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2010、2015）。
由於中科三期聽證會的操作設計恰當，釐清許多環評會議中沒有處理的問題，
民眾的疑惑得到解答，「唯一覺得他們比較說實話的，就是最後一次聽證會」，在 會議一問一答、交叉詰問的釐清下，得以讓民眾累積信任感，並且在原本的政策 內容中釐清社會的疑慮，藉由聽證會的主持與結論的總結，將社會脈絡補充於政 策之中（杜文苓，2015：210）。
2016 年底的「日本核災後食品風險危害評估及管理及茨城、櫪木、千葉、群 馬食品開放與否公聽會」則呈現出與中科三期聽證會不同的政治風貌，且不論在 12 月 25 日公聽會上半場中極端意見的民眾全然不願討論，只想推翻會議的鬧劇，
在下半場公聽會之中通過專業主持人的協助，讓政府端與民間端分別就日本食品 開放進口一案做出提問與答詢，儘管未能將民間所提出的所有疑慮都在會議中回 應完畢，但通過公聽會妥善地交辯過程，同樣釐清了民間對政策的部分疑慮，並 且在會議中發現政府現行管制過程中的缺失，有助於政府後續政策的完善。
具體而言，採用納入多元價值觀點與社會脈絡的風險治理做法已經逐漸成為 國際上的重要決策模式，我國政府雖然在風險治理政策中仍然有非常多的改進之 處，但實際納入民眾參與過程的政策已經有好處顯現，除了能夠積累民間社會對 政府的信任之外，也能夠突顯政策的正當性，科學政策在與常民知識的匯流之中 得以逐漸豐滿其骨肉，讓風險政策更加具有彈性，能夠回應快速變動的社會情勢。
科技政策與社會知識的交織互動
在上一節的內容中，已經論述了傳統科學在風險政策中的限制，無法面對具 有複雜性、不確定性與模糊性的風險爭議問題，傳統科學路徑生產的知識不再被 視為權威，雖然不可否認新的政策決策仍需要參考來自科學領域的建言，但在新 的風險治理模式中，現行政府政策缺乏多元領域的專家知識、利害關係人及常民 知識已經成為屢屢被詬病的關鍵要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一、 科學知識與常民經驗的匯流
現代社會面臨的許多風險爭議議題，如果仍使用傳統科學的解決模式，恐怕 只是將爭議推到更難化解的境地。通過納入多元參與者的討論，盡可能補充原本 的政策架構，能夠減少政策在社會中會遇到的反彈。專業官僚決策時應兼顧社會 網絡的意見，以彈性、公平的原則將常民知識視為是環境知識生產的重要要素
（Renn, 2003；Bucchi & Neresini, 2007）。Chilvers（2008）指出常民跟專家之間 需要有同等高度、資訊對稱，以及批判性的互動，以呈現科學評估中不合理的地 方。Jasanoff（2004）提出「共同生產（co-production）」框架，面對風險爭議中的 跨領域問題，需要專家跟常民經常性的討論互動，協商出好的建議。在這個過程 中，科學不再是由政府、專家「給定（given）」，而是讓民眾去質問科學知識的生 產、運用、如何實踐、是否含有某些價值偏好，通過不斷的磋商，確立彼此意見，
並且重建社會對政府的信任。
在風險爭議政策中，常民的知識不見得完全無用，Bucchi & Neresini（2007）
從科技民主化的角度，主張創造一個可以專家與常民觀點的「混合論壇」（hybrid forums），強調社會行動與多元溝通在科學知識生產上的角色，讓公民與專家能 夠共同產出相關知識。通過彼此來回的溝通過程，能夠有助於重建民眾在風險爭 議議題中對政府的信任感，「從了解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將有助於複雜的 科技風險認知價值與政策決定的判斷，並擴大科技信任的社會基礎與路徑（周桂 田，2005）。
通過重新建構在核能科技爭議中的風險溝通，由政府端主動願意以誠意跟民 眾溝通，而民間也能夠在資訊對稱的基礎上，通過合理的審議機制設計，和政府 立於平等的地位討論，這就形成了新的政治參與形式。Renn（1999）認為納入專 家與常民的風險治理，應該具備幾個制度上的設計，如(一)選擇的多樣性：議題 不該只有一種價值可供選擇，納入多元參與者的同時，議題本身應具備數個不同、
各有優缺點的選擇方案。(二)暴露均等：這些選項中，需要盡可能讓地方民眾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受到公平，而非如傳統決策模式總是將風險集中於弱勢地區。(三)個人經驗：公 民本身需要對議題有足夠的了解，這建立在資訊對等的情況，來開會之前政府應 提供足夠充分的資料給與會的公民了解。(四)主辦者的開放性：主辦的政府機關 需要開放心胸，不設限參與者、不設限特定領域，容納足夠多元的參與者進入議 題，放開討論，方有助於建構良善的風險溝通模式。(五)讓主要利害關係人與決 策者共組委員會：這麼做的意義在於確保民眾在議題中擁有決定權，而不是每次 都是「被決定」，藉由委員會的組成，也可以確保地方的觀點不會在決策過程中 被忽視。
二、 建構社會強健性（socially robust knowledge）的知識
Nowotny （2003）認為專業知識的不足能夠藉由社會強健性知識來補足，當 通過科學路徑生產的可靠性知識（reliable knowledge）無法解釋政策失敗的原因，
無法回應爭議政策的內容與社會抗爭時，必須要思考另外一派的聲音，以民主的 方式，納入更多的社群，以拓展知識的論述與建構。他指出社會強健性的知識包 含三個面向：
(一) 社會強健性知識經常發生在實驗室之外，包含社會、經濟、文化及政治 的因素，討論科學與技術創新的產品與過程。
