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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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長時間以來，臺灣社會對於「醫師」的認知，常與「高收入」、「優秀人才」、
「高社會地位」畫上等號。不過，近年來隨著健保制度實施，以及一連串的醫藥 制度改革，醫師的待遇已不復過去。但即便如此，不少學生或家長仍以醫學系作 為升學的目標，若無法進入臺灣的醫學系就讀，部分的家長不惜花費鉅資將子女 送往國外，如鄰近的中國、菲律賓以及東歐的波蘭、匈牙利等地接受醫學教育，
學成之後再返回臺灣。換言之，部分的臺灣醫師早在求學階段，已有異國的生活 經驗。
另一方面， 1960 年代中華民國政府為了突破國際孤立的困境，曾多次派遣醫 療團前往友邦國家，如 1964 年前往利比亞的醫療團即為一例。1此外，也有不少 醫師參加無國界醫師團，前往落後的國家行醫。向海外派遣醫療團，不僅反映醫 療作為親善工作的重要性，也顯示醫療衛生與對外政策的重要關係。許多出身臺 灣教育體系的醫師，也隨著醫療團、無國界醫師團前往海外。
回顧歷史，「醫師」在臺灣社會成為高社經地位的象徵，以及臺灣人前往海外 行醫、習醫的現象，最早起源於日治時期。
「醫師」一職的興起，與臺灣總督府的衛生政策有關。1890 年代後半，總督 府決定設立醫事教育機關，以培育協助衛生工作的醫師，於是在 1899 年成立臺灣 總督府醫學校。起先社會上對此校持有疑慮，因此招生並不順利，但是經過數年 之後，隨著畢業生在島內開業成功，臺灣社會的價值觀也逐漸改變，醫師的高收 入，成為臺灣人嚮往此一職業的原因之一。
1 有關前往利比亞醫療團的事蹟，可參閱張秀蓉，《臺大醫院利比亞醫療服務隊：1964 年 1 月至 1968 年 6 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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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醫師」與教師、律師並稱「三師」，是社會上令人稱羨的行業之 一，也是當時新興的領導階層，醫師與律師的專業，皆受證照制度所保障。但是 醫師的出現，乃是與衛生政策有關，許多醫師發揮了提升公衛水準的作用，不少 醫師也直接參與地方事務。醫師在取得執照後，其專業即受到保障，總督府對於 開業醫師，能夠干涉的部份較為有限。由於身分特殊，加上經濟無虞，不少醫師 得以從事反殖民體制的運動，換言之，醫師與官方是處於「既合作又對抗」的狀 態。醫師的高收入以及身份的獨特性，對於身處殖民差別統治之下的臺灣人而言，
具有莫大的吸引力。2
不過縱使是醫師，也無法完全擺脫殖民的差別待遇。以總督府醫學校為例，
該校在學制設計、畢業生開業資格，皆與日本內地的醫學校有所不同。總督府醫 學校的程度，只約略與中學校相當；總督府醫學校的畢業生，無法在內地執業。
在各府立醫院的臺灣醫師，起先以輔助日籍醫師為主，薪水不及日人。這是在島 內求學、執業，必然面臨的事情。191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升格為臺灣總督府醫 學專門學校，1927 年再升格為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生的執業地限制仍然不變。
直至 1936 年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成立，學生畢業後的就業資格問題才得以解決。
但是無論是總督府醫學校、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或是臺 北帝國大學的醫學部、醫專部的入學考試其競爭都非常激烈。總督府也無意增設 新的醫事教育機關，曾經增設的特設科、熱帶醫學科也都是基於特別目的，並非 為普及臺灣的醫學教育而設。換言之，臺灣島內的習醫機會可謂僧多粥少，有意 習醫的臺灣人，除了繼續奮鬥以期擠進窄門之外，最直接的逐夢方式就是負笈海 外。總督府的教育政策，造就了臺灣人負笈海外習醫的現象。
另一方面，總督府訂定的醫療規範，也對部分的臺灣醫師產生排擠作用。1900 年代初期，總督府開始以證照制度的方式，約束臺灣社會的醫療行為。此後醫師 若不具有官方認可的執照，在臺灣只能以「密醫」的方式執業，密醫若遭人檢舉，
2 陳君愷，《日治時期臺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22），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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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面臨罰款或是拘役等處罰。在臺灣無法取得執照的醫師，前往規定較寬鬆的 海外，也許是開拓新天地的機會。
在日本帝國圈內位居南方的臺灣，也成為日本的南進基地。然而在日本帝國 內部，有所謂「北進」與「南進」之爭，日本內部的政局，以及對外的軍事行動、
國際上的輿論等，也是影響這兩條路線變動的重要原因。如 1890 年代後期，由臺 灣總督桂太郎、兒玉源太郎所主倡的「北守南進論」，即因 1900 年的廈門事件而 頓挫，3但是對於日本帝國而言，無論北進或南進的意涵如何變化，鄰近的中國，
始終是帝國擴張的重要目標。
1900 年代，日本開始發展在華的醫療事業，如 1902 年同仁會成立，最初的事 業範圍為東北、朝鮮。進入 1910 年代同仁會的事業重心逐漸轉移至華北、華中，
同時臺灣總督府在廈門事件後，也以非武力的文化政策作為對岸政策的方針。1917 年博愛會成立，博愛會是由臺灣總督府所主導的醫療事業組織，該會最初的事業 範圍為福建、廣東。同仁會與博愛會是日本在華醫療事業的代表性組織，其組織 的內容、性質、活動範圍，無不受日中關係與大陸政策變動所影響。
此外，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前往海外的目的地，以中國為主。起先以前往華南 的人數最多，其後前往東北、華中、華北的人數漸次增加。臺灣人在中國的分佈，
受到原鄉關係及人際網絡的影響，不同時期，也有階段性的變化。
總之，對於日本帝國而言，中國是其擴張與侵略的目標；同時對臺灣人而言，
前往中國發展有文化相近、語言相通的優勢，因此是重要的海外發展地。另外，
臺灣人因為具有中國人與日本人的二重性，被日本帝國視為是「日本人與中國人 的橋樑」，由於醫療也是日本帝國自我粉飾的重要手段，前往中國的臺灣醫師，可 以視為帝國人才周流(circluation)的一種表現。4
對於兼具「臺灣人」與「醫師」兩種身份的臺灣醫師來說，日本帝國的發展
3 小林道彥，《日本の大陸政策 1895-1914：桂太郎と後藤新平》，（東京：南窗社，1996），頁 27-40。
4 山室信一，〈植民帝国・日本の構成と満州国―統治様式の遷移と統治人材の周流〉，ピーター・
ドウス、小林英夫編《帝国という幻想--「大東亜共和圏」の思想と現実》（青木書店，1998 年）， 頁 12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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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臺灣人的原鄉、人際網絡，如何影響臺灣醫師的流動？其區位的差異性，以 及階段性的變化為何？乃是本論文所要處理的課題
本論文探討日治時期臺灣人的行醫與習醫，如何受到殖民母國的大陸政策以 及原鄉關係、人際網絡的影響，而呈現出階段性變化與區域性差異，試圖從醫師 這個職業來探討日本帝國下人材向外流動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