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聯合戰線：新潮流系的勞工運動參與
第四節 策略修正與抗爭團體的「體制化」
新潮流系的社會運動參與，基於整合政治抗爭與社會議題，建立起反對黨 國體制的聯合戰線。在新潮流系的考量當中，可以看到政治抗爭者與社會運動 者的角色定位差異，以及伴隨而來的抗爭階段認知，亦即聯合戰線在特定時機 告終，轉而為政治團體與社運團體的分流發展。
一、 路線轉變
新潮流系雖然肯認了勞工承受著黨國體制的雙重壓迫，提出深入社會各群 體建立連結的群眾路線，以及整合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抗爭策略。然而，對 於社會矛盾成因的分析，新潮流系仍聚焦在國家機器的權力壟斷與濫用，所以 抗爭過程雖然串連起各種社會議題，但目標仍在於改變國家機器及其背後行使 的政治力。換句話說，新潮流系的台獨立場至少隱微地作為思想框架，自始影 響著參與社會運動的策略。
伴隨「組織化建制與經營」逐漸完備，新潮流系的目標與策略也愈趨明確
──以台獨建國為首要目標，繼續整合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新潮流系終究作為 一個政治團體，從而重心也在 1990 年開始集中在政治議題，甚至伴隨著國會全 面改選的情勢轉變，修正了原先的台獨路線。伴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情勢判斷，
連帶也突顯出新潮流系自社會運動場域退縮、轉型的必然。路線調整雖然造成 新潮流系與社運團體的關係變化，但邱義仁認為這是「有意識的階段調整」，
並非將「社運工具化」：
因為新的階段應該把社會運動部分交給繼續維持運動色彩的團體負責，
所以我們逐漸把人馬從相關團體中撤出，否則可能會把運動團體變成公 職工具而搞糟，或者因為無法兼顧而做不好。78
吳乃仁也從原先策略提出的考量來談：「因為解嚴沒有開放，很多人是不敢，
我們就起個頭。……可是當勞工運動越來越開放以後，我們就退出了，就讓從 事工運的人自己去做。79」兩位創始成員都表達出新潮流系在八Ｏ年代整合政
78 〈訪談記錄編號三 邱義仁 20151123〉。
79 〈訪談記錄編號六 吳乃仁 20160608〉。
治運動與社會運動，不僅形成反抗威權統治的統一戰線，另方面也有意識認知 到「開路先鋒」的角色，讓社會運動逐漸面向大眾。
若參照拉丁美洲的民主化進程，臺灣黨外在戰後仍保有周期性的選舉機會，
毋須以社會運動的方式向執政者挑戰，此導致黨外運動以「選舉／專業政黨」
為取向。80是以，從黨外到民進黨這一時期，臺灣的反對運動是圍繞在狹義的 政治議題中開展出來，並未尋找這些政治矛盾背後更廣大的社會起源。81換句 話說，由菁英領導的民主轉型過程，「社會力」尚未被視為解決問題的方法，
人民仍依賴以「政治力」處理社會問題。82
故以此而論，民主轉型期間的政治反對運動應當將政治關係社會化，並由 下而上地建構一套政治主張，使得社會矛盾得以被納入考量。唯有讓「社會力」
獲得發展，才能彰顯其自主性及其影響力，終而使民間社會發展到足與政治社 會分庭抗禮的階段。而新潮流系局部性地突破同時代政治抗爭者的思維，並嘗 試結合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此種戰略主張正是奠基在臺灣人民在過去飽受國 民黨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層面的全面宰制下，被壓抑的權利意識以及不 滿情緒。
二、 克勞塞維茲邏輯
鑒於前述政治運動者主導之下的聯合戰線，吳介民認為民進黨從黨外時期 以來就有一種以政治為中心的集體心態，而把社會運動當成次要領域，從而產 生類似工具化運用的態度，此即「克勞塞維茲邏輯」。83延續此種分析來看，
新潮流系確實對於政治團體和社運團體有著截然不同的角色定位，而這種角色 定位的差異則是來自於彼此的理念和關懷的不同。在這個情況下，吳介民認為 反對運動團體對社會議題的關懷程度下降的傾向，發端於「政治自由化」(1986)
80 吳乃德，〈反對事業的第二條陣線－從黨外到民進黨的內部分歧〉，頁 77-102。
81 何明修，〈臺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1980-1986)〉，《臺灣社會學》第 2 期，頁 129-130。
