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研究背景
（一）海洋的現況與重要性
海洋約佔地球表面積的 71%，是地球生命的起源，也是全球環境的調節中心。
包括大洋、近海和海岸地區的整個海洋環境，在聯合國所研擬的「21 世紀議程」
（Agenda 21）中，被形容為「地球維生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也是人類永續發 展機會所在的重要資產」，並且於第 17 章中明確的針對海洋與海岸環境，及其自 然資源之保護、利用和發展，揭示了各沿岸國應採行之政策與措施（行政院海洋 事務推動委員會，2006）。海洋長期以來被視為公共財，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的錯誤觀念，導致海洋面臨許多問題，包括全球漁業資源過度捕撈（overfishing）、
全球暖化導致水平面上升、海岸開發造成棲地破壞、污染及外來種的引入等（Glover, Earle & Kelleher, 2004）。根據 Jackson 等（2001）指出，相較於其他人類對海岸生 態系的干擾活動，如污染、海水品質下降和氣候變遷等而言，「過漁」是造成海洋 生態系滅絕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台灣也不例外（邵廣昭，2011）。2002 年永續發展 世界高峰會強調海洋資源開採與棲地破壞的危機，主要都是來自大規模的漁業行 為，在缺乏一套普世的海洋規劃與管理體制下，產生了「公有地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海洋變成人人可以使用卻沒人擔負責任的區域，進而出現全球 性過度使用海洋資源與生態系的情況（Glover et al., 2004）。
根據統計報告指出，目前全球漁業資源只有約 12.7%是處於低度或未充份開發
（Non-fully exploited）1的狀態，有 57.4%則列為已完全開發（fully exploited） 2 階段，另有 29.9%則處於過度開發 （Overexploited） 3 （FAO, 2012）。亦有研究 ---
１意即尚有潛在的可開發產量。
2表示捕撈量已達到或非常接近最大持續生產量，沒有再增加利用的空間，若無妥 善管理則可能有產量下降的風險。
3表示該族群的產量已經低於牠們的生物或生態潛能。
指出，從 1980 年代開始，全球性的捕捉量開始明顯下滑，但漁獲努力量卻遲遲沒 有減緩的跡象，在在都顯示出漁業資源減少的事實（Pauly, et al., 2002）。而《Science》
期刊也發表對海洋健康狀況的分析報告並提出警告，若政府、企業及海產消費者 不處理海洋隱藏的種種危機，將要面對海洋食物安全及億萬人生計的重大風險。
若現今對海洋生態的破壞和濫捕情況持續下去，人類將在 2048 年面臨無魚可吃的 窘境（Worm et al., 2006)。
國際間為了因應海洋資源枯竭而發佈許多相關的措施與協定，例如 1992 年聯 合國糧農組織（FAO）於國際責任漁捕會議中發表「責任漁捕」宣言；同年聯合國 大會通過 UNGA 46/215 決議禁止公海大型流網作業，並於 1993 年 1 月 1 日起開 始實施；1995 年 8 月通過「履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有關養護 和跨界魚種和高度洄游魚種條款協定」（Agre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f 10 December 1982 Relating to the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 Stocks，又稱 1995UNFSA）等。而台灣面對國際保育趨勢也 做了一些努力，除了休漁和漁船限建的政策外，並且積極培育沿近海漁業資源，
投放人工魚礁、放流魚介貝類種苗等（胡興華，2007），但截至目前為止卻仍成效 不彰，聯合國糧農組織在 2011 年最新發表的年度報告中指出，世界各大洋魚類資 源過度捕撈、枯竭或恢復的整體比例仍沒有下降，但魚類的消費量已創歷史新高 紀錄（FAO, 2001），而從台灣的沿近海漁業總產量來看，自 1980 年之後，即呈現 明顯的下滑趨勢（圖 1-1）。
圖 1-1 1959 年至 2010 年間台灣地區歷年沿近海漁業生產量（本研究繪製，資料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1959 1962 1965 1968 1971 1974 1977 1980 1983 1986 1989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單位：公噸
單位：年
一詞，即是形容在海上從事漁撈工作來討生活，而「討海人」則是以此為職業的 人，又稱為漁民、漁夫、漁人等。海上的作業既危險又辛苦，「討海」除了充份表 達出漁民以海為生，在風浪中討生活的意義之外，也蘊含著漁人的艱辛、勞苦與 無奈（胡興華，1996）。因為長時間在海上行船、天氣好時整日接受太陽嚴酷的烤 曬，但若遇到東北季風南下就得忍受那凜冽的風霜，討海人的面容總是顯得特別 蒼桑，可以想見這個行業所必須付出的勞力有多吃重。