(二) 形成社會強健性知識的群體，包含擴大的專家團體。經過社會性的討論 之後，討論者彼此之間會產生連結，將專業知識與實際的經驗整合，在 互相了解的情況下產出行動方案。
(三) 社會強健性的知識來自於反覆的測試（repeatedly tested）、擴展（expanded）
與修改（modified）。
Gross（2006）將知識生產的模式區分為模型一及模型二，整理成表格 四 模 式一及模式二的知識類型對比，模型一指涉的是傳統學院科學知識生產的特徵與 內涵，模型二則是具有社會脈絡的知識生產特徵與內涵，他將兩種知識的類型特 徵進行分類，區分出觀眾、脈絡、組織、優先的、評估方法、驗證程度等內容。
‧
(Academic community)廣泛的社會 (Wider society) 脈絡(context) 學科(disciplinary) 跨學科(transdisciplinary) 組織(organisiation) 科層與制度(Hierarchical
and institutional) 平等主義(egalitarian) 最優先的(Top priority) 學術自由
(Academic reedom)
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評估的方法(Means of
evaluation)
同儕審查與內部控制 (Peer review and internal
contral)
一般社會的相關性 (General social relevance) 驗證的程度(Degree of
validation)
科學確定性(Scientific certainty)
科學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as part of the
science)
資料來源：Matthuas Gross (2006, pp.174)
從表格整理的內容可知，具有社會脈絡的知識預設面對的對象是廣泛的社會
而是積極創造社會知識的參與者（Nowotny, 2003）。
民眾可以通過「集會（agora）」的場合進行公共事務的討論，Nowotny （2003）
認為這個環境中彙集了問題搜集（problem-generating）及問題解決（problem-‧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solving）的因素，是產出社會強健性知識的空間，讓投身這個空間的參與者之間 具有協商的可能，它不限制與會者的身份，超脫政治舞台與市場，是一種根據公 眾知識與經驗達成審議的場域。
三、 讓社會知識流動的審議民主論壇
審議民主就是「民主」、「差異」、「理性」、「參詳」、「解決」（廖錦桂，2007：
4），這句話十分適切的說明的審議民主的運作機制，作為直接民主的一種形式，
審議的過程是讓一同參與討論的民眾，能夠理性的面對彼此不同的想法，了解彼 此差異，共同針對議題進行討論，並且促成解決的方案。「參詳」一詞尤其有趣，
以台語發音的「商量」既呈現了審議討論的本質，也突顯了台灣人情社會的脈絡，
使得審議民主更貼近台灣的在地文化。
(一) 審議民主的意涵
對於審議民主的理論內涵，廖錦桂（2007：9）以更簡潔的說明指出「所有 受到決策影響所及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參與集體決定；這個集體決定，
是由抱持理性與無私態度的參與者，經由論理方式來形成。」在民主社會中，審 議的討論是建立在與會者之間平等的關係，進行理性的討論，在資訊充足的情況 下檢視問題的內容，以擬出對爭議議題與公共政策更好的方向。
追溯審議民主的歷史，儘管這項討論的藝術在二十世紀末期掀起熱潮，它的 精神最早卻可以回溯到人類最早的直接民主時期，西元前五世紀希臘雅典式的直 接民主。在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開放論壇」（open forum）運動抬頭，將討論 開放給一般民眾而非限於私人社團，從開放論壇活動衍生出的文化講習會中，則 發展出講者直接與觀眾現場討論的文化。二十世紀中期，審議的討論受到戰爭與 科技發展的影響而沒落，日常事務逐漸走向專業分工，科學家成為理性領導的典 範，未受過訓練的公民無從評論公共政策，在代議制度逐漸成熟的趨勢中，將討 論公共事務的任務交到政治菁英、專家學者手中。直到今日，仍有非常多的人篤 信代議制度、菁英民主對公共社會的影響。不過二十世紀末期，在公共政策失敗、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io na
l C h engchi U ni ve rs it y
代議機制失靈而民主制度愈發成熟的情況下，漸有一派人轉向復興審議討論，強 調直接民主的作法（John Gastil & Peter Levine 劉介修、陳逸玲譯，2012：60-65）。
審議民主是達成公民賦權（empowerment）的重要作法，通過公共討論的方 式，帶動一般民眾對公共事務的興趣，並且讓民眾覺得對於公共政策有所貢獻，
長此以往能夠促成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支持審議民主的理由大致有四項：（一）
正當性：審議民主的程序具有正當性，因為它的過程具有涵容性、志願性、說理
正當性：審議民主的程序具有正當性，因為它的過程具有涵容性、志願性、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