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個案研究
第二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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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文化的建立，討論的場域實質上掌握在知識份子，及具有文化與社會資本的 文化中介者手上。 前文提過，本文焦點在於台灣的獨立音樂界中，文化經濟如 何與其金融經濟交互作用。例如，在搖滾樂神話中，最常見的一種論述就是，
搖滾樂團如何在默默無聞了好幾年，甚至經歷解散、數度更換團員等大風大浪 之後，終於在某張唱片或某個事件中一舉成名，成為搖滾巨星。搖滾巨星代表 的，在唱片銷售量上來說，是金融經濟；但另一方面，搖滾樂團或文化中介者 也會以此經歷做為爭取歌迷認同的宣傳方式。因此，本文嘗試將台灣搖滾樂的 文化經濟與在當前社會脈絡下，關於獨立音樂的金融經濟機制共同納入討論。
我所投入的，並不只是一個運作中的獨立樂團，而是一個與之相關的社群，即 何東洪所稱之「地社掛」，而更重要的，是應將其鑲嵌至整個獨立音樂場域之 中。
第二節、研究方法
當所有清晰的、優越的、專業的、結構性的活動，都被挑出來分析後，那 些 『 剩 下 來 的 東 西 』 就 是 日 常 生 活 。 （ Lefebvre,1958/1991:97 ； 轉 引 自 Highmore, 2001/周群英譯 ，2005：176）。
Matt Hills 所著《迷文化》的〈在「知識」與「辯護」之間的迷文化〉一章 中，曾提到，在以往的迷研究中有一盲點，即研究者只注意到「博學」的迷，
並將他們在訪談之中，為其所屬的次文化，所進行的「辯護」視為一文化事 實，而非進一步進行文化分析，此一盲點亦點出了「迷」進行「迷研究」時可 能產生的缺失，作為一搖滾樂迷，研究者在進行研究之前，必然累積了相當程 度的搖滾樂知識，進入其研究場域時，其實並非意圖「發現」新的文化現象，
而是在尋求為其次文化「辯護」的論述（Hills, 2002/朱華瑄譯，2005：86）。
此一做法，雖能快速而有效地擷取某一搖滾機器中，外顯的象徵符號，並為此 一搖滾機器進行有力的辯護，但是卻也忽略了搖滾機器的激勵作用，如何施為 於浸淫其中的搖滾樂迷，此一動態的過程，尤其前述圈選、接納、轉移/逆轉等 作用，並非一單向的「生產－接收」過程，而是樂團做為一狂熱的迷，主動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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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意義，並在此一動態進程中發現其邊界，產生了許多「說不出」或「無法說 出」的作用。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上，因應前述理論背景所需，本研究所欲探究之問題為 一微觀的、連續的、脈絡化的過程，因此選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取徑的參與觀察法。而至於參與觀察法所具有的優點，Bogdewic 提出了以下幾 點：首先，當研究者出現於研究場域，團體成員對奇態度為包容，而不是好奇 的對象，則在此自然情境下，研究者能目睹真實現象發生的機會相對增加。第 二，當研究對象之真實與言詞行為上的差異非常顯著時，參與觀察能獲得較問 卷調查或訪談而言較貼近真實的結果。第三，當研究者的問題可以團體成員之 語言形式詢問時，適合用參與觀察法，在此是指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背景差異 的問題。第四，事件的連續性和連結性有助於解釋現象的意義，則此時選擇參 與觀察法，將比透過重複訪談，或由不同線索建構意義要來的完整（Bogdewic, 1992:47，轉引自嚴祥鸞，1996:202）。
而將根基於人類學的民族誌研究方法，納入文化研究中，也是許多學者所 倡議的，例如 Storey 及認為，文本分析在文化研究上的貢獻有所限制，應以如 民族誌等其他研究方法加以補足。文化研究的民族誌，並不式為了證實文本
「真正的」意義；而是用以發掘人民所創製的意義；亦即在人民日常生活文化 中流通，並進而深植其中的意義。從爭霸的理論出發，雖然有時候會對常民的 生活文化做出一些讚頌，但在這樣的讚頌中，必須充分認知到，某個脈絡中的
「抵抗」，到了另一個脈絡中，很可能是被「收編」的（Storey, 1999/張君玫 譯，2001：37）。Storey 更進一步強調，民族誌不能夠只是傾聽與觀察被研究 者的所言所行，而沒有任何批判的觀點。
本文擬對研究對象採取民族誌式的參與觀察，一方面是基於研究問題之所 需：對白目樂隊及其成員進行日常生活式的圍觀考察；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研 究者本身的背景，足以應付進行田野調查時所需要的基本知識。Burgess 曾提出 民族誌的主要目的為「掌握當地人的觀點、他與生活的關係、瞭解他對他的世 界的看法」（Burgess,1989:3；轉引自劉仲冬，2005：62）。另外，Malinow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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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民族誌的資料必須在研究者有能力辨別何者為直接觀察的結果、何者是研 究對象的陳述，或是研究者的推論或解說下才有價值（劉仲冬，2005：73）。
