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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檢閱
核能科技的內在構造與社會影響
2011 年 3 月 11 日，高達芮氏 9 級的東北大地震襲捲日本，雖然地震發生當 下，日本福島核一廠六個機組已經自動停機，但隨後而來的海嘯卻使緊急備用的 柴油發電機失效，造成反應爐無法維持冷卻，爐心溫度升高熔毀，這起震驚國際 社會的事件被稱為「日本福島核災事故」。
一、 支撐起核能產業的「犧牲體系」
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自福島事件之後，反省日本核工體系與國家機器、民 間社會、受核影響地區之間的關係，撰寫成《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一書，
書中將核能產業喻為「犧牲的體系」，他認為日本使用核能科技之後，對社會造 成了四重犧牲，這四重犧牲過往被國家的「絕對安全神話」所包裹而難以得見，
但福島核災的發生卻使犧牲的體系昭然若揭。他指出這四重犧牲包括：(一)事故 的犧牲；(二)受曝勞工的犧牲；(三)採掘鈾礦伴隨的問題；(四)核廢料處置造成的 犧牲 （高橋哲哉，2014：37-62）。
高橋哲哉（2014：21-22）定義「犧牲的體系」為：「某（些）人的利益是從 犧牲他者（們）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等）之中產生並 維持下去的。沒有犧牲者的犧牲，要求犧牲的那方不可能產生利益，也不可能維 持利益。但這個犧牲通常不是被隱蔽起來，就是作為一個共同體（國家、國民、
社會、企業等）的「尊貴之犧牲」而被美化，或正當化。」他提到犧牲的體系包 含四個要素：犧牲者、利益者、神話、意識形態。在犧牲體系之中有著一批為了 核工產業而犧牲的人民，其犧牲是成就產業與國家的利益，而國家以「絕對安全」
的神話與「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意識形態來引誘這群犧牲者，使他們甘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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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付出。其概念與日本「靖國神話」16的想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在「為國 光榮犧牲」的概念之下，要求被指定為核設施所在地的民眾犧牲，以提供足夠的 電力給全國。儘管不會有人膽敢這樣具體直言，但事實就是如此。福島核災發生 之後，「50 死士」冒險進入核電廠搶修，也使得靖國神話在核電產業發展的脈絡 更加明晰。
在犧牲的體系中，到底誰犧牲了？有誰得利？誰要為此負責？具體且明確的 犧牲者自然是核設施所在地的居民，除此之外，為了維護核電廠的日常運作，進 入電廠維修的核電工人、包商，也是不可忽視的犧牲者。而促成核工體系發展的 政治人物、科技官僚、支持核電的專家學者、宣傳核能的大眾媒體，甚至支持核 電廠進駐地方的在地民眾與對議題漠不關係的民眾，都在高橋哲哉指責應為犧牲 體系負責的範圍之內。具體而言，政治人物、科技官僚、專家學者都曾經為了說 服民眾而替「核電絕對安全」的說詞添磚加瓦；大眾媒體則是擴散該項訊息的主 要媒介；一般社會大眾享受著來自偏鄉地區的電力，卻對偏鄉的犧牲漠不關心，
作為得到利益的一群人，自然也需要為此負責。此外，為了回饋金的利益而支持 電廠的民眾也不能迴避這項責任（但高橋哲哉也指出在地民眾是因為信任政府
「絕對安全」的說法才採用核電），高橋哲哉看似將全民都納入了犧牲體系之中，
這卻不是一種無理取鬧或者地圖砲17的行為。
二、 核能科技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事實上，採用新興的科技技術將對社會文化造成不可迴避的影響，早已有學 者撰文論述，指出政府在採用新興科技時應該更加謹慎。顧忠華（2001）認為在 工業化與軍事體制的搭配下，科學技術會成為統治者傳播意識形態的工具，通過
16 孫江(2016)，〈軍國主義的死灰復燃：解構靖國神社的神話〉指出「靖國神話」乃是靖國神社 以祭祀戰爭軍人的作法，塑造為國犧牲的光榮形象。具體概念為：「靖國信仰隱瞞戰死的悲慘和 恐怖，在將死神聖化的同時，向陷入悲哀、無奈和怨天尤人的情緒之中的遺屬們提供了「光榮 戰死」的意義，從而剝奪瞭遺屬作為普通人對親人之死抱有的悲痛情感。」(資料來源：
http://www.gegugu.com/2016/07/31/12523.html)
17 「地圖砲」為網路用語，意指「大範圍且無差別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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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政治議題化約為技術問題，統治者可以藉由技術物的掩護偷渡思想。比方汽車 的使用象徵尊貴與上層階級，當掌權者認為這項發明有利於自己，他可以在國土 規劃中以汽車使用者的便利性作為主軸，去規劃道路、景點、建築設計。技術物 本身含有權力，得以控制外部環境的變化，也隱晦地控制人們的思維模式。表面 上技術物的發明象徵進步與解放，但實際上技術物能否實踐於民生之中，與政治 經濟的權力無法脫鉤（Winner, 1998，方俊育、林崇熙譯，2004）。
回饋金帶來發展？
