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設計與假說研擬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第三章 研究設計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本章依據前述文獻回顧結果，採用量化研究方法探討 台灣製造業企業廠商總部設立、跨界投資和在地再投資的決策行為及背後影響 因素，首先說明本研究設計架構及驗證的假設，第二節說明研究方法與實證模 型建構的部分。

第一節 研究設計與假說研擬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同時探討企業在總部設立選址、跨界投資的區位選擇以及在地再投 資的決策行為，期望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上，就台灣廠商在兩岸投資區位佈點的 考量提出完整性的觀察，以期強化既往未能同時關注製造業總部區位、兩岸區 位優勢比較及跨國企業多工型工廠特性在面對母國的區域經濟與產業發展特性 的差異時，其組織決策上的區位選擇行為與過去僅論及單一廠商設立工廠在地 理空間的決策行為的文獻與理論的考量有無不同的不足，本研究以台灣製造業 企業廠商為研究對象，並以台灣及對岸的珠三角、長三角及環渤海地區為研究 場域，依據相關文獻及理論建立假說進行驗證，並建構實證模型進行測詴，以 綜觀的角度探討製造業投資選址的因素；本文研究設計構想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本研究設計構想示意圖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二、假說研擬

本研究為了探討影響台灣製造業企業總部設立地點的因素和台灣製造業企 業集團在從事跨界投資的區位選擇時，面對母國和投資國的投資條件，其考量 上是否有所差異以及台灣跨國企業多工型工廠特性在面對母國的區域經濟與產 業發展特性的差異時，其區位選擇考量因素與過去文獻有無差異等問題，因此 從三部份建立本研究的研究假說。

(一)企業總部部分

企業的資產、技術能力、成本節約，以及學習能力會影響企業的區位選擇

（Dunning,1988;Caves,1996;Diez,2000），而規模大的企業不僅有助於企業創新 和資源調動也會影響企業集中的趨勢（洪翊晟，1999），因為大企業除了能使交 易成本降低（Rugman and Verbeke,2005），也能購置或承租較好的辦公室與設備 並吸引勞動力及便於聯繫客戶，使廠商獲得最大的利潤（黃名義，2001）。而企 業總部的區位也會受到產業類別的影響（Healey and Llbery,1990；Ley and Hutton,1987），製造業企業主為了抬升企業聲譽以及市場地位會傾向將總部設置 在都會區(Ley and Hutton,1987），同時企業為了獲得較多與產品相關的市場資訊 和特定服務功能的地區以及收集其他企業總部的資訊，因此傾向在較大以及服 務功能較強的都會地區設立總部(Lovely et al.,2005)，為了探討台灣製造業企業 的總部設立是否呈現相同的趨勢，因此本研究提出了「製造業企業的企業屬性正 向影響總部設置於主要城市或都會區的區位選擇」的第一個假說。

另外總部是廠商進行商業競爭時的指揮和控制中心（Hanson,1983），控制 著資金、技術、資訊和管理等在全球各地的流向和規模（張財銘，1990），也是 公司組織結構中最高階者，是企業主要行政業務活動的辦公場所（黃名義，

2001），主要的經營可以分成技術研發、行政支援和市場銷售（何思穎，2002），

而以辦公室活動為主的總部會聚集於市中心的中心商業區，以便於面對面接觸 交換情報資訊或獲得金融、會計、律師等服務的支持(Hayter,1997；黃名義，

2001），為了探討不同的總部功能是否有不同的區位選擇考量，本研究建立了

「製造業企業的總部功能將正向影響設置於主要城市或都會區的區位選擇」的第 二個假說：

跨界發展對企業的國際接軌以及和全球網絡連結甚為重要，因此，跨界能 力 及 跨 界 網 絡 等 無 形 資 產 取 代 要 素 成 本 成 為 吸 引 企 業 總 部 進 駐 的 因 素

（Kanter,1995），而總部設置地區的制度環境能否提供組織新的調控性功能是企 業能否改變在生產網絡中的權力關係與競爭優勢的重要考量（楊友仁、夏鑄九，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005）；跨界生產網絡，有助於企業保持較為開放的技術與產業經營架構型態，

同時連結上全球性的知識經濟發展的趨勢（徐進鈺、鄭陸霖，2001）。因此，探 討到總部功能，其和跨國生產網絡的關係是極度密切，鑑此，本研究因而提出

「製造業企業的跨界治理能力將正向影響總部設置於主要城市或都會區的區位 選擇」的第三個假說。

容易取得專業服務、鄰近資金市場、鄰近政治中樞及良好人才之處都是公 司總部考量的區位因素（Schriner,1999），因為總部位於都會區可以獲得較高級 的技術性人力資源（Coffey,1996），而越接近學校的地區越可以提供高科技人才 及 研 發 人 員 ， 而 科 學 、 工 程 專 家 、 企 業 家 也 能 就 近 進 修 提 升 技 能