面對浩瀚的大海，討海人除了一邊要對抗險惡的工作環境，一邊還要跟大自 然鬥智。早期有一首「討海人的心聲」台語歌曲，其歌詞就寫道：
大海茫茫一片茫霧，有時也會起風湧。討海人不驚風霜，順著海風向前一 直行。不驚風雨亦是日曬總是為著生活來打拼。心甘情願為著子兒卡苦嘛 著行。啊…央望天公請你就來叨幫忙，滿載魚貨趕緊來回航。（吳惠君，2010）
歌詞的前二句真實的描繪出討海人出海時常常要面對變化多端，難以預測的 海況，尤其是在早年船隻和通訊設備不佳的情況下，有時候遇到鋒面南下，瞬時 風雲變色，海難事件時有所聞。幸運者雖得以避免，拚了命的為的就是要「滿載 魚貨趕緊來回航」，但在面對寬廣無際的大海時，有時候也會顯得矛盾。在《海洋 的故事》一書中有一段描述：「那是最寒冷的一個冬天！我嚐盡了捕魚人家的痛苦，
我們怕抓不到魚，沒錢買米下鍋；我們又怕抓太多魚，魚價連漁船的油錢都不夠。
就是在那個冬天，我下定決心，長大以後，不要再當捕魚為生的人」（陳素宜，2000）。 漁人子弟道出了討海人的心聲，也道出了討海人面對大海時的矛盾情結，這也就 是為什麼每位討海人在面對「過漁」問題時會有不同的反應。陳素鳳（2004）在 訪談老船長時曾提及老船長感嘆海洋的污染，以及過度的漁撈，讓台灣的海洋資 源日益減少：「漁民捉不到魚，只能利用更具破壞性的捕魚方式來增加漁獲，讓海 洋受到更大的摧殘」。但也有人選擇用比較永續的方法維持這傳統的行業：「在北 大西洋，雖然只要一群潛水員即可在短短幾週的時間內輕易抓光海灣裡所有的龍 蝦，資深漁民卻同意沿用龍蝦籠這種耗時又簡陋的方式」；「在新斯科細亞省，劍 旗魚漁民也保留了充滿冒險性的魚叉漁業，而不願改採效率高出許多的網捕或延 繩釣法」（陳信宏譯，2009）。那麼在台灣呢？漁民是否也曾想過利用永續的方式 來捕魚呢？
二、我的研究動機
我開始意識並關注到海洋生物資源的銳減，是從餐桌上的改變開始！
從小在基隆出生、長大的我，因為地利之便，而擁有比其他地方的小孩更多 接觸海洋的機會。記憶中的海是愉悅的，這樣的記憶源自於小學某個夏天的午後，
在沒有經過父母同意就偷偷和同伴跑去漁港邊「跳水」，那天的水很深卻清澈見底，
一群黑白相間的小魚圍在身邊好奇的打量著我，時遠時近，還不時偷偷啄著我的 腳，像一群調皮搗蛋的小孩，等我長大一點後，才知道牠們叫作條紋雀鯛。
海洋除了是我兒時玩樂的場所，還提供我豐富的食物來源。每回和媽媽上市 場買菜，都會看到琳瑯滿目的海鮮，而且還會隨季節的改變而有所不同。春天是 隨著潮水而來，成群結隊的鯖魚；夏季豐收的小卷則吸引了緊跟在後的白帶魚群；
秋天是螃蟹肥美的季節；冬天則有漁民冒著生命危險與大海搏鬥而來的旗魚…。
這些不但是我記憶中鮮甜的好滋味，也為我串起了對海洋生態系的美麗想像。基 隆主婦們永遠知道什麼時節要吃什麼魚才是既新鮮又便宜，而除了從市場上選購 而來的海鮮，鄰居、親友也常不時地送來自己釣獲的鮮魚或至海邊採收的螺貝，
一句「這都是現流的」! 道出了基隆人對於海味的要求。
兒時豐富的漁獲印象與漁業署的統計資料不謀而合，台灣的漁業總生產量在 民國 79 年之前都是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圖 1-2）。回顧台灣的漁業發展，可追溯 至民國 42 年起實施的經濟建設計畫，從當時起階段性的對沿岸漁業至遠洋漁船投 入資金，除了吸引大量就業人力外，也促進漁業技術的成熟，然而長期的投入卻 也造成海洋資源面臨枯竭的危機（沙志一，1998）。於是漸漸的，海鮮和我的美味 關係開始有了改變。魚、蝦、蟹、貝似乎來不及長大就被捕捉販售，有些野生的 物種也消失不見，只有少數幸運者則被人工養殖所取代，還能在市場上見其身影。
記憶中的美味變了樣，然而讓我感到失落的並不是少吃了幾條魚，而是海洋中那 生機盎然、市場上漁獲豐足的景象已不復見，那是我兒時的回憶，對海洋的情感。
圖 1-2 1959 年至 2010 年間台灣地區歷年漁業生產量（本研究繪製，資料來源：
1959 年－2010 年歷年台閩地區漁業統計年報）
面對愈來愈嚴峻的漁業現況不禁讓人想問，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當政 府和學者專家不斷大聲疾呼要保育海洋資源的時候，身為直接採捕利用海洋資源 的漁民為何仍不懂節制？難道他們不擔心因為過度捕撈而導致將來抓不到魚嗎？
為何漁業管理措施仍然無法挽救海洋漁業資源減少的現況？是現行的法令規範不 足，或是缺乏有效率的管理與執行呢？
傳統的漁業管理是由政府強力主導的由上而下的漁業管理制度，但是仍存在 著漁民競逐魚類資源、不斷的違反規定及誤報漁獲量等問題（范宏志，2006）。
Schmidt（2003）指出，這是因為漁業管理系統的可行性及漁民對於法規的遵守態 度，大多是受到社會和文化的影響，而只有少部份是因為生物學和經濟學的漁業 捕撈觀點。這也間接說明了漁業法規的實行，若沒有得到漁民的支持，其成功機 率是微乎其微的（Nielsen & Vedsmand, 1999）。因此有學者指出，政府如果沒有在
Schmidt（2003）指出，這是因為漁業管理系統的可行性及漁民對於法規的遵守態 度，大多是受到社會和文化的影響，而只有少部份是因為生物學和經濟學的漁業 捕撈觀點。這也間接說明了漁業法規的實行，若沒有得到漁民的支持，其成功機 率是微乎其微的（Nielsen & Vedsmand, 1999）。因此有學者指出，政府如果沒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