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限制與方法

以下將針對核心材料《墉城集仙錄》的性質，指出研究的限制與相應解決的 方法：

學的性質，因此，辨識文學虛構與歷史事實之間的差距，將是首要問題。⁶¹

從理論上來思考，筆者認為在採用富有文學性質的史料探求歷史時，不僅應 當省察語言對於事件的形塑力量，也應關注事件與語言的雙效互動關係。海頓懷 特曾提出「歷史即文學」，以對應蘭克以降史學科學化的呼聲。他強調歷史知識 的製造過程，透過史家書寫而脫離了雜亂無章的資料狀態，當不能脫離譬喻與轉 義作用。⁶² 本文援引海頓懷特看法，主在省察語言對於事件的形塑，但目的不

61 考量材料的文學性質，啟發於海頓懷特（Hayden White）的提問。參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th-Century Europe (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m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m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 海頓懷特「歷史即文學」敏銳地指出，歷史真值將受紀錄的語言形式 所干擾之現象，不過，其理論中以譬喻、轉義為惟一可以、可能追求的研究對象，並非本文 認同觀點。又，本文透過宗教文學類型材料追蹤歷史，意旨也不在套用海頓懷特基於文藝復 興修辭學提出的四樣主譬喻，而是透過剝除宗教文學作品的文藝手法，尋找歷史的真值

（facts）。關於海頓懷特理論的批評，見「奧斯維茲（Auschwitz）辯論」，Saul Friedlander, 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2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

在解消歷史真實，而是針對仙傳材料的特質，關注事件與語言的互動關係。⁶³ 也 就是說，基於不同的寫作企圖，作者當會運用語言的書寫策略或審美要求來選擇 史實的呈現，但是，史實的性質，例如女性傳主的作為，也將影響作者的語言表 述。仙傳故事雖有虛構的成份，若能加以審慎的甄別與檢擇，仍有可能藉著各種 材料來逼近女性的實際樣貌。甚至，相較於官方文書，這些廣泛流傳在社會的女 性故事，或者更可能幫助我們貼近普世女性的思考傾向。

因此，本文將先行定位《墉城集仙錄》的文本功能與藝術特質，考慮作者意 圖與閱讀對象之間的文學語境，確認文學修辭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係後，再對作 品進行研究。

在此，擬借鑑唐代小說的分析方法，判斷《墉城集仙錄》的文本功能與藝術 特質。唐小說的研讀方法，與先秦神話、六朝志怪當有區別。小南一郎於《中國 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指出神話研究應當利用傳承學的角度，關注同一主題在重 複書寫間繼承的因子，⁶⁴ 傳承學方法與李維史陀等西方結構主義學者看法相 類，⁶⁵ 持以面對大量而主題重複的文獻，頗能得益。然而，參與寫作唐小說者 身分多元、寫作動機變異性高，與李維史陀面對原始民族的口傳系統、小南一郎 研究的上古先民神話實有差距，方法未能一體適用。

本文認為，在小南一郎、李維史陀的研究範疇中，汲取變中的不變是重要目 標，而在唐小說中，如何在歷代傳承的敘事結構中翻出新變，以及新變所呼應的 時代因素，則是更值得考慮的面向。倪豪士（WilliamH.Nienhauser, Jr.）認為，

唐代小說最重要的特質不是虛構，因為實與虛牽涉作者、讀者之間的認定，將隨 著不同時代閱讀者的主觀而隨時變動。小說最重要的特質是拉丁文「fingere」的 基本意義，是制作與造作，表面上運用傳統為閱讀者熟知的情節，實際上藉此傳 達不同的作意。此法原出結構主義分析一脈，然進一步掌握作者、讀者的默契，

以為解讀唐小說的密碼。⁶⁶ 另外，劉苑如根據六朝志怪提出的文類觀點，亦有

63 見黃進興︰《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臺北：三民書局，2006 年），頁 162。

64 見小南一郎：《中囯の神話と物語り : 古小說史の展開》（東京：岩波書局，1984 年），中 文本見孫昌武譯：《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65 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著，楊德睿譯：《神話與意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10 年），頁 50-60。相關神話研究方法參李維史陀神話三冊：The raw and the cooked : introduction to a science of mythology（神話學：生食與熟食）（London : Pimlico, 1994）。Comparatisme, mythologies, langages : en homage （神話學：裸人）(Leuven : Peeters ; Louvain-la-Neuve,1994);

From honey to ashes（神話學：從蜂蜜到煙灰）(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66 見 WilliamH.Nienhauser, Jr.: “The Origins of Chinese Fiction”MonumentaSerica ,38,pp192-219.譯

異曲之妙。六朝以來的志怪，承繼了「雜傳」的敘寫模式，從中央政府史官的書 寫傳統跳脫而出，轉變為雜揉了具有家族、地域、宗教、個人本位等特質的思考 方向。⁶⁷ 如果說，在六朝志怪的研究領域，衡量作者意圖、閱讀對象、社會語 境三重向度，以掌握變動的作品形式及意義，乃是研究該文類的重要法門，⁶⁸ 那 麼，面對承接六朝志怪遺緒的唐小說，以前述三重向度分析作品形式與意涵的離 合變化，則是本文將持以釐清的基本方法。⁶⁹ 以往研究杜光庭仙傳小說者，多 舉「媚主」或「宣教」為作者動機，對於讀者的設定也多指向王氏政權相關人物，

