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與動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智能障礙者容易受性侵的原因，包含了智能障礙者自小被訓練的服從性及依 賴性，讓智能障礙者對於指令是否合理未加以判斷地接受配合；另外，智能障礙 者容易被視為無性需求者，忽略其與他人一樣有性需求及親密關係的需要，照顧 者或專業工作者在不重視其性議題的狀況下，給予智能障礙者的性教育缺乏，智 能障礙者因為在人際互動判斷及表達上的困難，若未給予性教育的演練或知識，

將造成更多受侵害或誤觸法之狀態 (劉文英、陳慧女、簡竹佑、徐廷宇，2005；

林純真，2011）。

智能障礙者的性議題，除了給予避免受侵害之「保護」性教育以外，智能障 礙者的性權也不容忽視，現任監察委員的王幼玲，同時也是養育一名障礙者的媽 媽，其在過往接受新聞媒體採訪時表達：「..身心障礙者的性需求，過去長期被忽 視，甚至是被歧視，認為身障者只有節育、結紮一途。」(引自台灣醒報，

2014.06.02:a)。智能障礙者在認知能力的限制，容易被視為永遠的小孩，對性議 題的部分，家長或他人，期待給予的是保護，當無視智能障礙者是有性需求時，

往往就只會教導其自我保護，但卻會漠視其自身適齡時性需求的抒發與學習，因 此抹煞他們追求性愉悅的自由(李翠玲，2010)。以目前身心障礙機構而言，所教 導智能障礙者的性教育比較針對保護性的議題來教導。許錦雯(2011)針對 136 位 身障機構教保員調查實施性教育的現況，發現許多性教育仍比較針對兩性議題及 保護的層面，較少能再針對性教育的個人的性發展來教導或支持。

聯合國於 2006 年 12 月 13 日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CRPD），根據 2016 年 4 月 22 日立法院審議通 過的CRPD 公約本文第 25 條提及：「…提供身心障礙者與其他人享有同等範圍、

質量與標準之免費或可負擔之健康照護與方案，包括於性與生育健康及全民公共 衛生方案領域。…」(摘自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網站)。落實於台灣身心障礙個 人照顧辦法(2015.05.20)第 42 條婚姻及生育輔導服務內容如下：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一、兩性交往、性教育及性諮詢之諮商輔導。

二、親職、婚前與婚姻教育及諮詢輔導措施。

三、提供生育諮詢、產前、產期、產後及嬰幼兒健康服務之必要協助。

四、提供生育保健措施。

身心障礙者類別從過往的 16 類改為 8 大類，但每個障礙類別的議題及需求 都不太一樣，相關委託單位比較針對有認知能力者辦理相關諮詢及活動，因此智 能障礙者的性教育，目前仍多由服務智能障礙的身心障礙單位，自發性去發展這 方面的需求，相關單位之專業工作者(包含社工員、教保員、就服員、護理人員 等，以下皆簡稱專業工作者)，多數時候需要自己設計教材，摸索教導方式，針 對智能障礙的服務對象進行性教育，以及適時地和家長進行性教育的溝通與討論。

單位要有足夠的經驗及能量，才能自行培力自己單位專業工作者作為性教育的種 子成員，專業工作者多是部分時數參與相關課程的培訓，以補充智能障礙性教育 知能，但仍未普及於每個專業工作者。

智能障礙者性教育執行的困難

學校畢業後的智能障礙者，除了選擇待在家未參與任何活動，其他多選擇 日間/夜間/全日型機構、社區式日間照顧、社區型作業所、職場就業、庇護型就 業等，這過程中可能會遇到許多社政、勞政、衛政之不同專業工作者，許多專業 工作者並未受過智能障礙性議題處理訓練，常常遇到性議題時，一時之間不知道 從何著手性教育。林燕卿(2010:a)研究指出，影響父母或教師實施性教育的原因，

第一、性知識的不足，因為未有相關的訓練或輔助資源，因此無法有足夠的知識 教導，且面對智能障礙的認知特殊性，提供適當且能吸收的性知識，並不容易；

第二、負向的性態度，意即擔心教導後會引發障礙者之好奇或慾望，因此不想主 動擔負教導角色；第三、性溝通問題，因對性議題的敏感及焦慮，因此在性議題 的溝通上是不自在且盡量避免的。蘇淑惠(2012)也提及特教老師在智能障礙性教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育上，因為師資培訓過程對於性教育未被注重，教師的性知識缺乏，甚難將性教 育落實在身心程度不同的智能障礙學生上。上述的困難因素，也是研究者的社工 職涯中確實經歷的瓶頸。

專業工作者能自在談「性」嗎

?

