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多多少少都對未來感到好奇。科幻小說作家結合了「科學」與「幻想」，揉合 科學推理與天馬行空的想像，試圖去創造「可能的未來」(呂應鐘、吳岩 54-5)；黃海在
《科學月刊》第二十九卷第二期的〈科幻的科學預言〉中提到科幻事物對科學的啟迪：
如 1626 年哲學家培根(Francis Bacon)寫的《新亞特蘭提斯》(Atlantis)中提到當地的居民 有一種能將聲音與畫面「裝」在盒子裡的東西，比貝爾發明電話早了 250 年；而法國作 家凡爾納(Jules Verne)的《海底兩萬浬》(2000 Leagues Under the Sea)中所提到的原子潛 水艇及其擁有的照明設備等構想，由愛迪生 1877 年發明電燈、美國在二十世紀製造的 核子潛水艇實現。人類對宇宙與太空的夢想，也在小說中被預言。在美國太空船阿波羅 十一號登陸月球前的 104 年，法國凡爾納即在其《從地球到月球》(Round the moon: a
sequel to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一書中描述探月之旅的情景；美國新英格蘭牧師赫爾
(Edward Everett Hale)的《磚月亮》(The brick moon and other stories)，則為人造衛星的發 射提供了靈感(113-5)。昨日的科幻，可能是今日的真實。
然而科幻小說不只是科技預測的「預言」遊戲。關心人類前途的科幻作家在省思科 學與科技對人類的影響時，也試圖藉由科幻小說此一特別的文類，來表達、闡述科學與 社會及人性間的關聯。例如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科學家在面對已能成功複製老鼠、羊、
豬、牛、狗等動物、即將踏入複製「人」的門檻時，所引發各界的爭議，和 1896 年威 爾斯(H. G. Wells) 在《莫洛博士島》(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中描述科學家將獸類改 造為人類的悲劇、探索人類造物的「權限」時的憂慮，可謂異曲同工。另一個例子是赫 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利用胚胎篩選及控制的生
化技術，以強化階級之落差，鞏固、遂行集權主義的方式，和當今極權國家作風如出一 轍；而雷‧布萊柏利(Ray Bradbury)的《華氏 451 度》(Fahrenheit 451)中，更以未來世界 將「書」視為禁物加以燒毀之反知識態度來表達對「麥卡錫」主義1的批判與不滿。由 此觀之，科幻小說同時也是「寓言」的，「是兼具歷史與超越歷史的」(林建光，《顛覆 性想像》76)。
科幻小說雖常被認為為偏離文學主流，但就如蘇恩文(Darko Suvin)在《科幻小說的 變形》(暫譯，原名為 Meta-morphoses of Science Fiction)一書中對科幻小說下的定義：科 幻小說是「認知與疏離的文學」(轉引自林建光，《顛覆性想像》77)，科幻小說的想像，
即「真實的疏離反射」(林建光，《顛覆性想像》78)；它在非理性的想像中隱含的認知與 理性元素，使它同時能「混合歷史與想像、理性與非理性、現世與他世」(林建光，《顛 覆性想像》78)。蘇恩文對於科幻小說「認知」的定義，暗示著科幻小說有賴於對現實 的認知，如果它是以疏離的形式處理歷史情況，「它所暴露的，也是對歷史的一種直接 的挑戰」(林建光，《顛覆性想像》78)。林建光認為，科幻小說「並不是反歷史的幻想文 學」；相反地，它是「承擔歷史責任的文學」，可以被描繪成一種「批評」、「模擬」的文 學形式；傳統上將科幻小說視為是「逃避現實或娛樂的文學，或是文學的旁支，其實都 忽略了它批評的優勢」(林建光，《顛覆性想像》78-80)。在科幻小說家中，很少有人能 像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這樣，以超現實的幻想風格質疑「現實」(reality)的真實 性，並探索個體在壟斷企業下或改變的政治社會環境中建構脆弱的認同之本質。狄克的 小說深切地顯示了科幻小說的批判優勢。他對後現代的「預視」(foreshadow)驚人的與 後現代思潮相符，後現代思想家諸如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及齊傑克(Slavoj Žižek)等皆十分注意狄克小說中對後現代現象的預想。
菲利普‧狄克 1928 年出生於芝加哥，是個兼具理性及反烏托邦特質的科幻作家。
他的作品橫跨 1950 至 70 年代，異於 1930、40 年代對科學抱持樂觀態度的作家，屬戰 後世代的狄克，對人性的改善和民主的進步抱持著悲觀的看法：美蘇的冷戰及殘忍的武
器競賽、1963 年甘迺迪總統被刺、1972 到 1974 年間的水門案醜聞、1973 年美國在越戰 中的失敗，以及戰後對於科學和科技的濫用，都揭露出隱藏在民主和諧的表象與幻覺之 下的，是衝突、野蠻與非理性。狄克的小說中，常以疏離的方式再現當時歷史與社會的 景況，及對社會的批判精神；他的小說常常透露出對科技革新的疑慮。在他的小說《血 錢博士》(暫譯，原名為 Dr. Bloodmoney)及《殺手的一日》(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 中，炸彈燒灼後，人類在大屠殺後似的荒地或廢墟掙扎求生；在〈最後的大師〉
(暫譯，原名為 The Last of the Masters) 故事中，描述在科技和理性塑造出來的「單面向」
社會中，個人對社會的否定與反抗力量，被科技理性所消滅。個體以集體意志思考，電 視或廣播等公眾力量滲入私人領域，甚且被政府利用以剝削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