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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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在全球化浪潮促使生產要素在國際之間的流動越來越快速時，企業的生產經營 活動在空間上並沒有趨於帄衡，即便在一國之中，不同區域之間的也常有著繁 榮與衰退的差異，使得發展與停滯、衰敗共存，而在地生產系統的運作便是區 域競爭力的來源之ㄧ（Porter,2000）。當產業群聚形成了廠商專業化或是相關部 門的地理鄰近性，而產生了技術的外部性使得區域內的廠商受惠的同時，在地 生產系統的運作強化了廠商專業化，使在地廠商和組織、機構之間的關係更形 密切（Storper,1995）。因此，區域中廠商之間的貿易與非貿易的相互依賴關係 和活動，也逐漸成為和地方區域賦能同時論及的對象，形成決定區域產業活力 的關鍵（Krugman,1991）。
區域產業特性與賦能之優劣可透過區域中廠商與行動者的活動來表現，地域效 果（district effect）的產生，是源自於地域內的創新產業與知識傳遞，其內涵包 括單一廠商所採取的學習過程會對其他屬於相同生產階段的廠商，造成模仿行 為和競爭機制的直接影響，以及廠商學習過程促成不同生產階段廠商的知識外 溢效果，和快速且有效地適應需求改變的能力、產品創新，對於工業地域興衰 相當重要（Cainelli and De Liso,2005）。因為廠商興廠的重要性在於建立在地產 業 群 聚 ， 漸 漸 地 產 生 正 面 的 效 益 在 就 業 、 成 長 和 創 新 上 ， 當 跨 國 企 業
1(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NE)投資在工業地域中，資本能力和規模經濟，將 使其成長的行為成為一種策略性的指標，對於地域中的其他廠商，會產生一種 對於知識或是認知表象在區域內移轉的影響（Albino et al.,1999）。因此，MNE 成為區域發展中重要的典範角色（role model）（Fornahl, 2003），而當企業規模 及多角化範圍擴大時，需要一個獨立負責統合管理高階事務的機構，生產加工 基地透過各種形式安排在營運成本較低的周邊地區或外地，從而形成合力的價 值鏈分工的經濟活動，因此，在企業組織中，企業總部擔負全集團決策地位，
任何企業活動包含投資、建廠、對外技術交流等等，都必頇透過總部進行決策 行為(Kotabei et al.,2002），總部是廠商進行商業競爭時的指揮和控制中心
（Hanson,1983），總部在空間上的集群與分散現象，顯著的影響著一個地區的
1 依Rugman and D’cruz（1997）認為區域中的跨國企業（MNEs）具有領導的地位，其領導著
區域中由四個重要成員組成的產業網絡：關鍵供應者、關鍵顧客、特殊競爭者及非商業的相關
基礎建設，帶領區域內相關成員共同發展，形成一種區域特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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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Holloway and Wheeler,1991）。
台灣過去經濟發展歷程中，中小企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在面臨國際競 爭壓力下，越來越多企業藉由結盟、併購等方式逐漸形成大型企業集團，統一 由總部統籌營運管理2，而根據中華徵信所對台灣企業集團所作之研究顯示，從 1973 年以來，台灣企業集團規模不斷成長，同時其產業觸角不斷延伸，跨國投 資行為也相當之普遍，從 2007 年台灣 250 個企業集團中，前往中國投資集團多 達 200 家以上，顯示台灣在作為 MNE 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3角度，跨界投資的情形已是無可避免的。
過去的研究認為，特定都市是否具有足夠之能力以支應企業總部投資管理工作 之所需生產性服務業，便為該地區是否能留住或吸引企業總部，也是其能否成 為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之重要影響因素（金家禾，1999），因為生產性 服務業會吸引國際性企業傾向把總部、研發、與控管中心有關的設施設立於首 都或都會區，因而將 MNE 或大型總部推向世界的層級（Healey and Llbery,1990；
Sassen,2002），同時，地域內的制度因素以及高等教育學術、研發等機構所形成 的創新氛圍也是影響企業總部區位選擇的因素（Jakobsen and Onsager,2005），
然而這些研究均偏向於企業總部辦公室活動之空間集群，內容偏重於產業集 群、空間模型，以及企業總部集結所表現之都市形式描述(黃名義、張金鶚，
2005)，由於各產業營運業務功能亦不盡相同且製造業對台灣的經濟發展甚為重
2 2002年《企業併購法》公佈後，依據經濟部統計資料，至2006年6月底為止，企業併購件數已 達616件，
3 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是指對被投資的地主國進行資金、原料、技術
或人員的轉移，以獲取經濟上的利潤，並以取得經營投資權為其重要特徵，而台商投資中國也