不同的科技物內在有著不同的政治特質，科學研發出各種各樣的技術物，代 表現代社會於物質界的進步，但技術物會不會普及化，掌握資源者恐怕擁有最後 的決定權。不同的技術物，會改變人們的生活型態，影響極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核能產業與軍事的連結就是最好的例子。做為一種不容許一絲誤差的精密產業，
核能科技勢必得用高度集權的軍事化方式進行管理，這也造成地方民眾不可能再 有其他的社會文化形式（Perrow, 1985；Winner, 1986，方俊育、林崇熙譯，2004；
杜文苓，2015：165-169），當一個核能設施在社區落址，就意味著地方的社會經 濟文化均要和核能掛勾在一起。
然而，核能產業對在地經濟是否有所貢獻，恐怕需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高橋哲哉（2014：182）引述前福島縣知事佐藤榮佐久的著作《扼殺知事──被 捏造的福島縣貪汙事件》，指出「在核電之後的地域振興，還是要訴諸於核電」， 核電在地方發展之後，雖然帶來地方工作就業機會，但後續的發展卻從此離不開 核電體系。地方政府在財政上越仰賴核電體系，經濟就越無法獨立。
蕭代基、黃德秀（2007）提出當回饋金越高，地方民眾越有可能接受核能相 關設施的模型，弔詭的是正因為偏遠地區發展不足，才會人口流失、成為弱勢地 區，地方部分人士卻為了發展資金，主動選擇核能相關設施，迫於經濟上的誘因 而接受核設施，替那些享受便利電力的人們承受了核能可能的風險，在接受回饋 金補助的情況下，承受了外界對他們拿了補助卻又頻頻抗議的污名─這在處境上 加深了地方的弱勢─形成了一種惡性的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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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核電產業本身大型技術系統的內在特性造成它一但啟動就難以減緩或暫 停（張國暉，2013），影響擴及社會、政治、經濟各個層次，牽一髮而動全身，
若在地方社區建造並且實際運作，除非有重大事件發生，否則要使這項產業移出 社區恐怕是困難重重。
人口密度與安全神話的詐術
在犧牲體系中，被犧牲的一方經常位於弱勢偏鄉地區，這源自於核設施選址 時的基本條件─必須位於人口密度低的地區，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場址設置條例》第4 條明文規定「處置設施場址，不得位於以下地區：……四、
高人口密度之地區。」不可否認從科學家的角度來說，這是為了降低核災發生時 造成的損傷規模，陳瑞樺（2015）認為核電廠的審查方針跟設置基準都將發生事 故的處置列入重要考量，因此必須與人口密度相互扣連，設施所在地和人口密集 區需要間隔一段距離。然而，在可能發生事故的邏輯思維下進行選址，卻和核電 體系長期宣稱的「絕對安全」說法相互矛盾，構成核電犧牲體系關鍵的一環。
為了使民眾能夠接受核設施，核工體系下產、官、學界無不在宣導政策時採 用「絕對安全」、「產業帶來發展」的說法，以提升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信心，其宣 傳手法不乏拍攝專家檢查核設施的影片、展現核設施管理有規律有秩序的一面、
強調核設施帶來的經濟發展、在地社區的敦親睦鄰政策等畫面的影片，強調接受 核設施選址會為地方帶來幸福、快樂。面對民間團體對核設施風險、管理事故的 質疑，無論是原能會或是台電均採用「絕對安全」、「無安全疑慮」的說詞，在過 往案例中俯拾即是。然而，核能產業果真是「絕對安全無虞」嗎？
Perrow（1984）提出「常態的意外（normal accidents）」的概念，現代高科技 產業高度精密與複雜網絡連結的特性禁不起一點意外的發生，即使設計許多緩衝 措施，一但操作失當，可能造成難以估量的重大災難（杜文苓，2015：167）。科 學家雖然聲稱絕對安全，但我們難道能保證所有的操作人員都像機器一樣完全不 發生錯誤？不能。因此最後發生無可挽回的憾事只是時間早晚問題，「意外」的 發生一點也不意外。核能本身高風險的性質，讓它一旦在建築、日常管理、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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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維護出現什麼差錯，就可能導致無可挽回的巨大災難，而要求絕對不能有任 何差錯的科學，本身就是一項不可能的事情。事實上，「核能安全神話」之所以 會被地方居民接受，並非民眾真正相信專家能夠掌握核能帶來的高風險，而是因 為弱勢的處境讓他們「選擇相信」這樣的說法（高橋哲哉，2014；陳瑞樺，2015）。 這是「都會中心」與「偏遠地區」之間的結構性歧視，是資源分配不均、風險分 配不均帶來的後果。
三、 解構「核能村」的結構：科技與政治的互動關係
「核能村」並非指稱一座真實存在的村莊，高橋哲哉（2014:79）將支持並促 成核能產業發展繁榮的利益結構稱為「核能村」，成員不僅包含推動核能政策的 中央政府、政治人物、原子能委員會、政府官員、電力公司、專家學者，還將核
「核能村」並非指稱一座真實存在的村莊，高橋哲哉（2014:79）將支持並促 成核能產業發展繁榮的利益結構稱為「核能村」，成員不僅包含推動核能政策的 中央政府、政治人物、原子能委員會、政府官員、電力公司、專家學者，還將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