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二節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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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和求助者兩個層面的研究發展，就服務提供的層次而言，其主要從服務輸送 的角度來考量，透過對服務體制的檢視，來增加服務的可近性、可及性、及整體 的有效性等；另一方面，則是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來了解其於求助過程中可能 存在之心理與社會的阻礙因素，以及服務使用的感受，並試圖透過各種方式消減 其所帶來的影響，以縮減服務鴻溝，增加資源與需求之間的流通。或許，身為服 務提供者的我們總是過於假設若能讓這些資源是可取得的及易於接近的，人們便 會使用它們，但事實似乎並不是如此，有時候人們有需要也能夠取得這樣的資源，
卻不會輕易展現如此的行為(Lee, 1997)。研究者欲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 點，認為若能從男性單親的求助歷程了解其整體的求助經驗，或許能夠使我們更 加清楚男性單親求助過程的感受與困難，也較能夠明瞭如何面對與協助這些男性 單親，以促進服務的效能。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與日俱增的社會事實—不可忽視的男性單親
回顧人類的歷史，其實單親家庭的存在已有很長的一時間，但因以往的農業 社會中，單親家庭數量不多，且家族資源豐富，單親家庭形成的困擾不多；至工 業化之後，社會上離婚和未婚生育的比率顯著提升，使得單親家庭已成為歐美工 業國家主要的家庭結構之一(張清富，2008)。我國的社會發展趨勢與歐美國家相 似，單親家庭的數量也逐年的提升，然，與歐美諸國較為不同之處在於台灣單親 家戶的性別比例相當接近，男女單親家戶的比例約四比五，佔總體單親家戶比例 的四成，與歐美諸國的 15%左右很不一樣(薛承泰，2000)，此主要與台灣法律較 保障父權的因素相關，在離婚案例中子女歸屬父親者較西方社會為多，因此國內 的單親父親相對地較歐美諸國為多(薛承泰，2000；林萬億、吳季芳，1993)。時 至今日，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1 年的統計顯示，全國的單親家庭戶數已達 74 萬 1,090 戶【見表 1-1】，佔全國家庭比例的 9.31%，相較於 2001 年的單親家戶總數，
此十年之間成長了近兩個百分點，學者楊靜利、董宜禎(2007)的家戶變遷推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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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幅度，2008~2009 年間，男性單親家戶的成長幅度(成長 15,368 戶)已超越女 性單親家戶的成長幅度(成長 12,855 戶)；此外，2010-2011 年間，雖然男女性單親 家庭戶數均有縮減，但男性單親家戶占總單親戶的比例仍呈現上升的趨勢。如此‧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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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得較多，且若親屬之生活狀況並沒有比單親父親佳，所能提供支持力量也幾乎 等於零(Marks & Mclanahan, 1993；Gerstel, 1988；王郁琇，2006；張碩文，2009；
周雅萍，2006)。當男性單親無法自行滿足家庭成員的需求，亦無法自親屬面取得 相當的支援，其結果不但影響家庭的生活品質，更可能影響孩子的成長，這些相 關的議題，隨著男性單親數的提升，也越為浮現檯面。
貳、傳統價值的束縛—單親家長求助行為的性別差異
當單親家長成為單親之後，在家庭結構改變的情況下，單親家長必須要獨自 承擔家庭中的大小事務，並身兼家庭照顧者和提供者的角色，易於使單親家長面 臨到一些生活上的問題，包含單親家長與孩子的情緒困擾、家庭經濟匱乏、親職 教養、人際關係縮減、身心健康等問題(王孝先，1991；王舒芸，2008；林萬億、
秦文力，1992；郭靜晃、吳幸玲，2003；彭淑華，2006a；謝美娥，2008)，尤其 男性單親更容易因缺乏對家務參與和孩子照顧的經驗，而陷入生活的混亂當中，
此一轉換的過程，不僅需要相當的時間與努力來適應此一新的角色，更需要他人 的協助來克服如此之困難與壓力。多數單親家長面對這些生活中的困難時，通常 會以較正向積極的方式，透過他助與自助來解決問題，減輕生活壓力，只有少數 的單親家長會採取比較負向消極的因應方式(負向思考、緩和行為)來應對，顯示 出單親家長在面對生活壓力時，相當程度會透過尋求社會資源來協助度過難關，
其包含來自於家人、親友、鄰里之非正式支持，以及政府部門、醫療、社會服務 機構的正式支持，而這些協助資源也對單親家長的壓力具有相當的緩衝效果(宋麗 玉、陳惠君，2000；范書菁，1998；李雯雯，1997)。