有這樣的特徵。實際上，於2002年8月2日以前，台商受限於「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
許可辦法」第四條中規定， 「頇經由第三地」前往中國投資之字眼，因而並非有國外直接投資
之特徵，在行政院正式核定將「頇經由第三地」字眼刪除後，台商才正式開啟透過直接方式赴
大陸投資，不必再經過第三地。而未來除特殊項目，例如晶圓廠或重大投資案必頇採直接投資
外，其餘讓廠商有自由選擇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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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4，因此，台灣製造業企業總部5的地理分布與區位分佈情形6是否與過去的研 究發現相同，受到生產性服務業及創新氛圍影響，激發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動 機。
而因應全球化衝擊及區域競爭的崛貣，企業的生產及研發價值鍊朝向國際化發 展為必然的趨勢（Cantwell,1992），Dunning（1980）提出折衷理論（Eclectic Paradigm）解釋跨國投資的產生，認為在滿足所有權優勢（ownership-specific advantage）、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 advantage）及區位優勢（locational advantage）的三項條件下，企業將會進行跨國投資，以獲得生產成本的降低及開 拓新市場等利益；依循著折衷理論，許多研究提出 MNE 如何利用本身的優勢，
成功地進行全球生產網絡的分工及連結，並提出區域優勢對產業國際化的重要 影響。
MNE 不僅將勞力和土地資本化，同時也提升了地區產業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 (Mccann and Mudambi,2004)。許多實證研究證實了 MNE 的 FDI 是促進和型塑地 主 國 (host country) 的 地 區 或 區 域 經 濟 發 展 不 可 或 缺 的 角 色 (Harrison,1994 ； Thompson,2002；Head and Mayer,2004；Zhang,2005；Barry and Walsh,2008；
Lin,2010)，但同時也引發了直接投資的外流(FDI outflow)可能取代對國內市場 的投資，造成母國(home country)失業率增加、經濟衰退等負面影響的疑慮 (Thompson,2002；Lee et al.,2009；Mayer et al.,2010)。
過去有許多研究分別從廠商特性觀點諸如投資經驗、產業類別、企業規模、投 資 時 間 (Davidson,1980 ； Johanson and Vahlne,1977 ； Harrigan,1995 ； Daniels,1998；Jiang,2005)以及區位條件觀點，例如市場規模、勞力成本、產業 聚集等（Chidlow et al.,2009；Barry and Walsh,2008；Billington,1999；Blomstrom and Lipsey,1991 ； Disdier and Mayer,2004 ； Ferdows,1997 ； Head and Mayer,2004；Kravis and Lipsey,1982；Lansbury et al.,1996；Levinson,1996)分析 其對 MNE 區位選擇之影響。但是這些研究大多從企業投資地主國考量的單方觀
4 2008年台灣製造業出口值占所有中小企業70％以上，由此可知製造業對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2009）。
5 本文的製造業企業總部的定義，並不侷限在領有經濟部工業局核發「企業總部營運證明書」的 企業，而包括了企業總部、總公司等。
6 依2005年天下雜誌製造業一千大企業總部的區位資料，有約4成企業總部分佈在台北都會區，
其中有77家及46家總部進駐新竹科學園區及內湖科技園區，其區位與明基、華碩、仁寶、光寶、
台達電、鴻海、微星、廣達、台積電、聯電及友達等82家廠商自2002年貣向經濟部申請在台設
立研發中心的區位有若干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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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加以分析，並未將母國的各種條件一併納入考量，同時也缺少同時考慮 MNE 組織特性和區位條件的交互影響，既然，MNE 區位選擇的結果對經濟的發展甚 為重要，何種因素可以吸引 MNE 投資也因而成為政策制定者最重視的問題之一 (Mccann and Mudambi,2004)，因為政府所推行的各項政策會影響 FDI 的投資意 願(Basile et al.,2008；Chidlow et al.,2009；Lin,2010)，對應中國自 1992 年貣加速 政治、法律和經濟改革的開放政策(Jiang,2005)，台商前往中國投資不僅在時間 上有連續的現象，投資特性則從小型化到大型化、從勞力密集到技術密集，投 資區位也有移動的現象7，代表在不同投資時間相應不同階段政策的反應，顯然 受到廠商本身特性與區位條件因素的影響。