要實施性教育前，專業工作者能好好談『性』嗎？這也取決於專業工作者是 否有足夠性知識、性價值、性溝通的經驗。對於「性」的探索，研究者在大學前 一直是懵懵懂懂，學校健康教育的性知識，如月經、身體結構、夢遺、懷孕等詞 是一知半解地在我記憶殘存；家人相聚也不會針對兩性交往、性議題有任何說明 或討論。真正啟發我了解「性」的探索，不是家庭教育的討論或學校課堂的正規 教導，反而是媒體，如電視、電影、漫畫等。

對性議題儘管有許多疑問，但在那樣的「不談性的文化」，知道講出來會是 不自在或尷尬，因此選擇將疑問放在心上。近年某次的專業工作者性教育培訓課 程裡，發現對家人或師長避而不談性議題，也是許多專業工作者求學時期的共同 經驗，求學時擔心這樣的談論，一方面會讓大人用異樣眼光看待，二方面也不知 道性議題該如何開口跟別人談起。這種性禁忌(sexual taboo)根深蒂固地圍繞在文 化的集體潛意識中，儘管有發生性議題上有需求，願意啟齒即是一大挑戰(陳宇 平、唐子俊、文榮光，2000)。

根據台灣兒童福利聯盟於民國 95 年針對 1479 位台灣兒少進行性教育知識的 調查，近三成的學生反應，學校老師會在課堂上刻意避開不談某些敏感性知識課 本內容；另高達近七成家庭從未討論過性行為議題(摘自台灣兒福聯盟網頁)。從 中可了解，在家庭跟學校，對於「性議題」的談論與教育，仍是籠罩某種迴避的 心態，一些專業工作者也無法承襲過往學校或家庭給予適當的性知識、性態度及 性溝通於性教育的執行上。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性教育的啟蒙

研究者在真正進入職場，擔任社工角色，初次接觸智能障礙性議題時，剛開 始覺得驚慌失措，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從何開始教導起，甚至將教導性教育的角色，

託付給男性的工作者。因為與服務對象性別角色的不同，自己也難以啟齒，那時 才發現性禁忌原來一直在自己封閉的性價值觀裡作祟。在性知識又不完整的狀況 下，自己非常困難能摸索出一個適合智能障礙者的性教育或性議題處遇方式。

研究者在職場上，經由下列經驗對於智能障礙性教育有一系列認識及從中獲 得不一樣的思考及處遇模式：

一、手天使的實習經驗：「手天使」為服務肢障或視障重度障礙者打手槍之義工 組織單位，有鑑於台灣目前仍未有政府或單位針對障礙者性需求進行直接服 務，因此手天使期待能藉由此服務喚起政府重視障礙者的性權，在手天使每 次開會期間，性義工們對於性議題的直接談論，彼此對於性方面的用詞皆不 避諱，也讓我漸漸習慣與敢開口談性，亦讓我對於身障者的性權及性需求有 不同的啟發，正視性權對個人發展的重要性。

二、心路性別研究發展團隊(Gender Research Development Team ，以下簡稱 GRD) 種子培力：民國95 年起，每年辦理專業工作者兩性培力訓練，民國 98 將性 別議題訓練宣導團隊命名為「心路性別研究發展團隊」(Gender Research Development Team ，簡稱 GRD)，當時因為智能障礙者兩性議題引發的社會 事件，讓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心路)開始正視心智障礙者 的兩性需求，因此透過內部專業工作者的訓練及推動，來協助智能障礙者之 性別或交友方面之性議題。研究者自民國94 年加入，原因在於自己面對身 障者性議題處遇上瓶頸，那時對於家長的疑問及服務對象的需求，我僅能用 很稀少的資訊及經驗回應，希望藉由加入GRD 團隊，增強對性議題方面的 知能及回應。加入GRD 團隊至今，藉由一系列專業訓練、自我探索與覺察，

以及擔任種子講師的經驗後，覺得自己跟過往面對性議題的態度更加不同，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包含能夠與家長或服務對象談性議題時，不再像之前一樣用隱晦的代名詞談，

對於性需求或性問題的處理，可以從不同面向來處遇；在性教育上能提供多 元內容來教導。

手天使透過性義工的培力，提供性需求的直接協助，讓重度障礙者有不同經 驗的滿足，啟蒙了我對身障者性權的重視；GRD 則是透過組織內部不同單位的 專業工作者的培力，進而推展不同形式的智能障礙性教育(如：書籍、講座、團 體、訓練、個別支持服務等)，讓有需求的智能障礙者、家長及專業工作者受益，

也啟發了我對性教育的理解及落實。研究者幸運過往有這兩段經驗，在智能障礙 性教育的路途上，獲得不同的培力及養分，跳脫過往對身障性議題處遇的窘境。

團隊式的專業培力

離校後的智能障礙者，遇到性議題時，能夠提供協助的多是不同非營利組 織單位的專業工作者，然而智能障礙的性教育誰來教?如何教?何時教?一直不是 一件簡單的議題；因為牽涉到專業工作者自己的性價值、性知識等影響，也涉及 到每個智能障礙家庭對於性議題的接受程度。若在教導的尺度與方式方面無共識 下，有時也會引起爭議。甚至實務經驗中，家長也會擔心因為性教育，而啟發了

離校後的智能障礙者，遇到性議題時，能夠提供協助的多是不同非營利組 織單位的專業工作者，然而智能障礙的性教育誰來教?如何教?何時教?一直不是 一件簡單的議題；因為牽涉到專業工作者自己的性價值、性知識等影響，也涉及 到每個智能障礙家庭對於性議題的接受程度。若在教導的尺度與方式方面無共識 下，有時也會引起爭議。甚至實務經驗中，家長也會擔心因為性教育，而啟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