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團體工作在臺灣的發展

壹、社會、政治、經濟的歷史脈絡

不同國家的社會工作專業制度建制過程有著不同的發展形式，以英、美兩國 為例，在美國，社會工作教育團體與實務工作者組織團結合作，採用自下而上的 途徑，以爭取社會大眾的支持為出發點，進而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最終取得政 府賦予合法的專業權威，美國的社會工作是以民間專業組織為中心，明顯呈現以 社會工作者獨立職業的證照制度方向發展；在英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和美國的體 制不同，英國政府始終是社會服務工作的主要推動者，其社會工作制度的權威基 礎都是來自政府力量的直接支持，社會工作因福利國家的建制而正式進入政府體 制中，所以其發展也深受國家政策與執政黨的意識形態所影響，英國社會工作專 業的權威地位是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動所獲致（詹火生，1987）。至於臺灣社會 工作專業發展過程，受到英、美社會工作發展不同程度的影響，同時也都經歷了 宗教慈善救濟、因政治經濟影響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的歷史階段，進而形塑了具 臺灣特色的社會工作專業發展路徑與樣貌，臺灣的社會團體工作就依附此脈絡中 生長與發展。

一、1960 年代社會團體工作的現身：宗教團體服務與活動

清代時期的臺灣的社會慈善，主要受到傳統中國社會救濟的影響，同時也接 受了外國傳教士引進西式醫療救濟的啟迪。到了1985 年日本統治臺灣之後，臺灣 社會福利措施的消長受到日本殖民政策的影響，完全取決於殖民國家的利益與發 展之考量，且福利服務的使用者以在臺日人為主。1949 年國民政府自大陸播遷來 臺，此階段社會工作是延續大陸階段的經驗與思維。光復初期，國民政府逐步停 辦日據時代的福利事業，以剷除日本政府的政治勢力，並視社會工作為根除日本 遺毒、宣揚三民主義的工具（林萬億，2006）。這樣的政治企圖同樣反應在社會工 作教育的發展中，例如1951 年在臺灣行政專校設立社會行政科，其設立宗旨係為 發展臺灣的社會福利事業、反攻大陸及儲備社會救濟工作人才之需要。 當時的國 民黨志在反攻大陸，因此在1950 年代時期，主要仰賴宗教團體以民間的力量推動

社會救助工作；從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臺灣的社會工作與西方宗教團體服務 有密切的關係，如 1964 年起中華兒童福利基金會於社區中辦理節慶或送暖活動、

兒童育樂活動。至於國民政府真正把心思放在推動符合臺灣需要的社會政策，則 屬1965 年的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該政策揭示以取社區發展方式，促進民生 建設為重點，此進展乃得力於1963 年張鴻鈞先生夫婦所推動的社區發展。在社會 工作教育方面，1955 年臺灣行政專校設立社會行政科與大直行政專修班合併為省 立法商學院，社會行政科改為社會學系，三年後再分為社會學理論及社會行政兩 組，為國內第一個社會工作教育的科系，行政專校後納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即 為目前臺北大學前身。在大學方面，則以東海大學為始，於1955 年成立社會學系，

此時期是社會工作依附於社會學系的時期。

二、1970 年代小康計畫中的社會團體工作：「班隊」中隱藏社會目標模式雛型 1964 年通過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明確宣示以國家力量推動社會福利，

首度提出聘任社會工作人員來從事社區發展的相關工作以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方案

（林萬億等，1998；黃慧娟，2004；林萬億，2006）。在另一方面，1970 年代初期，

工業化發展拉大貧富差距，政府為照顧貧民，於1974 年推動小康計畫，以社會工 作方法協助低收入戶脫離貧窮，社會工作者的任務即是在各個社區發展中心開辦 班隊，並以此為服務的績效。若以社會目標模式來看，此時期辦理的「班隊」實 為社會團體工作的一種。不過，社會目標模型是是社區居民意識到自己本身的需 求而自發性地組織與運作，是由下而上發展的團體模式，但是臺灣的班隊模式卻 是由上而下，以政府政令主導、上行下效的模式，並未考量社區居民的需求，更 重要是社會工作者自身對於社會目標模式的團體工作缺乏深刻的暸解，難以肯定 自己所推動的是社會團體工作，所以在1970 年代，因為缺乏對團體工作原貌的了 解，導致團體工作未能有所進展。

三、1970 至 1980 年代醫療領域中社會團體工作的發展

儘管如此，小康計畫的作法讓社會工作人員開始受肯定，並開始在其他縣市 推動社會工作員制度，並訂頒臺灣省推行社會工作員制度計畫，社會工作員正式

進入政府體制。政府開始介入社會工作，公私立大醫院也開始設立社會工作室，

促成了臺灣醫療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的建立，影響了1980 年代醫療機構推動醫療臨 床社會工作制度。在臺灣醫療系統最早出現小團體工作的是臺大醫院和彰化基督 教醫院，且臺灣最早的醫療團體工作出現在1970 年的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小團體討 論會（莫藜藜，1995）；時值在臺灣戒嚴時期，社會處於政治威權時代，然因臺大 醫院為自日本殖民時期起即為臺灣最重要的西式醫療機構，而彰化基督教醫院則 具有宗教色彩，當時國民黨高層蔣中正、蔣宋美齡均為基督教徒，在政治因素之 下，臺大醫院和彰化基督教醫院得以發展團體工作；不過，臺大醫院當時由精神 社工主導，為治療取向，而彰化基督教醫院，主要是發展病友支持團體，兩種取 向並不相同。往後在科學理性主義、醫療化及專業化的影響之下，1980 年前後各 醫院陸續辦理團體工作方案（莫藜藜，1995），臺灣團體工作的醫療模式的發展具 有一定的穩定性。

