可以提升教師在教學及行政上的行為表現，並提升學校效 能及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而達成教育目標。因此，研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對於現今的教育場域而言，更具有其貢獻性及價值性。因此，探討教師組

教育改革成功與否，主要的關鍵人物為教師，學校效能是否能充分發 揮，其行動實踐也操之在教師，倘若教師能夠主動積極、自動自發的從事 基本要求以外而有利於組織之行為，學校更能發揮新時代賦予的教育功 效，以適應教育環境的變遷（游韻靜，2006）。故探討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的形成及現況，可以提升教師在教學及行政上的行為表現，並提升學校效 能及學生的學習成效，進而達成教育目標。因此，研究教師組織公民行為 對於現今的教育場域而言，更具有其貢獻性及價值性。因此，探討教師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