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4

若是後者的情形，未來政府機關可以提供相關業務人員在職訓練課程或是在初任 公務人員訓練時增加相關分析課程。

而對於經費、科技設備、人力配置的部分，如何利用目前有限的經費、科 技設備、人力發揮可能的效用，本研究認為可以將民意的管制與考核單位做第一 層的篩選，若民意須回應或具有後續參考的價值，可統整轉交至業務單位處理，

以便在有限資源內發揮民意論壇可能的效益。

參、 電子化參與的制度化

由於電子化參與所獲得的民意特性，可能使公部門菁英文化更加顯現。為 使網路民意的品質提高，公部門可以採取一些制度化的做法。首先，需提供民眾 議題相關的資訊。第二，著重於線上開放式的討論，減少使用封閉式的選項。第 三，需招募並篩選代表性的民眾參與討論。第四，需課予文官責任，將民眾討論 成果納入決策。若制度化電子化參與的結果對於公部門決策具幫助性，則未來仍 有可能透過電子化參與獲得民意（因公部門推動政策仍需民眾的支持），而降低 菁英文化的可能（范玫芳、邱智民，2011）。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壹、 研究限制 一、 樣本取得

由於本研究受限於資源限制，在樣本取得上，以非隨機抽樣方式取得，且 僅以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經營電子治理中心 於2014年12月12日所舉行「103年電子治理研究趨勢暨研習成果發表會」，以及國 立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碩士學程103學年第一學期開設的課程，「研究設計（兩 班）」、「臺灣發展重大公共議題」、「跨域管理」為樣本來源，在樣本代表性上可 能顯有不足。

二、 推論限制

由於本研究受限於時間、資源限制，本研究問卷僅以專家效度作前測，雖 正式問卷發放後，進行正式信度分析及效度分析，但問卷建構的嚴謹度較為不 足。再者，由於樣本來源有限，本研究最後分析樣本數僅179人，代表性亦為不 足。綜上原因，在統計推論上，可能略有不足。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5

貳、 後續研究建議 一、 樣本代表性的改善

由於樣本代表性的不足，可能對統計推論會有負面影響，未來研究可擴大 調查對象，且本研究對象的所屬機關多集中於北部縣市，僅有少數文官屬於南部 縣市機關，因此，在樣本選擇上應提高南部縣市機關文官的數量。再者，中央機 關的文官與地方機關的文官在看待民意論壇的意見可能會有不同，未來在樣本選 擇上亦可考量中央機關與地方機關的文官代表性。另外，從樣本的年齡、教育程 度、年資與全國公務人員相比較亦有較大的差異，亦是未來研究可做改善之處。

二、 檢驗電子化參與的不同個案

除了以網路民意論壇為研究個案，未來此架構亦可用在檢視文官對於民主 政治的相關行為，特別是電子化參與的相關議題，例如近年來興起的巨量資料探 勘，由於網路上充斥著許多網路民眾對於公共議題的意見，而這些意見不一定會 發表於政府架設的論壇或粉絲專頁中，因此政府亦無法及時掌握民眾的意見。然 而，透過巨量資料探勘技術，利用與特定公共議題的相關之關鍵字，撈取網路上 的民眾意見，可掌握網路民意對於議題的意向（廖洲棚、陳敦源、蕭乃沂、廖興 中，2013）。而巨量資料探勘技術探勘的民意數量龐大，且網路民意的特質為片 段、情緒化等，未來文官推展巨量資料探勘技術是否會受菁英文化的影響是未來 研究可深入的不同角度。

又或是近年興起的概念－群眾外包（Crowdsourcing）是組織架設一個工作 平台，號召網路上不特定的人力資源來處理組織內的工作，而此工作屬於需大量 人力完成的業務。此舉組織不須以專職薪水聘請人力，因此能降低組織的成本。

未來公部門組織是否會利用群眾外包的概念，且此種群眾外包的推展是否會受公 部門菁英文化的影響，皆是後續研究可以探討的角度（中央研究院，2011：5-6）。

希冀透過不同電子化參與的相關個案檢驗本研究所提出的架構，能更確認菁英文 化對於文官推展電子化參與相關事項的影響。

三、 應用結構方程模型及質化研究方法

由於本研究礙於樣本較為不足，因此僅利用路徑分析檢證構面之間的因果 關係，若未來後續研究在樣本數較為足夠的情況下，可利用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檢證構面之間的因果關係。而結構方程模 型是結合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及路徑分析的量 化統計分析技術，相較於傳統的路徑分析更適合檢驗多階段變數間的因果關係

（朱斌妤、葉旭榮、黃俊英，200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6

除了可以採用不同的量化統計分析技術，更可以使用質化研究方法，更深 入了解菁英文化對於文官推展電子化參與的行為意圖。由於本研究較致力於檢證 模型中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而後續研究可以在透過質化訪談更加清楚了解變數 之間的內涵。

四、 菁英文化與主觀規範之間的中介變項

本研究認為菁英文化對於文官而言是一種行為上的指引，而非文官產生順 從的壓力來源，因此菁英文化會透過中介變項而影響主觀規範，而在電子化參與 的情境下，菁英文化可能透過組織價值觀、作業程序而影響文官對於電子化參與 的主觀規範。然而，經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結果，組織價值觀、作業程序與主觀 規範合併，使得菁英文化透過組織價值觀、作業程序影響主觀規範的中介效果消 失。而從路徑分析可知，菁英文化的確不會直接影響主觀規範。因此，後續研究 可以在多琢磨菁英文化與主觀規範之間的中介變項，且亦可能是組織價值觀與作 業程序的題項設計不佳，使得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無法萃取出此二獨立的概念，

此亦是後續研究可以在深入之處。

五、 菁英文化與行為意圖之間的調節變項

本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公務人員相對於民眾對本身知識的看法、公務人員 相對於民眾對本身主導與影響力的看法並非皆會影響文官推展民意論壇的意 圖，僅有文官認為自身意見相較於民眾重要時，會降低文官推展民意論壇的意 圖，而文官認為自身相較於民眾具有重要與影響力的看法則不會影響。從既有文 獻觀之，相較於電子化參與，文官更偏好傳統公民參與的原因為具有參與程序，

而此參與程序是文官可以發揮其主導與影響力，可以界定參與的利益代表。然 而，在電子化參與中，並無參與程序，文官的主導與影響力無從發揮，促使文官 不會在電子化參與中表現出符合文官利益的行為意願與行為。換句話說，公務人 員相對於民眾對本身主導與影響力的看法與推展電子化參與行為意圖之間關係 不顯著可能是因參與程序此一調節變項抑制影響。為了檢證此調節變項的抑制影 響，應與傳統公民參與的相關個案做比較，綜上所述為後續研究可再深入探討的 部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