不過，相關的研究卻顯示，單親家長的求助狀況與支持的取得上有其性別上 的差異，即多發現男性單親整體的求助比例並不高，所獲取之社會支持也未較女 性單親來得多，男性單親較易於獨自撐過重重難關，若有需要協助也經常僅止於 原生家庭的成員和朋友，對於向外求助經常是猶豫不決的，且多以經濟上的救急 或是工具性的協助為主，情感方面也經常較不易顯露(Cohen & Savaya，2000；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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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萍，2006；張碩文，2009；蔡文菁，2011)。對此，許多學者將其歸因於男性意 識對男性求助行為的束縛，認為普遍社會期待男性應展現自制、自信、果斷與工 具性的特質，因而男性常以強者、競爭、控制、不能哭泣、追求成功等行為表現 來維持其所謂的男子氣概，在如此之思維下，使男性單親在遇到問題的時候，易 於認為求助行為可能展現依賴、懦弱的角色，害怕將自己的苦說出來等於向別人 宣告自己的無能一般，在求助上也就較女性單親來得保守(Cohen & Lowenberg, 1994；王郁琇，2006；蔡文菁，2011)。有趣的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4)研究 香港男性對求助的態度時發現，相當高比例的男性認同求助的意涵，認同「社會 服務是市民的基本權利」、及「可以透過他人協助處理自己無法解決之事」，但同 時亦有相對高比例的受訪者表示「男子漢大丈夫，應該自行想辦法解決」。似乎，
男性對求助的態度有隨著社會的平權意識而產生改變，對求助行為有部分的認 同，但要到實際的行動階段，仍然受到傳統意識的束縛。
不過，家扶基金會(2011)針對現行服務之單親家庭做推算，發現有越來越多 的男性單親願意前來求助，每五位求助的單親家長中有一位是男性單親，相較於 三年前只有十分之一的比例，確實提升不少；此外，簡文吟(2009)針對台北市單 親家庭和婦女服務中心的個案調查中，一些實務工作者也表示越來越多陷入婚姻 問題中的男性，願意前來討論獲取相關資訊。此現象是否代表著男性意識的解放，
而前來求助之男性單親是否也不再受到傳統男性意識的侷限，亦或有其他促使其 求助的可能？願意前來求助之單親家長究竟對求助的看法如何？其是否對往後的 求助行動有所影響？皆值得進一步探索。
參、正式機構求助過程的複雜性
求助行為，乃是指個體在面對壓力與困擾時的一種因應機制(coping
machenism)，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都有求助的可能。然，探究求助行 為的學者指出，求助行為應是一連串的歷程包含覺察自己需要別人的協助、考慮 重要且可用的資訊、在適當機會下提出問題、及妥善運用別人所給予協助，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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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攸關於個人的行動意願，亦立基於個人和社會網絡之間的互動關係，是動態的、
雙向的，而非單一的進程；而向正式服務體系的求助歷程，更是一段充滿抉擇的 過程，有許多潛在要素皆可能促使或阻礙求助行為的延續，如個人所認知到的情 境壓力、非正式資源的多寡、社會文化的壓迫、求助者與協助者的互動關係等 (Nelson, 1980；陳珮瑄，2008)。
就過去的研究看來，可以見得單親家長在決定是否要求助於正式機構，也是 經過一理性考量的評估過程。例如單親家長會考量能取得之非正式支持的足夠性 與穩定性而對社會救助有不同程度的倚賴(鄭麗珍，2002)；而 Kok & Liow(1993) 在探討中國單親家長的求助行為中，則發現中國文化對於單親家長的求助行為具 有兩面的影響效果，一方面中國人通常將婚姻的不合睦視為可恥，離婚是個人的 事甚至是家族的恥辱，若將自己的情感與狀態訴諸他人，將感受到失面子的窘況，
更遑論向不熟識者求助，對正式機構的求助也自然徘徊不前，然而，有時候又會 為了減緩身為單親之丟臉的感受，或避免旁人的閒話家常，反而將專業人員的定 位置於鄰居或朋友之前，出現捨近求遠的求助狀況。此兩研究一方面顯示出單親 家長在決定是否求助正式機構之前，必然會先想到非正式支持所能提供的協助狀 況，另一方面則是考量到其與這些協助者之間的關係，當單親家長感受或預想到 該協助關係讓人感到不舒服時，將促使其轉而求助正式機構。
另外，單親家長若強烈認知到情境的嚴重性，或個人對於某方面的需求有所 堅持時，也較容易引領單親家長進入正式服務體系。相關研究指出，單親家長在 護子心切之下，多會將自己的需求置於次要位置，一旦遇到與子女相關的問題，
為了不影響子女的發展，其也會放下自尊而尋求正式機構的協助(王舒芸，2008；
蔡文菁，2011)；國外的研究亦發現，單親家長對需求的強烈自覺也將引領他們參 與單親家長的組織(Gasser & Taylor, 1976；Orthner, Brown, & Ferguson, 1976)。
相對的，也有研究發現一些社會因素可能阻礙了單親家長向正式機構的求助 行動，例如在求助的過程當中，若遭遇到一些困難，如不知向誰詢問、排隊排很 久、承辦人不友善、申請手續繁複等，皆易於使單親家長感到困難而退怯(劉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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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不過，新北市馨和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2007 年的專案報告卻也指出，一些 男性單親儘管初始的求助動機非來自於全然的意願，但後續漸而了解到只要他們
2008)。不過，新北市馨和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2007 年的專案報告卻也指出，一些 男性單親儘管初始的求助動機非來自於全然的意願，但後續漸而了解到只要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