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概況：相同的朱子，兩極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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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的學問宗旨，可以看出成德工夫在儒學中的重要性與《四書》體系在朱子哲理 的核心地位。朱子經由實踐《四書》所載的心性與工夫義理，以成就其道德人格，
而後世學者則可以藉由《四書章句集注》與相關文獻，以探尋朱子對聖賢之心性 與工夫所作的既個別又整體的展現。本文的主要重心，便是詳細地開展朱子的心 性洞見與成德工夫的涵義，由此而能較深入地與整體地了解其對儒學義理所作出 的詮釋與貢獻。不過，有一點須要先行表示：本文對朱子心性與工夫的討論，雖 然都是以《四書章句集注》為核心文獻，並旁及相關材料，但對兩者的論述方式，
著重點有些許的不同。在心性洞見的部分，本文希望以較為集中的方式，突顯朱 子對道德心性與氣稟物欲的雙重洞察，因此重在整體性地去論述其中的一些根本 要點，透過這些根本要點的釐清，將能對朱子哲理的掌握奠定合宜的理解基礎。
而在成德工夫方面，則既會對其工夫進路的基本原則與主要方向給予整體概要性 的討論，也會以個別的方式來表現朱子對《四書》具體工夫的各自詮釋，如此，
則讀者既能知曉其工夫的整體主軸，也能明白其工夫的個別內涵，而朱子之成德 工夫所具有的既整體融通而又豐富多面的樣貌，便也清楚地展現出來。希望透過 本文的論述，能讓讀者理解朱子對儒學心性所作出的洞見，及對成德工夫所表示 的整體提點與具體闡述，並在哲學義理的層面上明白，朱子對《四書》心性與工 夫的詮釋，雖不是儒學唯一的型態，但確實是一條極高明而道中庸的體證進路。
第二節 研究概況：相同的朱子，兩極的詮釋
朱子本身的著作甚多，而現代的相關研究則更是多不勝數。36面對如此龐大 的研究數量，全數讀盡實有困難，研究者只能就有限的心力選擇某些研究作為參 考。就本文的議題與進路而言，目前以中文書寫的研究中，討論朱子《四書》某 部某章之心性或工夫的單篇文章較多，而對朱子《四書》學之心性與工夫作整體 討論者較少，至於以專書形式並採哲學進路來專論朱子《四書》體系之心性與工 夫的著作，似乎還不曾出現，或者保守地說，仍屬罕見。換言之，以朱子《四書 章句集注》為核心並旁及相關文獻，進而討論其心性與工夫的哲學義理，仍是個 值得開拓的領域。37
36 以吳展良編輯的《朱子研究書目新編﹙1900-2002﹚》（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為例，其所收書目已將近 6100 條，而在此之後的研究數量自然是與日俱增的。
37 僅就筆者目前所見的中文專書而言：一、金春峰：《朱熹哲學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8）用一章的篇幅討論朱子《四書》的心性論，見第七章〈《四書集注》中的心性思想〉，頁 239-268。二、杜保瑞：《南宋儒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用兩章的篇幅討論與朱子
《四書》直接及間接相關的工夫論，見第七章〈朱熹經典詮釋進路的工夫論建構〉、第八章〈朱 熹其他詮釋傳統的本體工夫論〉，頁 331-400、401-469。不過，作者沒有對《論語》的工夫論進 行討論。三、丁為祥：《學術性格與思想譜系—朱子的哲學視野及其歷史影響》（北京：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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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2012）、成中英、杜保瑞等人，也有其各自哲學思路下的朱子論述。筆者 曾以「論唐君毅對朱子思想的詮釋—以當代之相關研究為對比」為題撰寫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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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卻也可能因著研究者本身的價值立場而有不同的評價視角；而個別研究者 的具體詮釋內容會有差距，也是正常的情況；但在同一時代，對同一個哲學家的 根本哲理的基本詮釋，存在著兩種內涵極端相反，而數量卻又能大致旗鼓相當，
則不是那麼普遍常見的現象。且舉陸王之學為例子，對陸王所謂的心，評價也許 大可不同，細部的詮釋內容也會有所差距，但對其哲理的基本涵義卻不太會呈現 兩極的現象，假設有人主張陸王的心只是中性的認知心，那麼也只會是極少數的 特例；我們不太會看到主張陸王只有認知心的詮釋，會跟主張陸王的心是道德之 良知本心的詮釋旗鼓相當。但在朱子身上，諸如理氣、心性等根本哲理的基本涵 義，既極端相反而又數量相當的詮釋現象卻出現了。這實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 況。按理而言，一個在哲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哲學家，其學說應當是足以 構成一體系的，而既是一個體系，則也勢必有其大致明確的哲理涵義，同時，朱 子本人又是中國哲學家裡，對概念涵義之分析、界定與用語極為重視與謹慎者，
則對其根本哲理的基本涵義應該會有大致相同的理解傾向才是。但目前的情況卻 是，現代學者對某些不太重視概念界定而用語又渾然的哲學家的基本哲理，能有 大致相近的理解，而對朱子理氣、心性的基本涵義卻反倒呈現相反的詮釋。而又 正因為理氣、心性的問題，是現代大多數學者理解朱子哲學定位的根本基礎點，