四、1970 年代起小團體運動進入臺灣

1970 年代西方團體工作進入了交互模式的巔峰時期，1973 年朱秉欣先生在臺 灣出版「怎樣改善人際關係--坦承團契的理論與實施」一書，將學習團體（T-Group）

的理論與概念引進臺灣，臺北張老師中心更將學習團體應用在義務張老師的訓練 方面（林瑞欽，1993），也為臺灣引入小團體運動。此時臺灣仍處於嚴禁人民集 會結社的戒嚴階段，團體所強調的互助合作與平等參與，極容易挑動當時的威權 政治與社會控制的氛圍，然而救國團是國民黨青年工作的組織，所有負責人都是 黨政人士，張老師中心在這帶有中央政府官方色彩的政治性組織庇護之下，加上 正值臺灣開始建立社工人員相關制度，均為張老師中心提供了某個程度的正當性 進行團體工作，包括運用小團體訓練義務張老師及辦理青少年團體等，自此之後，

張老師開始發展小團體，使得團體工作得以發展，但在另一方面，卻也造成團體 工作以小團體為主要的發展模式。

五、1980 至 1990 年代身心障礙者家長團體與運動的影響

小團體運動由具有政黨背景的救國團張老師引入臺灣，醫療體系的團體工作 在宗教傳醫之下發展，都有其根源性，相較之下社會目標模型則是政府政令由上 而下的產物，而顯得越來越式微，導致交互模型和醫療模型成為臺灣團體工作的 主流。直到1987年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戒嚴令，解嚴帶來的政治秩序重組，民主 政治鬆動了所有既存的社會資源分配模式（王增勇、陶蕃瀛，2006），人民開始享 有言論和集會結社的自由，民主的進展讓身心障礙組織在家長團體的基礎下得以 制度化的發展（蕭新煌、孫志慧，2000；張恆豪，2007、2011）。在1987年前，

當時身心障礙者的教養，大多依靠私人、家庭、宗教團體或是慈善團體的力量，

因此身心障礙者家長經由自助團體方式提供彼此支持與協助。1982年發生社區居 民以暴力抵制發展遲緩兒童日間照護中心的抗議行動（稱為楓橋件），智能障礙 者家長展開了第一次公開集體行動（張恆豪，2008），要求國家保障身心障礙者 參與社區生活的權利，後續更在家長團體的基礎下成立了臺中及高雄智障者家長 協會，對臺灣的身心障礙者權利運動有深遠的影響，也象徵著家長團體由交互模 式轉變為社會目標模式。在解嚴之後，身心障礙運動團體隨之大量成長，1987年 解嚴後至1991年短短五年之間，各縣市的身心障礙者家長陸續成立的人民團體即 有25個（孫一信，2006）。這波家長團體運動，也影響了醫療機構的團體工作。根 據秦燕（1992）研究指出，1991年時臺灣的83家醫院中，有54家運用團體工作來 支持病人的家長、主要照顧者或重要他人，自助團體或相關團體成為醫療社會工 作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期的工作模式，可謂是醫療模式與交互模式的交集發 展。此外，老人福利領域也於1982年起在社區及安養機構辦理自治團體及興趣團 體，此兩種團體社工人員的介入甚少，為老人自助自治的團體形式（莫藜藜，

1995）。

貳、社會工作專業脈絡中的社會團體工作

在臺灣社會工作的歷史脈絡中，尚有一股重要的影響力量，即是受到西方社 會工作的影響。若從後殖民主義的觀點分析，可清楚發現臺灣社會自國民政府遷 臺後，表面上雖以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存在國際之間，但實質上卻隨著現代化歷 程，逐漸衍生成一個備受美國帝權干預的後殖民處境。當時美國為了讓臺灣成為 中國共產主義的圍堵防線，以及福特經濟的廣大腹地，假物源、金援、軍援、政

在臺灣社會工作的歷史脈絡中，尚有一股重要的影響力量，即是受到西方社 會工作的影響。若從後殖民主義的觀點分析，可清楚發現臺灣社會自國民政府遷 臺後，表面上雖以獨立運作的政治實體存在國際之間，但實質上卻隨著現代化歷 程，逐漸衍生成一個備受美國帝權干預的後殖民處境。當時美國為了讓臺灣成為 中國共產主義的圍堵防線，以及福特經濟的廣大腹地，假物源、金援、軍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