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秩序的想望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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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秩序的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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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巫術性活動之於當時的重要性，在於儀式作為秩序的象徵性表現，為 天人關係下之政治／倫理結構，建立合法性的思想基礎。趙氏的研究，著眼於殷 商時期的巫術特徵，並臚列整理古人面對災疫時所舉行之巫術儀式，進而論及巫 者歷代演變與後世的影響，得見巫術作為文化思維的整體反映。然若能進一步以 儀式背後的權力／心理結構，來呈現巫儀思維之系統性的詮釋，那麼「罪感」應 能以經驗性質被開顯體驗，而能促進我們對於相關儀式敘述提出更有效的說明。
本節關鎖儀式之象徵意義及政教影響層面，進行扼要的成果回顧，顯而易見 的是：將祭祀儀式結合政教關係深入探討者所在多有，然而其中所反映的精神層 面、行為層面及象徵層面的溝通交流，則尚未進行全面性的整合，多數討論仍偏 重儀節的類分，或傾向政教理念的宣揚，加上較為重視傳統禮制表層的考辨，神 聖秩序與造化萬殊、災疫記憶、天人交通的對應關係，自然亦相對缺乏系統性的 觀照和論述。今若重新省思儀式符碼的諸多功能及意義，並推衍其間運作的權力 意志，以印證儀式事件的合法性地位，我們或可從中打開潛力巨大的研究發展空 間，立體展顯當時人們所營造之生存文化場域。
總的來看，以上就「天人關係」、「氣與身體思維」、「儀式之象徵意義及政教 課題」所說各點，本皆個別形成其思維關注之焦點，或單獨成為一種觀察之角度。
唯對於先秦「罪感」而言，其並非一個孤立的、偶然的感知模態，而是屬於一種 或融會兩種以上之經驗「域」，也可以說是牽涉了知識體系、社會文化環境與當 時的書寫模式。於是該如何透過認知「罪」的關聯線索，來表達這種在不同經驗 域之間連結發酵的共感，又如何將其相交融而構成一個社會文化最基礎的概念體 系，從而對於上古「罪感」經驗及其相牽涉的身體觀念、心理模式、空間感知等，
做出更進一步的詮釋，便成為本文在儀式研究方面所可能提供的意義。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進路
依前文所敘，我們已大致呈現前人研究成績，與對本議題關注之焦點。值得 一提的是：先秦學術思想，無論就「天人關係」、「氣與身體思維」，或「儀式之
102 請參趙容俊：《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第 4 章〈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頁 16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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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意義及政教課題」，三者之內裏，似皆可辨識出一種「罪感特質」，且彼此間 具有發展上的關聯。此種「罪感特質」之辨識，不僅有助於解決一般學術史之斷 代問題，亦於詮釋其自身之時代意義，具有重要性。
於本文題目論之，其既設定為〈天人、氣氛與儀式：先秦罪感研究〉，那麼 在時間範圍上，自然擇取殷周時代所呈顯的歷史訊息，追索其中「罪感」之形成、
定義與發展，據以分析此一時期之思想轉折，與身心、儀式之間的關聯。其中，
所謂「天人」，主要是從「存在關係」之本體論層面，來印證實踐層面的關係。
至於「儀式」，則是從禳災除疫所具有身心過渡功能來看，有如阿諾德・范・杰 內普（Arnold van Gennep，1873-1957）所謂「通過儀式」般，進行「分離」（separation）、
「閾限」（limen）、「聚合」（aggregation）及得到神聖交融而重新連結俗世人間之 過程。103而在儀式情境中所相伴而生的「氣氛」體驗，則明白昭示了身體感知與 實踐轉化的動態發展，以及儀式情境之於個體／群體的心理叢結，除照映「氣－
身體」的思維模態，更展現「氣氛」加諸「身體」的「權力」操作。104蓋就「天 人」、「氣氛」與「儀式」整體觀之：於內，我們研覈當時人們面對「罪－解罪」
之形體、情感、心神轉換之歷程；於外，則連結當時政教關係及治術，以推度其 如何運用「氣氛」深化統治權力的合法性；若再將此一取徑延伸，於當時思想環
103 所謂「分離階段」，指的是個人或群體從原來的處境或文化狀態分離的過程；「聚合階段」則 指重新聚合或回到個人或群體的經過。至於「閾限」，在拉丁文中即有「門檻」之意，此指儀 式將過渡卻還未過渡的中介狀態，此一存在狀態具有「不清晰」、「不確定」的特點，且被不 同的象徵手段於社會文化中表現出來。而閾限的儀式中也往往呈現出失序的特色，行禮者遂 試圖以顛覆社會、倫理及權力的方式，來打破既有的文化結構。質言之，整個禳除儀式過程 可視為一中介（閾限）狀態，充滿猶疑、不祥與變化。禳除時，個體或群體從罪惡／污穢回 到神聖／潔淨的場域，以整合自然、天人、家國、倫理的狀態，或可視為重新融合的過程。