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對其理氣、心性有不同的理解，便往往決定了如何界定朱 子整體的哲學，包含其工夫論的價值及其本人在儒學中的地位等等，而更擴大地 說，如何界定朱子的哲學又將影響學者如何理解與評斷中國儒學與東亞儒學。然 則，問題究竟出在哪裡，是朱子本人的問題，還是研究者自身的問題。關於此，
底下嘗試以三個可能的面向作說明。
（一）著作文獻的取捨
第一個面向是著作文獻的問題：朱子本身的文獻眾多是一個基本的背景，文 獻的眾多，確實容易造成在掌握其整體哲理時，困難程度的增高。但在文獻眾多 的背景下，還有一個更具關鍵的重點，亦即文獻取捨的問題，文獻取捨的不同，
往往造成對朱子哲理的不同理解。再具體一點地說，造成對朱子哲理詮釋之差異 的主要文獻，往往是《語類》某些少數的記錄，與《文集》某些時間較早或觀點 還在商討的書信；其中又以《語類》為然，因為《語類》是依類歸納而編排的，
在使用上較為方便，研究者較容易找到自己所欲討論之議題的材料。然而，問題 恰好又在《語類》記錄的準確性與可信度，實是須要透過參照、衡量後而加以斟 酌取捨的，但有些研究者在討論朱子的理氣、心性的基本涵義時，其根據每每只 在少數幾條的《語類》記錄，但這些少數的材料，有的是記錄十分簡短而難以確 定其語境脈絡為何，有的是記錄雖然較完整但卻可以有不同的解讀視角。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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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並非不能解決，只要能與朱子親筆之作以及《語類》其他記錄相互參照，
便可以發現那些少數的《語類》記錄，若不是有失準確，便是其語意並非引用者 起初所理解的意義。但有些學者，往往只依據這些少數的《語類》記錄，而直接 跳過朱子的親筆之作與《語類》其他的說法，甚至以前者為標準而否定後者的可 信度，然而問題是，依此方式所作的論斷，其準確性實在大有可疑。本文在上一 節中，之所以必須先表明朱子的哲理乃以《四書》為宗旨，並說明討論其哲理必 須以《四書章句集注》等親筆之作為基準而後通讀《文集》、《語類》等等相關文 獻，其用意之一，亦即有鑒於此文獻取捨的問題確實存在。
實際上，身為《程氏遺書》、《程氏外書》的整理編輯者，朱子固然肯定語錄 之作的價值，但他同時也對於門人記錄老師之言所可能產生的偏失，有所警覺與 辨析。對此，朱子在三十九歲（1168）所寫的〈程氏遺書後序〉，就已經有所認 識與論述。40而在此之後，朱子依然有相關的表示。請看以下的幾則文獻：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 問不相對値。〔……〕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從旁竊記，非 惟未了答者之意，而亦未悉問者之情，是以致此亂道而誤人耳。然而猶幸 其間紕漏顯然，尚可尋繹以別其僞，獨微言之湮沒者，遂不復傳，爲可惜 耳。41
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
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 非正爲忠恕發也。42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它底意思。」今《遺 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 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 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
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不壽！43
40 朱子所編輯的《程氏遺書》共 25 篇，外加《附錄》8 篇，成於 1168 年；《程氏外書》共 12 篇，
成於 1173 年。參閱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頁 390-392、
491-492。關於〈程氏遺書後序〉，詳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75，《朱子全書》第 24 冊，
頁 3624-3625。
41 朱熹：《中庸或問》，《四書或問》，《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561-562。
42 朱熹：《中庸或問》，《四書或問》，《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575。
43 《朱子語類》卷 97，《朱子全書》第 17 冊，頁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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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說法很清楚地表明，對於記錄之語的可信度須要與其他論說參照而後加以 斟酌取捨，絕不可不加衡量便輕易採信，因為這樣的方式往往可能對聖賢的哲理 產生理解上的偏失。當某些記錄之語與多數說法不符時，則讀者必須對它保持存 疑，甚至可以認為它是謬誤的，而不能反倒以此為立論的根據去否定其他多數的 文獻。相同的，研究朱子的哲學，自應以其親筆之作與晚期或多數的文獻為衡量
朱子的說法很清楚地表明，對於記錄之語的可信度須要與其他論說參照而後加以 斟酌取捨，絕不可不加衡量便輕易採信，因為這樣的方式往往可能對聖賢的哲理 產生理解上的偏失。當某些記錄之語與多數說法不符時，則讀者必須對它保持存 疑，甚至可以認為它是謬誤的，而不能反倒以此為立論的根據去否定其他多數的 文獻。相同的，研究朱子的哲學，自應以其親筆之作與晚期或多數的文獻為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