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對本論文的研究動機將分三方面加以論述，條列如下：
一､漢譯佛典的價值
不可否認的，由於政治因素或是同為印歐語系、拼音文字的緣故；西方學者 在研究古典梵文與巴利文的成果上有著長足進步。就史料而言，目前印度大乘佛 教的梵本佛典大多已佚失，當初在中土譯經的歷史長達千年，然而並未將梵本做 妥善保留，使得後世研究梵文的學者依然必須向外取經。大部的梵本眼下僅存《般 若經》與《法華經》而已，若魏晉唐宋攜入的梵本仍在，料想研究成果當不可同 日而語。也有學者主張漢文佛典是由梵本所譯，故以二手資料視之，然除了至今 少數尚存的梵本外，大部分無可比對的漢文佛典依舊是世上唯一的一手資料。
作為目前世上數量最龐大、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整的佛典文獻是用中文寫 成的；早在宋太祖開寶四年（西元 971）就開始刻造「大藏經」，期間歷時十二 年才完成。12「藏經」的編纂在歷代都有受到皇朝的關注，遺憾的是，有關佛典 方面的語言研究長期並不受近代中文學界青睞，如同朱慶之所述：
漢文佛典，包括翻譯佛典與本土佛教撰述，對於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來說甚至具有比 同期中土（世俗）文獻更高的史料價值，特別是在中古時期。這些數量具大的極為 珍貴的語料為什麼竟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實在是一個難解之謎。13
儘管如此，部分學者也開始意識到此問題，陸續有研究成果呈現；以當今的 學術條件來說並不嫌遲。再者即使西方研究者願意涉足漢文佛典的領域，礙於語 言因素尚存有相當距離。自漢文佛典而言，詞彙產生大量變化的現象是在魏晉時 期，其研究統整正方興未艾；只是眼見日本佛教學者辛島靜志早已先行花了近十
12 鐮田茂雄，關世謙譯《中國佛教史》，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頁 220。
13 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2。
年光陰，整理上萬詞彙且陸續完成《正法華經詞典》與《妙法蓮華經詞典》14的
由於佛經音義所引古籍多為唐之前的版本，若與今本古籍相較會發現多有殊 異處，可據佛經音義以校補相關古籍內容。以《說文解字》為例，玄應引用者約 有二千一百多處，慧琳引用者約有一萬多處；可供考證今本中的奪字、衍文與佚 句，如「樺」字與「棒」字是今本《說文》所沒有收錄的：19
「樺木」：上華化反。《考聲》云：「樺，木名也。」《字書》作樗，又作檴。《說 文》云：「樺，木也。從木，華聲。」20
「棒打」：白項反，俗字也。《字書》：「打也。正或作棓。」《考聲》：「大杖 也。《說文》：「擊也。從木也。」21
此二字出現在《慧琳音義》的引《說文》中，或許原版本有而今本已佚失。
再者當時尚未發明印刷術，經文多為手抄，字形多有訛誤，慧琳也做了校正的工 作。如他辨正了《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第四百四十九卷原為「伎藝」的詞條：
「技藝」：上渠綺反。《說文》云：「技巧也。」顧野王曰：「技猶藝也。」經文 從人作「伎」，非也。22
除了對字形的辨正，慧琳也以「六書」的法則分析，明確掌握字詞的概念：
「胞胎」：上補交反。古文作「包」，象形字也。為是胎衣。…23
可想而知的是慧琳為了校注佛經的字音、詞義耗費了相當的心血。即使此部 長達一百卷的著作相當龐大，自元代後竟全不見於任何史志的著錄，就此亡佚於 中土；直到數百年後的清末宣統元年（1909），才由旅日學者丁福保在東瀛發現 而購回，24實屬研究漢文佛典學者之大幸！然同時似乎也說明了漢文佛典語言方 面的研究自唐代以降，即呈現不受重視的傾向。
19 鐮田茂雄，關世謙譯《中國佛教史》，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頁 353。
20 《大正藏》第 54 冊 《一切經音義》卷第七十二，頁 773。
21 同上註，卷第十四，頁 389。
22 同上註，卷第五十四，頁 338。
23 同上註，卷第二，頁 322。
24 參閱陳五雲、梁曉虹、徐時儀，《佛經音義概論》，台北：大千出版社，2003，頁 469：「丁
福保等赴日考察醫學，在東京舊書店發現並購得了這兩本書」。
二､詞彙的雙音化現象
由於梵本的大量譯入，在整個中古漢語發展的過程中，佛典裡的詞彙帶動了 一種語文過渡變化的現象；即是詞彙的「雙音化」。新增加的概念逐漸少用單一 字詞表示，而改以雙音節形式（binom）表示；如屬於上古漢語體裁《論語》的