82 謝懷慧，〈臺灣民主轉型中的市民社會──以 1987~1994 的臺灣社會運動為例〉，《臺灣史料 研究》16 期，頁 57。
83 吳介民，〈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臺灣社會學》第 4 期，頁 159-178。
的階段。84但是從新潮流系的抗爭過程來看，就能發現他們在八Ｏ年代都一直 堅持對抗黨國體制的總體戰略，因此第一個差異就是政治團體與社運團體分流 的時間點不同，歷史境況中的行動者，對於政治場域何時才開放或「政治自由 化」有著不同的認識，新潮流更加看重 1992 年帶來的情勢改變，而非 1986 年 的解嚴。
此外，新潮流系注意到政治團體和社運團體的角色定位差異，也意識到政 治領域和社會領域要分流發展，故新潮流系自詡為鼓動社會力發展的角色，並 且在聯合戰線當中，發揮政運與社運互相掩護的效果。從這角度來看，若抗爭 者具備角色分工和階段發展的認知，那麼重點便是「甚麼時候分流發展」。新 潮流系便是於 1992 年的國會全面改選以後，肯定了中華民國體制統治臺灣的正 當性，進而調整了原先的總體戰略，轉入體制內政治或專注在選舉活動，讓社 運自主發展。
然而，這裡的問題在於：雖然新潮流自認為「有意識的路線調整」，退出 了對社運團體的實質掌控，但是從他們在八Ｏ年代的參與已經形成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使得社運團體仍不免依賴「政治力」或受到政黨意志所左右，尚且不 能稱為「社會力」獲得自主發展。新潮流系確實扮演了整合政運與社運的角色，
更是黨外時期最早發展社會運動領域的行動者，將社會議題帶入黨外的政治議 程當中。但是就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新潮流系出於自身的總體戰略而介入個 別議題的抗爭過程，也激化了運動者之間的統獨分歧，甚至透過社運團體培訓 與招募新成員，使得社運團體受到政黨干預的程度愈深，更加突顯社運自主性 的缺乏。
在此情況下，對照新潮流系所宣稱的「有意識的階段調整」，實際上並非 以「社會力」發展是否成熟為考量，而是以自身設定的民主理念為判斷依據，
接受了 1992 年的中華民國體制，而後宣稱全面投入體制內政治，此導致社運團 體在九Ｏ年代未能順利轉入自主發展的原因之一。尤其新潮流系並未細加討論
「政治力」如何退出社運團體，以及社運團體如何填補資源的缺乏，反倒在經
84 吳介民，〈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臺灣社會學》第 4 期，頁 172。
營體制內政治的過程中，持續對社運團體保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力，從而成為社 運團體的經營阻礙。
三、 小結
行動者的決策必然因應客觀結構轉移而調整，在此過程的理念如何被堅持、
背離與再詮釋，便是梳理歷史過程的重要性。而從新潮流系在勞工運動的論述 產出與組織動員，皆能看到民主理念的擴充與完備，包含高度重視人民行使權 力的群眾路線，以及兼顧參政權與經濟條件的平等內涵。新潮流系一方面是政 治運動從事者，直接挑戰國家機關，開創了勞工運動的充分空間；另方面也是 勞工運動的實際參與者，尤其扮演顧問或者專職工作者，成為影響社會大眾從
「認知」到「實際參與」的關鍵角色。
此外，新潮流系將黨國體制視為問題根源，因而引導出國家定位、政治民 主與社會分配等三層次的總體戰略，此舉一方面開拓了民間社會萌芽到勃發的 機會，但另方面也在工運陣營留下了統獨激化的路線分歧。從邱義仁與吳乃仁 的論點來看，新潮流系若考量到社運組織邁向自主化與日後的健全發展，將活 動範圍自我限縮至政治場域，而非維持過往對於各團體決策的實質掌控，似可 將此種有意識的路線轉變視為推展民間社會發展的正面推力。誠然，自我定位 在政治團體的新潮流系轉入體制內發展，有意識地從社運團體撤退，但實際上 對於社運團體仍保有深刻影響力。縱使新潮流系宣稱投入選舉並退出對社運團 體的控制，但實際上仍保有對社運團體的影響力，從而在轉入體制內的同時，
原先緊密連結也在兩種邏輯下引發衝突，也就成為日後新潮流系承受「背棄社 運」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