而兩岸在同文同種及地理鄰近性的背景下，雖然政治上互相對立，但經貿上已 然互相緊密依存，而且大陸地區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及環渤海地區的興 貣，對台灣的產業發展環境更是一大挑戰。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經濟上對於兩 岸間的產業發展與布局，不宜以數量或價格競爭的思考方向進行，而應了解各 區域發展的特殊性及有利的競爭條件，進而研究台灣企業決定在該區域進行投 資設廠的原因，找出台灣無可取代的區域競爭優勢，以與大陸區域發展環境作 為區隔，作為改進台灣產業發展環境的參考。而此，台灣製造業企業集團在從 事跨界投資的區位選擇時，面對母國和投資國的投資條件，其考量上是否有所 差異成為引貣本研究的第二個研究動機。
當 MNE 開始設立工廠，進入在地的生產系統成為在地生產網絡的一員時，在地 資訊和企業發展網絡的建立，將展現一種不同於總部設立的氛圍，透過在地工 廠與工廠間的活動，使企業更能把握機會運用地區中特殊的資產，並累積企業 投資經驗（Caves,1996;Somlev and Hoshino,2005）。其在地方設廠的策略考量包 括了廠際間關係的整合是在尋求產量彈性化、特殊賦能及地域能力的掌控，促 進供給者的合作競爭，以及將區域內知識的傳遞視為 MNE 全球和地方市場的競 爭策略，產業氛圍的成長支持地域的核心賦能發展（Albino et al.,1999），因而 成為檢視區域中有無可學習的模範者和模仿其整體投資階段過程的重要指標，
對於區域內外企業進駐和設立工廠的組織決策相當重要（Fornahl,2003），換句
7 1970年代末期中國經濟開始轉型，吸引著大量外資進入(Lin,2010)，儘管基於臺灣與中國特殊 的政治歷史背景，臺灣企業也歷經「三不政策」 、 「根留台灣」 、 「戒急用忍、行穩致遠」 、 「積極 開放、有效管理」及「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等政策歷程，台商投資中國的金額從1991年的1.76 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99.71億美元，投資件數亦從1997年的237件增加至2007年的996件，
1991-2007年總核准的件數為31,138件，總金額為648.69億美元；投資的特性也由資本小，勞力
密集的傳統產業，轉為以高資本、技術密集產業為主。投資區位為1991~1997年以廣東省和福
建省為主，1998~2007年則轉移至江蘇省及上海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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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MNE 的總部與工廠的區位選擇彼此間的關係對於區域發展均佔有舉足輕 重的地位。
然而如同之前所述，過去在探討 MNE 投資區位選擇時，或僅論及總部設立的區 位選擇行為，認為總部選擇區位的主要考量是該地區是否可以使總部獲得更多 與產品生產、銷售相關的資訊或是可以提供其他更多特定功能的服務（Holloway and Wheeler,1991; Shilton and Webb,1995; Lovely et al.,2005），或僅論及在地主國 的 區 位 選 擇 行 為 及 與 在 地 企 業 間 的 互 動 情 形 （ Somlev and Hoshino,2005;Fornahl,2003），認為聚集經濟、成本項目和接近市場是吸引 MNE 投 資 的 主 要 原 因 (Coughlin et al.,1991;Luger and Shetty,1985;Head and Mayer,2004；Mayer et al.,2010)，另一方面，過去傳統投資區位選擇的討論，多 論及單一廠商設立工廠在地理空間的決策行為，但卻忽略了 MNE 基於多工型工 廠（multiplant）的特性在面對母國的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特性的差異時，其組 織決策上的區位選擇行為，應有不同於過去文獻與理論的考量，因此引發本研 究的第三個研究動機。
基於國際化競爭及全球化佈局之際，企業如何調適與轉型即成為未來生存的關 鍵所在，本研究著眼於台灣經濟轉型、中國經濟的崛貣與台灣企業組織的變 化，從台灣企業集團的總部設立、跨界投資的區位選擇及在地再投資三個面向 進行討論，期望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就台灣廠商在兩岸投資區位佈點的考量 提出完整性的觀察，並預期在以下方面，強化既有的研究。首先，過去探討台 灣國內企業總部區位僅有產業現況統計描述或單一時點區位分析，對國內製造
基於國際化競爭及全球化佈局之際，企業如何調適與轉型即成為未來生存的關 鍵所在，本研究著眼於台灣經濟轉型、中國經濟的崛貣與台灣企業組織的變 化，從台灣企業集團的總部設立、跨界投資的區位選擇及在地再投資三個面向 進行討論，期望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就台灣廠商在兩岸投資區位佈點的考量 提出完整性的觀察，並預期在以下方面，強化既有的研究。首先，過去探討台 灣國內企業總部區位僅有產業現況統計描述或單一時點區位分析，對國內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