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亞洲獵頭公司博禹集團發布 2014 年最新的「大中華區人才趨勢報告」指出，

臺灣有高達 54％的中高階人才有意到海外工作，雖從 2013 年的 63.5%降至 54%，

相較之下，該比例仍是大中華地區(臺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大陸)最高，比中國 大陸的 48.5％、新加坡的 45％、香港的 35％還要高出許多。另外，就臺灣人才最 想去的海外工作地點，2012 年 和 2013 年 中國大陸的上海皆為首選。從這份報告 中可以看出兩則訊息，一為臺灣人才往外流動的趨勢，二則為中國大陸跨國企業的 崛起，會有這樣的變動，不外乎為「全球化」所引起的效應。

全球化為透過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通訊傳播的力量，以及先進國家對各項管制 的解除，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造成全球流動的現象。德國社會學家 Beck(1998) 認為全球化是將日常生活行為的疆界瓦解，而這些行為發生在經濟、資訊、生態、

技術等面向。另外，根據 Anthony Giddens 的觀點，全球化被定義為不受距離限制 的行為和生活（孫治本，1999），尤其是電子通訊技術的成熟與廣泛運用、自由貿 易思想的普及化以及跨國行動的運作，形成了經濟全球化的效應（李易駿，2003）。 而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有兩項重點：一、擁有跨國界的思維，國與國之間的交流，

不再因地理位置的受限，交織出一幅相互依存的網絡；二、全球性的社會關係，貿 易增加後帶來經濟的快速發展，伴隨社會關係開始轉型，如跨國企業、跨國聯姻、

人才流動等現象，使得國家內形成多元文化並存的社會。

隨著世界上貿易往來，逐漸形成區域經濟的整合，使全球經濟加速深化，從美 洲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歐洲的歐盟(EU)、至亞洲的東協自由貿易區(AFTA) 等，臺灣也積極加入經濟聯盟，欲擠身至全球貿易之一環，像是 2010 年與中國大 陸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2013 年也與新加坡簽訂臺星經濟夥伴協定 (ASTEP)，國與國之間的藩籬逐漸被打破，各國之間的貿易障礙也逐漸消除。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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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廣度與深度，藉由經濟全球化的力量無遠弗屆，成就國際貿易的範圍不斷擴 大與深化。然而貿易自由化的加深和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交易成本下降並進一步 導致國際分工加深、國際貿易的速度提高。為了因應全球分工之生產體系，跨國企 業逐漸形成，促使國際勞工遷移(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的議題在經濟全球化 的趨勢中逐漸受到重視。國內外開始對勞工跨國移動的行為及其影響有更多的相 關研究，而我國對於勞工跨國移動的研究大多針對外籍勞工引進國內對我國就業 市場的影響，或是聚焦於外籍勞工的管理及權益保障，對於臺灣勞工向外移出的相 關研究及調查仍相當缺乏。

近十幾年來臺灣整體對外投資規模隨著廠商全球化佈局而逐漸擴張，也提升 經濟成長與國民所得提升，然而我國的土地、勞動等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揚，使得 企業營運成本增加，企業為求發展，逐漸轉赴土地、勞力成本相對較低的地區擴展 事業，投資的地區從早期的東南亞各國，近年來轉往在全球經濟地位日益重要的中 國大陸地區。從 1978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開放，至臺灣政府對大陸投資政策的 逐漸鬆綁，加上在國內景氣不佳、產業結構變遷的影響下，不斷傳出臺灣企業西進 大陸的訊息。

從表 1-1 的數據顯示，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貿互動是密不可分的。在投資 方面，雖然在 2003 年至 2014 年間，對中國大陸投資案件數占我國對外投資案件 比重逐步下滑，由 84.44%下降至 50.20%，減少了 34.24 個百分點，但就投資金額 而言，同期間我國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占整體對外投資比重卻僅由 65.99%下降至 58.49%，減少 7.5 個百分點。僅看這一兩年的趨勢，2014 年全年核准對中國大陸 投資件數為 497 件，件數較 2013 年減少 10.3％；核准投（增）資金額計 102 億 7,656 萬 9,000 美元，較 102 年增加 11.82％，可看出中國大陸對我國經濟影響力是 大為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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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歷年臺灣對外投資統計

有 170,283 人；依據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2）的資料顯示持台港澳人員 就業證在內地工作的台港澳人員共 9.15 萬人。若以非官方估計，長年在大陸經商、

工作或定居的臺灣人已超過 100 萬，陳桂清（2012）估計近 200 萬，數字估計有一 定的差距，但可以肯定的是，前往中國工作的臺灣勞工人數的確實是在增加的。

隨著台商資金投資中國大陸，臺灣人才亦前赴後繼地移往大陸發展，在兩岸經 貿互動頻繁的今日，大量台商投資大陸除了對臺灣經濟成長貢獻良多之外，臺灣人 才前進大陸發展也對臺灣社會發展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最重要的議題即是勞工 跨國移動對於跨國界之社會安全(social security)¹帶來新挑戰，作為社會的一份子，

每人都應該享有社會安全的權利，但跨國移動勞工可能會面對與就業國本地勞工 在社會安全上存在差別待遇之問題，甚至有可能同時失去家國及就業國的社會保 障。Kulke(2006)研究指出，關於移工(migrant workers)所面臨社會安全涵蓋及給付 權益遭遇到許多本國籍勞工不會面臨的困難，是基於領域原則(the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ity)與國籍原則(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的關係。就前者而言，社會安全 的立法囿於國家領域的範圍內，國民在國外工作並未被立法所涵蓋，因而不符合給 付資格；就後者而言，係指國家對於外籍人士的排除。在國與國之間移動的勞動者，

易因無法累積足夠的年資，而影響其社會安全給付的請領權益，對其本人及家屬的 保障產生一定的影響（陳琇惠，2013）。

此勞工跨國移動的社會安全議題，反映了全球化所帶來的變化，形成彭信坤

（2012）所言的資金與勞動力在國際間快速移動之結果，使得過去建立在國家之上 的約束力與企業責任這些傳統社會安全制度面臨嚴峻之挑戰。現代社會已經從工 業社會過渡到風險社會(risk society)，風險社會的核心不再是財富的分配，而是風 險的分配，在風險社會中，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暴露在某種程度的風險下，所謂的 弱勢者即是風險程度高、但擁有資源少的人（古允文，2010）。故古允文（2011）

1 社會安全通常被界定為涵蓋社會保險(social insurance)、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及社會救助(social assistance)等三大類不同性質的政策。在本文中，以運用「社會安全」一詞為主，因其為一項較全 面的公民基本權利。但若牽涉到中國相關社會福利制度，為符合當地用辭，會以「社會保障」(social protection)呈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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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在現今臺灣勞動力穩定而長期就業的可能性日漸降低，遊走於不同職業與不 同地區的情形將大增，須建立一個有效的福利體系，必須透過制度化的方式將幸運 者與不幸者、生產者與依賴者、年輕者與年老者緊密凝聚在一起，構成社會穩定的 基石。

古允文（2008）也提醒全球化是超越國家之外的，而目前社會安全制度及社會 福利的研究多仍侷限在單一的社會或國家疆界之內，對全球化的趨勢較難掌握，臺 灣應以較為宏觀及跨國際的思維對社會安全制度作重新的省思。江毓瑋（2004）對 於全球化的描述為「全球化可以是一個正面之力量，但也要避免不當的破壞力量，

這是各國政府所要面對的持續挑戰」，故在人民享受全球化帶來的交通與資訊的便 捷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省思誰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被排除在外而無法享受其安全保 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