「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即可看出單音節詞的特色相當明顯。
漢文佛典是種非文言文、偏向口語的文體，是便於記頌的格式。此類講求節 拍字數又不完全押韻的特殊體裁，在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激盪下，漢文佛典在 舊有的字詞比起一般典籍，更拓展了許多豐富的型態。如由「惱」字為詞根在《普 曜經》中所衍生的雙音節組合就有：
(一)「惱」字在前者：「惱患」、「惱音」。
(二)「惱」字在後者：「奧惱」、「毒惱」、「苦惱」、「益惱」。
(三)「惱」字前後互用者：「憂惱」、「惱憂」與「熱惱」、「惱熱」。
以上「惱」字即可構成十組雙音詞，構詞形式與內容堪稱多樣。由單音節為 主到以雙音節為主，是漢語發展的必然趨勢；過去已有許多研究足以證明。而何 以此變化會發生在中古時期？朱慶之認為是由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原因促成的：
一般認為，漢語詞彙雙音化發生的內部原因是以單音節詞為主的詞彙系統已不能滿 足人們思維能力和認識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因此必定要朝多音節方向發展以增加 表義單位；而其外部原因則是社會生產力和文化的發展導致更多的概念的產生。二 者相輔相成。25
人類社會是不斷地發展，新事物亦不斷呈現，如此情形下勢必會不斷湧出新 的詞彙。古漢語中一個字通常代表一個詞，包括了形音義三者的綜合，若再創造 許多單音節詞代替，則眾多的詞發音必然相同。以聲韻學的角度觀之，中古時期 發音至多平上去入「四聲」；同音詞的數量太多，則會產生由於事物名稱的重複 導致混淆不清的情形（如「篇」與「編」），以及必須記憶更多新字的問題（如 駕三馬為「驂」，駕四馬為「駟」）。上古時期發展了許多至今已汰舊不用的單 音節詞，自《說文》所收錄的字即可明顯查知。而就效率而言，以舊有的字與另
25 朱慶之《佛典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124。
一個字重疊的方式造出新詞，不僅可免去創造新字與學習新字、記憶新字的必要 性，更可省卻文字數量的繁瑣龐大。雙音節的形式增加了語言與聽覺的辨識能 力，同時也產生了詞彙排列組合式的發展；魏晉時期的漢文佛典即豐富地呈現詞 彙雙音節化的傾向。
在此背景下本文對「雙音詞」的認定即不同於傳統上稱之為「詞」的定義，
以往的理論是自其出現的頻率，以及是否大量使用而導致「凝固」現象才稱為
「詞」；然本文以為中古佛典詞彙的形成具有其特殊性。顏洽茂曾於〈南北朝佛 經複音詞研究〉一文中清楚說明「六朝時期相當數量的複音詞的產生不再走由詞 組凝固向詞的道路，而是直接按構詞法構造成詞的」26，本文對「雙音詞」的定 義即以此說為基礎，並不以語言學的方式嚴格限定「雙音詞」的標準。另一項原 因則是，此時正處於大量造詞的階段，為因應譯經所創出的「新詞」，後世並不 見得接受或廣泛使用。特別是筆者相信本文的研究成果，將可發現一些唯獨活躍 於竺法護譯經中的「新詞」；詞彙的使用本有消長，若言少用或已消亡的詞彙不 得稱之為「詞」，未免有以偏蓋全之嫌。
中古時期新造雙音詞的數量遠超過上古時期，佛典中還包括了口語詞與俗語 詞；誠如胡適於《白話文學史》中說，佛教的傳入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是「開了無 窮新意境，創了不少新文體，添了無數新材料」，27如今觀來佛教東傳影響的層 面豈是只在文學史上，詞彙史更是重點。
三､竺法護譯經的價值
詞彙歷時的演變是多樣而複雜，特別是譯經時期。學者俞理明在《佛經文獻 語言》裡將整個譯經事業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為「草創時期」—自東漢翻譯佛 經開始到西晉末。28第二個「成熟時期」—從東晉後期到南北朝。第三個「全盛 時期」—唐代。第四個「衰微時期」—宋代。竺法護的《普曜經》即是第一時期 末的作品。法護年代譯經的用語是屬於漸入穩定時期，而在鳩摩羅什後，譯經的
26 引自《法藏文庫—中國佛教學術論典（65）》-顏洽茂〈南北朝佛經複音詞研究〉，高雄：佛
光山文教基金會，2002，頁 434～435。
27 胡適《白話文學史》，湖南：岳麓書社，1986，頁 202。
28 參閱俞理明《佛經文獻語言》，1993，四川：巴蜀書社，頁 10～12。
用語才有了一定規範。29本文所以選擇竺法護是因為他正是此時期譯經數量最多
鞏固了漢語語詞的構造方法。
所需。透過對佛經詞彙的研究，李維琦甚至發現了清代《康熙字典》與現代《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