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小敏每天結束學校課後輔導後，從晚上 7 點到清晨 5 點為 93 歲阿嬤操

作居家腹膜透析機器；她有時睡到半夜聽到機器嗶嗶響！起床看阿嬤有甚 麼需要，有時洗腎機器一晚響 3 次，她就起床 3 次調整，處理好再睡覺。

身體瘦小、戴著眼鏡的小敏不諱言說，這半年多來，她很少一覺睡到天 亮，但想到自己可以幫爸爸、哥哥分擔照顧阿嬤的責任，讓阿嬤可以舒服 睡覺，她就不覺得辛苦。小敏的孝行感動醫護，醫院腹膜透析主任主動發 函盼學校表揚。(自由時報，2015)。

小陽的哥哥周歲後發燒生病，不久癱瘓，生活不能自理，必須 24 小時

照顧。小陽雖被鑑定出有輕度智能障礙，但他體恤父母親的辛勞，自國小 1 年級起便毫無怨言的一肩扛起照顧癱瘓哥哥的責任，餵哥哥喝水、換尿

布、換衣服、餵飯、按摩、散步，晚上再抱其上床睡覺，照顧癱瘓兄 11 年 不離不棄獲頒孝行獎。(大紀元，2015)。

上述的報導只是每天社會新聞中的冰山一角。在臺灣的孝道文化中，這些 承擔家庭主要照顧責任的兒童與少年時常被奉為榜樣，並受到學校、社區、醫 院公開表揚「孝悌楷模」，而臺灣的媒體也經常將這些事件正向化報導，使得兒 童與少年承擔照顧責任的現象看似理所當然。隨著家庭結構的變遷，社會中存 在著許多不同樣貌的家庭型態，也逐漸顛覆以往傳統對於家庭的單一想像。然 而，當家中父母親或是主要照顧者的角色沒有發揮功能時，兒童與少年自然而 然替代父母親承擔照顧角色的責任，他們不但要把自己及手足的生活打理好，

有時還必須成為父母親其中一方情感慰藉的角色。當兒少過度地承擔家中主要 照顧責任的現象即為親職化(parentification)(吳嘉瑜，2005a；吳嘉瑜，2005b；

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Barnett & Parker, 1998；Leon & Rudy,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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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職化一詞最早於 1967 年 Minuchin 等人的家庭系統理論概念出來，在家 庭系統理論中，強調健康的家庭功能為結構清楚、家人間界限合宜，而親職化 指子女承擔父母親原本照顧的角色，孩子犧牲自己去照顧父母親的需求。後來 B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加以延伸，意指在代間關係中，子女與父母間 的角色互換而衍生出來的角色反轉(role reversal)現象。在國外的研究指出，當 兒少被期望在家庭系統中完成父母的角色，且被賦予照顧家庭成員的期待，即 稱為親職化兒少，在親職化當中有角色反轉的議題存在，而這些兒少必須承擔 超越適合兒少年齡的角色責任(Barnett & Parker, 1998；Leon & Rudy, 2005)。另 外，親職化包含兩種形式的任務：工具性與情感性。工具性任務為負擔家務工 作、擔任家中主要照顧者、負擔經濟等；情感性任務則為回應父母親情緒需 求、成為父母親情感依賴的對象等(吳嘉瑜，2005a；吳嘉瑜，2005b；

Boszormenyi-Nagy & Spark, 1973)。

在吳嘉瑜(2005a)的研究中指出，親職化對於某些特定環境及功能上是有用 且需要的，例如單親家庭或傳統大家庭，有時候可以培養孩子為人處世的敏感 度與自我負責。然而，大部分的研究指出過度地親職化對兒少可能造成許多負 面的影響，包括自我認知、人際關係、學業成就、身心壓力等等。當父母親在 家庭中過於依賴兒少，本身沒有盡到為人父母的責任，並將自身的角色全部轉 移到兒少身上時，有可能會導致兒少負荷過大的親職與照顧壓力，另外，也可 能會使得兒少長期忽略自身的需求，認為在人際關係中需要不斷的犧牲奉獻，

這些都可能對兒少在身心靈的發展上產生負面的影響(吳嘉瑜，2005a；吳嘉 瑜，2005b；李汶軒，2013；張榕芸，2011；Barnett & Parker, 1998；Leon &

Rudy, 2005)。

與「親職化兒少」相似且在近幾十年來很常被討論的概念為「兒童少年家 庭照顧者」(young cares)，在吳書昀(2011)的研究中整理了許多文獻，並且提 到，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是指 18 歲以下，照顧家庭中患有疾病的成員，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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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有時候不僅需要提供照顧，還需要負擔其他形式的家庭責任，兒童少年家 庭照顧者的概念其實被包含在親職化兒少的意義中，可被視為親職化兒少當中 的一個群體。英國為最早討論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的國家，並且於 1995 年在照 顧者法案中(the Cares Act 1995)定義「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為 18 歲以下，提 供家庭成員大量且定期的照顧(吳書昀，2010a；吳書昀，2010b；吳書昀，

2011；Aldridge, 2008)。隨著英國大量的針對兒童少年家庭照顧者進行討論及研 究，以及將他們的身份納入法案中，後來有越來越多的國家，例如美國、德 國、西班牙、澳洲等也開始關心此議題，並在社會福利與健康相關政策中將這 群孩子納入，給予福利化的身份(Aldridge, 2008)。

近幾十年來社會快速變遷，家庭結構出現各式各樣的樣態，而不論家庭型 態如何呈現多元化面貌，在臺灣，親職化兒少現象是一直以來無可避免的議 題，加上文化的期待，使得家庭失功能時，孩子即成為遞補父母親角色責任的 理想人選。然而，這群孩子的需求鮮少受到關注，目前國內也無法透過官方正 式的統計數據中看見實際有多少比例的親職化兒少存在，僅有中國信託慈善基 金會委託家扶基金會、兒福聯盟進行的「2011 臺灣弱勢兒童親職化現況調 查」，結果發現 1,100 份調查問卷中有八成以上的弱勢家庭兒少不僅要幫忙做家 事還要協助照顧家人、提供情感的支持與陪伴，有 16.7%的小孩需要外出賺取 金錢貼補家用(臺灣家扶智庫兒童暨家庭福利實務研究平台，2012)。此外，根 據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點燃生命之火」與家扶基金會進行的「2012 早熟小大 人現況調查報告」，發現基金會扶助的五萬多名兒少中有一萬多名因為家庭因素 需負擔家庭責任(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2013)。光是這兩年針對該機構服務對 象進行統計的調查數據即顯示有不少孩子目前正擔任親職化角色，更不用說全 國有多少比例孩子正處於此現象中。

此外，相關研究指出親職化兒少有喘息、希望有他人協助負擔照顧責任、

經濟壓力、取得醫療資源、支持與陪伴、了解相關社會福利資訊、課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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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等(吳書昀，2010b；陳昱均，2014)。由此可知，這群孩子在擔任親職 化角色時，是期待以及需要有其他資源的協助來減緩其身心靈的壓力。然而，

兒少取得資源的能力是有限的，且其能夠觸及的資源範圍主要經由學校、相關 社會福利政策、社會福利機構等的提供與介入，因此，相關單位對於這群孩子 的需求辨識及敏感度有其重要性。由於社會工作者在提供間接或直接社會福利 服務時，或多或少會接觸到潛在的親職化兒少，因此，若能夠加強社會工作者 對於親職化兒少的辨識，才能更進一步的發掘其需求並提供適當的資源協助(吳 書昀，2010a；陳姚文，2009；陳昱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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