如後蜀妃嬪等掌握政治權力的女性。有別於此，本文將透過宗教相關理論，設定 該類作品的書寫功能與藝術特質，並對作者動機、讀者設定、書寫形式作出判斷。

其次，《墉城集仙錄》是一本由男性執筆的女性仙傳，和女性的聲音與行動 為間接而非直接關係。因此，須仔細考慮文本究竟多大程度反映了被書寫者的意 志？⁷⁰

本見倪豪士：《傳記與小說－唐代文學比較論集》〈中國小說的起源〉（臺北：南天書局，

1995 年），頁 1-22。

67 見劉苑如：〈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察〉，《中國文哲研究期刊》

第八期（1996 年 3 月），頁 365-400。

68 劉苑如指出，以文類作為研究六朝志怪的角度，即基於文類不僅是外在形式的規約，更是經 作者意圖與讀者期待共同形塑而成。見〈雜傳體志怪與史傳的關係－從文類觀念所作的考 察〉頁 4。

69 唐小說形式的多樣，誠為學界關注焦點。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提出唐小說文備眾體，乃 因行卷之風。關於文備眾體的論題，學界爭論不斷，不過多半聚焦於行卷之有無，如程千帆：

《程千帆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八卷〈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頁 3-85、傅璇琮：《唐代科舉與文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248-287；程國賦：

《唐代小說與中古文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頁 96-106；羅聯添：〈論唐人上 書與行卷〉，收于《唐代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上冊，則奠基於全唐 文的概覽，推翻了唐小說與行卷的關聯，格局恢弘，論證精確，亦提醒學者在研究唐人小說 之際，不宜概括以行卷視之。綜合前論，本文以為，唐小說確實有「文備眾體」的文本特質，

部分作品固然相應於當代制度的需要，然而，也有歷史的積澱、當代文化的多元影響，唐小 說綜合了複雜的型式，如何相應於其他的文本功能。藉著宗教小說的寫作形式，本文希望向 外聯繫的作者意圖、讀者影響，來推論宗教小說的文本功能。關於唐小說相關問題，可參拙 論：〈假笑意以寄筆端－論《東陽夜怪錄》諧讔書寫的價值與意義〉，《臺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一期（2015 年 12 月），頁 99-144。

70 記載女性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女性的聲音，相關研究見 Maureen Robertson, ”Voicing the Feminine: Constructions of the Gendered Subject in Lyric Poetry by Women of Medieval and Late Imperial China, ”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13(1992).pp63-110.

中古女性，除了少數受教育的高級貴族以外，普遍缺乏發聲的管道，⁷¹ 例 如《世說新語》的上層貴族女性或女主武則天，她們具有較高的社會階級，因此 言行得以記載。雖然再經男性之筆書寫，但相較其他沒有姓名的女性而言已屬難 得。即便是武則天，新、舊《唐書》的記載也多經男性史家刪改，以凸顯狐媚惑 主、妖亂後宮等形象。然而比對武則天的政策詔令，而非盡信史家記載，則有可 能接近女性的真實意志。雖然有武則天這樣突出的女性領袖，卻並不代表普世女 性地位的抬昇。⁷² 史傳、禮儀、法律、墓誌、醫書、詩歌等多由男性執筆書寫。

從男性書寫的材料，尋求女性的樣貌，是否如緣木求魚般不可得呢？個人認為，

透過交叉比對不同性質的史料，學界致力於發掘的女性存在的身影，將研究的目 光從少數正史歌頌的女性，移轉至帶有普遍性意義的規範，如制度、⁷³ 法律、⁷⁴ 醫學、⁷⁵ 風俗文化⁷⁶ 等面向，隨著史料的轉向，正是希望穿透正史載錄的單一 角度，拼湊女性的多元歷史面貌。

《墉城集仙錄》書寫的全為女性，反映了道教女性如何被看待、書寫的樣貌。

這個樣貌當然也包含了寫者的期待、預設與造構。但是，如何界定文中論述，究 竟是來自寫者期待還是傳主自身的意念與作為，可選取不同材料比對分析。本文

71 女主相關研究見傅樂成：〈西漢的幾個政治集團〉，收入《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7 年），頁 1-36；楊聯陞：〈中國歷史上的女主〉，鮑家麟編：《中 國婦女史論集》（臺北：牧童出版社，1979 年）；陳弱水：〈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唐 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頁 199-241。

72 武曌執政期間，為了提升自己執政的正當性，的確曾推行接近當代女性主義所主張的平權政 策，然而這一波政治行動，隨著韋后、太平公主失敗的政治鬥爭而消失殆盡。詳見陳弱水：

〈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識〉，頁 199-241。

73 相關研究可參蔡幸娟：〈北魏立后立嗣故事與制度研究〉，《成功大學歷史學報》16 期（1990），

頁 257-309、「北朝女主政治與內廷職官制度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

鄭欽仁教授指導，1998）。鄭雅如：《情感與制度－魏晉時代的母子關係》（臺北：國立 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74 相關研究可參李貞德：〈西漢律令中的家庭倫理觀〉，《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1995），

74 相關研究可參李貞德：〈西漢律令中的家庭倫理觀〉，《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19（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