本文中，研究者與研究對象在經歷上有許多相似之處：筆者從高中玩團至今，
目前在台中仍有一所屬樂團，擔任鍵盤手位置，期間曾經參與如 Live House、
搖滾音樂節活動的表演，及全國熱門音樂大賽等樂團比賽，樂團亦曾於 2004 年 獨立發行單曲。因此，我認為在本研究中進入田野所需要的背景知識上，不會 如接觸一對研究者而言全然陌生的領域般難以準備。另一方面，由於我的樂團 活動區域多在台中，與多發生於台北的獨立音樂場景有許多不同之處，如此也 能在進行研究時對觀察對象進行更全面的對照與比較。
Ruddock（2001）認為民族誌研究的目標，在於創造彈性的觀察框架，以 記錄研究者未曾期待的現象，本研究採用民族誌的視野，不只是希望透過樂團 的角度，來印證相關討論，與已熟知的論點，而是希望更進一步，展現被結構 性研究所忽略的大量政治觀點及隱藏於其中的利益。Silverstone（1994）也提 到，民族誌必須奠基於經驗主義的再概念化，如此「真實」才得以一貫地不只 包含日常生活的論述以及例行事物，也能涵括論述中可能缺乏的事物，以及學 者與迷對自身認同與文化之反思兩者之間所潛在的落差（轉引自 Hills, 2002/朱 華瑄譯，2005：53）。
而在參與觀察的時間設定上，根據白目樂隊所提出〈行政院新聞局九十七 年度補助樂團錄製有聲出版品申請表〉企劃書中所列的時間表，白目樂隊將於 2008 年 9 月起，進行首張專輯的錄製工作，本研究擬將其視為一樂團轉變的
「節點」，隨著專輯準備工作，如錄音、企劃等，以及專輯發行後的一連串宣 傳活動，將可能決定白目樂隊形象的建立，以及樂團未來的走向，甚至，專輯 的銷售量可能成為白目樂隊是否能繼續運作的關鍵因素。因此，本研究將參與 觀察的時間設定由白目樂隊發行 EP 的 2008 年 3 月起，雖沒有設定確切的結束 時間，但大抵上設定於其專輯發行的宣傳期過後。
此外，參與觀察法還有一要點為，研究者所在參與觀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 色，Raymond Gold 曾就參與觀察法中，研究者的參與程度與觀察角色進行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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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完全參與者（Complete participant）、參與者一如觀察者（Participant-as-observer）、觀察者一如參與者（Observer-as-participant），以及參與其中的完 全觀察者（Complete observer）（嚴祥鸞，1996：108）。根據我與白目樂隊互 動的情形，我是在告知白目樂隊我將對他們進行參與觀察法的前提下，獲得允 許進入田野，因此他們知悉我的研究者身分，並瞭解我將對他們進行貼近式的 參與觀察；但另一方面，由於我本身對獨立樂團背景知識的理解及經驗，還有 在「獨立音樂圈」裡的社會關係，可以在白目樂隊的某些活動中扮演輔助性的 角色。因此，我認為我在參與觀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近似於 Gold 分類中的參 與者一如觀察者：完全參與，但向被研究者表明身分。
在此試圖將研究過程視為一種構聯經驗（articulation）的過程：我將以研究 者的身分加入白目樂隊，透過貼近樂團每日運作的方式，不僅止於擷取其中被 認為有意義的部份，例如對特定文本，像是歌曲及訪談的分析，或是特定活動 的觀察，因為根據我的經驗，獨立樂團成員做為一創作者、經紀人、歌迷的複 合體，在面對訪談時會有一套準備好的說法，也就是一個建構自身文化論述的 方式，則如此一來，將會有無法窺見白目樂隊真實的運作情況全貌的缺失。筆 者認為，唯有透過長時間貼近研究對象的參與觀察法，才能適切地反映及描繪 其運作情形，以及參與其中成員互動的真實樣貌。另外，在觀察與分析一章的 描述中，為求貼近樂團成員平常的生活脈絡，以觀察對象平日互相稱呼的綽號 來代替原來的本名，分別是：主唱高小糕或小糕（高芷瑋）、吉他手鐵樂貓或 喵哥（許昊）、貝斯手范仲瑜（范仲瑜）、鼓手小菊花或菊花（陳俊儒）。
當然，身為一個參與者，必定也會與研究對象有相當程度上的互動，有時 甚至可能是由我主導某些活動，例如白目樂隊在台北西門誠品的表演中，我以 一台數位錄音機（Edirol R09）錄下表演的實況，這些錄音檔案，後來置於供獨 立樂團發表音樂作品的網路平台 IndeVox，以特別的 Unplugged 現場版形式發 表。因此，在此過程中，與其說我是一個觀察者，不如說我是一個參與其中，
與白目樂隊互動，共同生產意義，並將之記錄下來的參與者，像主唱高小糕說 的：你是白目的第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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