（Vedovello,1998）。而高科技產業集群與周邊地區及技術基礎設施所形成的生 產網絡及鄰近大學所產生知識外溢及非正式資訊流通，會成為特定地區聚集經 濟及產業發展的動能（胡太山、林建元、錢學陶，2005），因此，區域內各行動 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與經濟規模、技術創新的研發活動的強度與密度，都會影響 區域內的企業總部及高階活動產業發展（Fritsch,2002）。地域內的制度因素以及 高等教育學術、研發等機構所形成的創新氛圍也會影響企業總部區位的選擇

（Jakobsen and Onsager,2005）。由於過去國內在研究企業總部地點選擇上，較 少從創新氛圍角度出發，然而研發活動特珠的地理分佈反射出特別的區位要素 連結，其包括可能接近接近科學、工程學、具技術人力資源，以及接近文化 的 、 教 育 的 、 環 境 的 多 樣 化 ， 有 助 於 達 成 其 與 總 部 的 互 動 與 良 好 的 溝 通

（Hayter,1997），因此為了探討台灣製造業企業總部設立的區位選擇是否受到創 新氛圍影響，本研究提出「製造業企業總部的區位選擇受到創新氛圍的正向影 響」的第四個假說。

國際性企業因為生產性服務業而傾向把總部、研發、與控管中心有關的設 施設立於首都或都會區，因為生產性服務業具有創新與改變技術的功能和調節 勞力分工擴張、加強組織內部關聯的作用（Coffey and Polese,1987），而且有助 於管理組織以及控制生產的能力加強，維持製造業的生產與競爭能力（Marshall et al., 1987），因而被視為現代生產系統中重要的部門，其區位選擇對於空間經 濟結構與空間經濟功能會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Coffey and Polese,1987）。由於 生 產 者 服 務 業 是 跨 國 企 業 或 大 型 總 部 推 向 世 界 的 層 級 的 最 前 端 推 力

（Sassen,2002），而特定都市是否具有足夠之能力以支應企業總部投資管理工作 之所需生產性服務業，成為該地區是否能留住或吸引企業總部，及其能否成為 全球經濟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之重要影響因素（金家禾，1999）。經由以上的論 述，為了探討台灣製造業企業總部是否同樣受到生產性服務業影響，本研究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出「製造業企業總部的區位選擇受到生產性服務業的正向影響」的第五個假說。

(二)跨界投資部分

由於企業投資區位的選擇乃受到企業的投資動機影響，而特定的產業在區 位選擇上會因為產業特性而有不同的選擇(Thompson,2002)，例如一般來說，勞 力密集型的產業多趨向選擇於勞力低廉的地區投資，而高科技產業則偏向選擇 高人力素質或基礎建設發達的地區進行投資（Harrigan,1995；康信鴻、廖婉孜，

2006）。而台商對中國的投資除了由資本小、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轉為以高資 本、技術密集產業為主的改變外，投資的區位上也有從沿海地區漸漸往內陸移 動的趨勢(王振寰，1997），故產業類別將影響對企業的區位選擇決定，因此本 文提出「台灣企業集團在母國與被投資國的區位選擇會受到所屬產業類別影響」

的第一個假說。

而台商投資中國初期多聚集在沿海地區，可能考量對投資環境的不熟悉，

為減少投資風險及獲得充分資訊，因此傾向於在經濟特區或台商聚集之地區設 廠(康信鴻、廖婉孜，2006），而後隨著投資經驗的累積及對制度和市場運作的 熟悉，而漸漸往北方移動（王振寰，1997），所以，過去投資結果將關鍵性的影 響未來再投資的決定(Basile et al.,2008)，因為當廠商具有相似市場經驗時，在 運作上會較為容易(Lin,2010)，因此本文推論廠商的投資經驗會影響其區位的選 擇，然而在過去研究中鮮少提到廠商是否會對同一區域有再投資偏好，就企業 而言，當其完成第一次投資後，欲進行第二次投資時，對現有環境的瞭解是否 作為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之一，亦是本文欲加以探究的，因此提出「台灣企業集 團在母國與被投資國區位選擇會受到本身投資經驗的影響」的第二個假說。

除了產業的特性和先前的投資經驗外，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也會影響企業的 投資意願(Chidlow et al.,2009；Lin,2010)，中國自 1979 年改革開放，開始鼓勵外 資進駐，到了 1992 年以後，更加速改革開放腳步，除了開放更多沿海城市及開 發區外，並提供優惠政策及稅率以吸引外資進駐，因此促成中國經濟成長迅速 (Jiang,2005；Lin,2010)，而台灣企業投資中國也隨著時間推進，而有區位移動 和產業類型的轉變(王振寰，1997；康信鴻、廖婉孜，2006），由於投資階段的 演進隱含著不同階段政策的影響，為了探究投資時間不同對區位選擇行為的影 響，本文因此提出了「台灣企業集團在母國與被投資國的區位選擇會受到本身投 資時間的影響」的第三個假說。

由於企業的投資區位選擇行為受到所有權(ownership)、區位(location)和內 部化(internalization)等優勢的影響(Dunning,1973)，因此除了產業特性和投資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