有關「通過儀式」及「閾限」的詳細討論，請參特納（Victor W. Turner）著，黃劍波、柳博贇 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年 4 月）。
104 此處「氣氛」的用法，主要援取伯梅（Gernot Böhme）「氣氛美學」（atmosphere aesthetics）
之觀點。據何乏筆的研究，伯梅從身體哲學的本體論切入，超脫內外、主客二分的立場，探 索氣氛美學之權力面和自由面間的辯證關係，並結合身體美學、自然美學與社會美學三層面，
展開氣氛美學的批判性論述；不論在政治、經濟、宗教等層面，「氣氛」操控均具有某種程 度的批判潛力。此外，氣氛不僅是一種空間，即「通過物、人或各種環境組合的在場（及外 射作用）所『薰染』（tingiert）的空間」，也可以抓住人的情感力量，看作心情的空間載體。
因此，儀式所營造的氣氛同體感通之效果，及所可能產生的文化反思，遂成為本文所關注的 焦點。相關討論，請參伯梅著，何乏筆等譯：〈氣氛作為新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第 188 期（2003 年 4 月），頁 10-33；何乏筆：〈氣氛美學的新視野──評介伯梅〈氣氛作為新 美學的基本概念〉〉，《當代》第 188 期（2003 年 4 月），頁 34-43；何乏筆：〈修身與身 體（二）：身體、氣氛與美學經濟之批判〉，《文明探索叢刊》第 15 卷（1998 年 11 月），
頁 6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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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洞觀人們如何覺察「罪感」所帶來啟示，並探明其如何透過儀式的轉化，以 重新尋求天人秩序結構的和諧，遂可整合建構出不同以往之系統性意義，進而開 顯關鍵議題的哲學層次。
以上各項議題之呈現，既有其延伸性，亦可發展出不同的主軸。唯於此一詮 釋框架中，仍有一問題尚未解決，即如何找出先秦「罪感」的判準？此點涉及到 本文研究的立場，因此底下即依序說明本文之研究進路及架構安排：
第一層步驟，首當剖辨「罪」字觀念之構成作為中國傳統哲學的起源意義及 文化特性，故於第二章〈罪與罪感：先秦「罪」義及其開展〉中，我們擬針對「罪」
之字義內涵及其概念家族進行考察，並透過出土和傳世文獻的比勘歸納，進而構 築出一多層次的理論系統，以之作為檢視「罪感」基礎的導引因素。若以殷、周 易代之際言，又自有變衍之脈絡存於其間，而必須澄清的是：此種形態轉變，是 否帶動一種思想之趨向？此種思潮之主張中的哲學預設為何？此一部分應具有 優先處理之重要性。
第二層步驟，須知「罪感」之發展中，必有其「議題」與「思維方向」之哲 學導引，從而建立屬於自身的脈絡。而欲理解「罪感」作為中國文化思維之系統，
此入手分析之要點，應在探照其所反映於「天人關係」的根源性議題，及其所示 現之結構性質。因此，於本文第三章〈天人與儀式：先秦罪感之結構模態及其根 源性議題〉，我們即嘗試從宗教意識推衍「罪罰－秩序」的天人議題，除凸顯不 同罪罰形式之結構要素外，亦說明其於政治結構及思想發展上所具有之啟導作用，
從而反省「罪感」的內在本質，並觀察其中所以能為此判斷之社會文化條件。
第三層步驟，則在掌握「罪感」之具體內涵後，由此伸展，思索以身體作為 基礎的隱喻系統，及其所反映之災疫義涵。就此方面言，若帶入物－我、心－物、
身－心相互連動的氣感框架，以此詮釋其於政教、倫理上等課題，將有助於理解
「罪感」之多元性內容。至於此類討論所以能融入於儀式情境中，實因引入其所 召喚之整體氣氛概念，方可鑑識出「氣－身體」思維所反映的權力面向，以進一 步定位個體／群體所處的社會文化心理。準此，我們將設定第四章〈氣氛與儀式：
先秦罪感之災疫義涵、身體感知及其權力面向〉一章建構以上之論述。
前述三項步驟，乃本文主要的論證脈絡，在實際展開之前，尚須注意的是：
「罪感」之獲認知，實際必須延至漢末佛、道二教浸染，始正式浮現。至於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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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深刻之論述，直至今日仍付之闕如。此點顯示，中國「罪感」之發展脈絡，與 文化傳統之整體趨勢，雖有關聯，卻非主流；箇中因素有的是出自「恥－改過」
文化於東方社會的固有印象，有的則是拒斥於應用西方的理論創造。不管是囿於 何種限制，如前所示，先秦之「罪感」仍具有可與哲學系統思維相對話之空間，
頗值得在另一個脈絡裡檢證、細談。職是之故，本文擬將「罪感」作為儀式研究 的一個特殊視角，茲就先秦告祭現象的整體觀測上，來把握先秦「罪感」的演變 脈絡，論述操作時並不把「罪感」孤立而觀，而是將之置於整個思想網路中，從 宏觀上來處理；因此除了從儀式論述「罪感」本質、結構模態、氣氛權力出發，
進行基本概念的分析研究外，其所牽涉之天人關係的根源性議題，及其所反映的 身體經驗、禮教義涵，更是考察的重點。是以，本文將突破以往既有之成果，以 試圖精準地刻畫「罪感」的總體輪廓，俾能拓深儀式研究的另一種學術研究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