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在 1997 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形塑的「地質公園」概念，除了作為世界 對於「環境主義」(或環境倫理觀)與「永續性發展」的回應外，更是作為地方對 於世界/國家的回應。從地質公園的四項核心價值：地景保育、地質經濟、環境 教育與社區參與，以及透過社會網絡的交流與學習，營造的不只是社區對於參與 環境治理的新示範，以及國家/公部門對於環境治理的省思，更展現出「全球思 考，在地行動」的新回應。

在草嶺地質公園、高雄燕巢惡地地質公園以及台東利吉惡地地質公園這三個 案例的社區參與中，可以發現到地質公園社區或社區成員在面對環境治理的轉變 時，從早期因為社區處於地理位置邊陲、環境上的脆弱或地力貧乏，以及對於環 境的不了解，再加上社區或個人對於生計、生活、生存的需求，而產生出地方行 動者的環境價值觀與社區性格。這連帶的影響到社區在面對外來新資訊、新觀念 或新政策衝擊時，所產生的環境行為會依據過往生活的經驗與現在的學習進行

「風險」上的評估(例如：公眾利益、公眾損失、個人考量、社區性格等) 來選 擇對自己最好的行動方式，甚至形成社區參與公共事務上的契機。因此，從社區 居民在公眾參與的決策考量中可以發現(見圖 26)，若當社區居民從「公眾利益」

或「公眾損失/威脅」的角度來思考環境議題，則投入公眾事務的意願就會提高；

反之，若從「個人考量」或「封閉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環境議題，則社區居民投 入公眾事務的意願就不高。

在公共事務參與方面，因為在風險評估上會選擇對自己最好的行動方式，會 在行動考量行程最初的差異，所以在權益關係人的整合中，形塑出「道相同，相 為謀；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機制，呈現出社區互動下的角力過程，與多元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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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參與模式及環境治理的面貌。像是在環境教育方面，就展現出社區教育、紮根 教育與社會教育等三種形式，除了是在宣導、傳達對於環境認知、態度與知識的 普遍價值外，更是讓各個權益關係人可以在參與合作上取得共識或認同感；在社 區參與方面，可以區分為寡頭式參與、領導式參與、圓桌式參與以及協同式參與 等四種公眾參與型態，不只呈現出社區在社會網絡、社區認同、社區合作等互動 上的緊密程度，也可以發現到社區在互動角力上的張力程度；最後，因為不同的 社區共識而有不同的社區互動而有不同的社區參與行動，讓社區在經營治理上，

發展出經濟發展導向、環境保育導向以及產生兼顧導向等機制，但這些治理機制 並非呈現出經濟/環境上二元對立或是光譜兩端的直線關係，而是一個在社區經 營上的比重概念或經營發展重點，成為各個地質公園社區對於永續發展的回應。

從這些多元的考量動機以及環境治理機制可以發現到：不只是「國家－地方」

對於環境認知與治理方式有著明顯落差，就連在微尺度的社區下也存在著環境認 知與治理思維的落差，顯示出行動者在相較於均質的的環境中(同樣的自然/社會 環境刺激)，在經過個人的黑箱決策(環境倫理觀、對於生存上的風險評估)後，會 產生出不均質的環境行為，而這些環境行為則代表著對於自身/公眾最有利的「永 續發展」(這裡又呈現出生態、經濟、社會的權衡了)。

綜合上述，「永續發展」的加持下，「地質公園」不只成為社區對於「永續發 展」更為具體的論述工具，更是社區發展更為清楚的治理方向，不論是著眼於在 環境與經濟間去尋找永續性的「資源」，或者是在經濟與社會間去尋找可傳承性 的「文化」，又或者是在生態與社會間去尋找適生活的「環境」，事實上，就是展 現外在環境結構刺激與自身能動選擇間，社區以「參與式治理」的方式來實踐社 區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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