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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運作，這些在核電產業中的領導角色牢牢把持著對核能科技的詮釋權，並以科 學中立、專業知識門檻太高等理由排斥外界對核能的批判，使社會大眾無從知悉 產業內部的實際情況，與政治經濟層面中盤根錯節的關係，特別是隱藏在政府幕 後的科技官僚與技術專家對政府的決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卻無法在風險災害 發生之後受到課責，因此有著決策正當性的問題（周桂田，1998）。
福島事故帶來的反省，不僅僅是核能產業鏈下隱藏的犧牲體系與對核能產業 在政治、經濟及社會影響力的反思，它同時也強化了風險社會不容忽視的印象。
「低機率高風險」的核子事故，雖然發生事故的機率很低，卻有著難以彌補的巨 大風險，福島核災宛若一個迴力鏢，在世界各國積極發展核電的趨勢下，給予核 能產業一記重創，迫使政府、民間社會不得不面對核能可能的風險與對社會的影 響 ， 重 新 檢 視 、 批 判 過 往 風 險 政 策 的 得 失 ， 稱 之 為 「 風 險 的 文 明 化
（Risikozivilisation）」（周桂田，1998）。
風險社會論述中對傳統科學的反省
風險社會的出現，對當代社會來說是無可迴避的重要議題。十八世紀發展迄 今，工業社會進步理性的外衣在貧富差距擴大、環境汙染、資源耗竭種種因素侵 蝕下，逐漸剝落，展現出內部單向式的、經濟發展掛帥的、對大自然予取予求、
以犧牲弱勢為根基的侵略性格。
一、 不得不面對的風險迴旋鏢
長期消耗式、壓迫式的發展之下，無論是自然環境或是弱勢族群均難以繼續 忍受下去，紛紛反撲，當前的社會必須面對的是過往未曾深思的政策副作用，包 括發展政策過程中未去面對的汙染、風險分配不均等問題，在現代社會中都不得 不去面對、不得不去解決，人們必須要學習如何裁量風險、預防、避免風險的危 害，通過自律、自省的方式，重新建構對風險治理的價值體系，風險的文明化是 建立在人們有意識的反省之上，Ulrich Beck（2004，汪浩譯）稱為「反省式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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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
「反省式現代化」的概念是與「簡單的現代化」對照而產生。所謂的「現代 化」意味自啟蒙時代、科學革命、工業革命以來，社會在政治、經濟、科學技術、
文化、社會心理等面臨的史無前例的變化，對人們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變遷。而 支持這些發展一脈相承的理性主義，認為能夠將「不確定」的事情，比方風險成 因、結果、預防方法等等，藉由科學知識做成完善的規劃，科學的神話在此彰顯 無疑，在「簡單的現代化」之中，人們信任科學能夠解決一切的問題（周桂田，
1998；顧忠華，2001；汪浩譯，2004，原著 Ulrich Beck）。
1994 年 Back, Giddens & Scott Lash 共同撰寫《反省式現代化》一書，認為現 代化發展至今已經從「簡單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轉換為「反省式現代 化」。Beck 指出反省式現代化是為了回應現代化的「自作自受（Selbstanwendung）」， 也就是說，「現代化」是以「傳統」作為變革對象的話，「反省式現代化」就是以
「現代化」作為變革的對象。如果將「簡單現代化」稱為「第一現代」，那麼今 日的風險社會所稱的「反省式現代化」就必須要與「後現代」有所區隔，因為現 代尚未進入「後現代」虛無、解構的情況，反而是一種激進的現代化，是對簡單 現代化的反撲，因此Beck 將之稱為「第二現代」（汪浩譯，2004；劉維公，2001；
周桂田，2001；顧忠華，2001）。
現代社會發展迄今，過去在簡單現代化中單向式的因果關聯已經無法詮釋社 會上複雜多元的議題，在這些議題裡面，科學的角色不可謂不重。在「第一現代」
中科學為工業、經濟發展而服務，少有思考政策後果與潛在的副作用，缺乏自我 反省的精神，因此當社會逐漸從簡單邁入複雜，過往未重視的副作用便逐一浮現，
成為不容忽視的一塊惡瘤。倘若要進一步談論從簡單現代化到反省式現代化的意 義，必須先釋明風險的概念如何在當代社會中被認知。
「風險」的概念究竟為何？詢問科學家、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者是一般的 市井小民，得到的定義可能是不同的。原因在於風險是難以預測的、不確定的、
也具有變異性的（Renn，2005），它是有機率的，一項災難（比如核災）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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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在你的有生之年出現，也可能在你的下一代出現，甚至可能完全不會出現。
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最「精準」的科學，也因為本身知識生產過程中有許多 不確定性（Ascher, Steelman & Healy，2010），而無法斷言風險何時來臨，許多風 險政策的爭議都根源於此。
現代社會財富分配的過程中，其實也是將風險進行分配。風險的分配會加重 弱勢的處境，隨著時間經過，風險卻會成長，最後反撲掌權者（Beck，汪浩譯，
2004）。以火力電廠為例，做為供應電力的一種便宜能源，所產生的空氣汙染卻 極為嚴重。火力電廠通常不會設置在都會中心，將電廠設置在偏鄉，是將空氣污 染的風險交由偏鄉地區居民承擔，通過風險的分配不正義，加重了弱勢地區的處 境。而掌權者、得到利益者雖然在一開始迴避了空氣品質的惡化，但隨著環境問 題日益嚴重、火力電廠設置的配套措施未規劃好，掌權者終將體會到空氣汙染的 惡果。
這樣的情況同樣適用於核能設施的設置，地區民眾必須承擔輻射外洩的風險，
而電廠產出的電卻是送到都會區，場址周邊社區享受不到多少利益。不過風險本 身的迴力鏢性質，讓當權者即使將風險的承擔轉移到偏鄉地區，也無法迴避掉風 險的反撲。Beck 形容：「現代化風險遲早會吞噬那些它自己所生產出來的，或因 著它而獲利的部分」（Beck，汪浩譯，2004），前一節本文以福島核災為例，決策 者（政治人物、科技官僚）、獲利者（東京電力公司）在核災發生之下，無可迴 避要為此負責，並且為了這難以彌補的嚴重後果付出巨大的成本。
資源的分配與風險的反撲，呈現的是工業社會的「自作自受」，也正是「反 身性現代化」闡述的主軸，我們必須反省過往政策規劃、資源分配的形式，檢討 過去以來的社會發展機制，才能檢視在風險政策中，哪些是做的不夠、做的不好 的，「反身性現代化」正是針對「現代化」的一種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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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捉襟見肘的常態科學決策到後常態科學的決策
傳統科學決策為人所詬病之處在於官員決策大多依循科學數據、科學家建議，
將複雜的風險問題簡化成單純的技術問題，因此和民間的溝通從來不在同個脈絡 上，雙方各說各話。現代風險治理需要面對過往政策副作用的反撲，但由於現代 社會的專業分工過細，使得政策之間無論是政府內部的橫向或是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縱向的聯繫、與民間社會的溝通對話都顯得困難重重。
Beck（2004，汪浩譯）指出依循原本的決策模式，僅採用單向的解決方法，
恐怕是只有看到表面的問題成因，而未能看到根本的原因，貿然採取解決方案，
極有可能會產生「問題─解決─問題─製造」鏈，意即政府發現政策副作用之後，
試圖用一種專業去解決它，但是在解決過程中又出現了問題，於是又需要再由另 一種專業去解決這項副作用，一而再再而三地為副作用所困擾。對現代社會來說，
專業化的程度越高，反而也使副作用的廣度、數量與不可預測性更大。
在風險社會中，我們注意到科學受到諸多批判，無論是科學鑲嵌在現今社會 的位置，受到何者的影響；或者是科學體系內部，從設定問題到產出研究成果，
科學家如何決定何者應該研究、得到哪些資源的挹注、是否有上位者干預實驗的 產出、研究成果是否被刻意導向某個結果、是否有不利當權者的因素從實驗中被 排除？當民間向科學專家提出質問，其所在乎的不見得是數據的正確與否，反而 是科學實驗室利基在何種價值觀、是否足夠客觀中立等層次。也就是說，站在社 會建構的角度看待科學政策，恐怕沒有人可以挺直背桿直言科學研究並未受到政 治社會的影響，傳統科學決策的正確性飽受質疑。
Funtowicz & Ravetz（1992：254）提出「後常態科學（Post -Normal Science）」
的概念，用來補充傳統科學（常態科學）無法解釋的地方。他們主張議題具有高 度複雜性、高度異議、高度不確定性，議題具有價值爭議、利害關係人非常多，
在事實無法提供判斷基礎的情況之下，必須做出一個緊迫的決定。有這些特色的 科學，就能夠被列入「後常態科學」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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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 傳統科學應用到後常態科學的演化 資料來源：Funtowicz & Ravetz（1992）
在三個層次中「應用科學」可以決定的利害程度較小，相關變數較低，主要 處理較技術性、爭議不大的問題，又被稱為「共識的科學」。當議題的程度開始 複雜，利害關係人越趨多元，從應用科學到後常態間的過渡是「專家諮詢」，特 色在於議題牽涉的價值趨於複雜，對議題有不同意見的人增加，為了降低爭議，
納入多元觀點，各個專家針對科學知識進行解釋、諮商，以減少可能的風險。在
「後常態科學」階段，社會系統的不確定性、風險都很高而社會沒有共識，科學 技術本身不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它可能涉及不同變數、不同價值判斷，並非單 一學門足以判斷，政策的風險評估應該要納入社會影響評估、環境生態評估與科 學風險判斷（Funtowicz & Ravetz, 1992；周桂田，2014）。
三、 納入社會脈絡的風險治理典範
面對風險極高、涉及利害關係人很多、高度複雜的風險議題，有必要在政策
面對風險極高、涉及利害關係人很多、高度複雜的風險議題，有必要在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