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星製藥的歸途
戰後，星製藥依「企業再建整備法」提出會社之整頓，星一要做的是如何使 星製藥會社重新振起，其次是使各縣市特約店組織再度活躍，最後是星藥專昇格 問題。星一先讓《社報》復刊，《社報》是星製藥會社向社員傳達會社使命及聯 絡感情的機關報，從 1913 年 1 月創刊以來，至 295 號的 1943 年 12 月，因戰爭 因素而停刊。戰後的 1948 年 5 月再度復刊發行 296 號，但也只發行到 1949 年 1 月的 298 號就停刊482。
星製藥會社設立以來努力於醫藥品的製造，戰前主要是生產消炎的家庭常備 藥及嗎啡、奎寧等生物鹼製品。戰後開始恢復生產「藥典」規定的阿斯匹靈、非 納西汀（phenacetin 鎮痛藥）、家庭常備藥、注射藥及家畜藥483。並與先前合作的 夥伴美國ホスケン合作成立「ホスケン‧ホシ株式會社」，以解決重建問題。此 時正值盟軍總部佔領日本，星一更期望導入美國的技術、機械與技師，在日本生 產新製品來販售，並能改善與美國和善關係。此合作會社於 1948 年 5 月 8 日完 成設立登記，並聘請社長 W‧M ホスケン，董事星一、八木秀次（1886-1976）、
若松只一，監察人宮良孫康、內藤規次郎等人為重要幹部484。
對於星藥專昇格大學問題上，首先要解決的是 1945 年 9 月 21 日星製藥專門 學校校舍被美軍佔領撤退問題，其次是充實教授團陣容以及設備等。由於需要 1200 萬圓的資金，星一再度動員組織力量，在各地設置「財團法人星藥學專門 學校後援會」來募款，1949 年 7 月美軍終於將校舍歸還，1950 年得到文部省的 認可，設立「財團法人星藥科大學」。
正當星一為星製藥的復興而努力之際，他只提出將日本人民移至秘魯來拓墾 之構想。祕魯的土地是星一自 1917 年以來所購入的，戰時雖曾以 9 萬圓賣掉約 500 町步的土地（1917 年時，以 15 萬圓買進）485，但仍保有 30 萬町土地（約略 奈良縣面積），此土地在 1949 年 6 月 16 日為日本報紙的報導，並經秘魯政府的
482《社報》296 號是 1948 年 5 月 5 日發行，297 號是 1948 年 6 月 20 日發行，298 號是 1949 年 1 月 1 日發行。
483 星製藥株式會社，《增資目論見書 1949 年 11 月 3 日》，頁 8，藏於星藥科大學。
484《社報》，1948 年 6 月 20 日，297 號，頁 8。八木秀次曾任東京工業大學學長、大阪帝大總 長，戰後為技術院長，為日本電氣工業的專家；若松只一與星一同鄉，戰爭時為陸軍次官，
長年派駐海外武官，知曉海外情勢。宮良孫康、內藤規次郎兩人都是星製藥支部長，振興同 盟理事長。
485《社報》，1948 年 5 月 5 日，296 號。
認可可以前往移民。星一眼見日本因戰敗而自信心喪失殆盡，星一認為日本是優 秀民族，日本的農業技術、衛生思想是優於國外，為振起日本的信心，如向海外 拓墾486，必會受到各國歡迎。因此，星一得到美國人之協助，當 1950 年 11 月 17 日搭機前往南美秘魯推動他的南美開發與移民雄圖大志之際，不幸因腦中風病 倒，於 1951 年病逝。星一的偉大壯志，就隨他的病逝而泡滅。
星一的去世，對星製藥會社無疑是一重大打擊，由其長子星新一以 29 歲之 齡繼任為社長，由於志向不符，1952 年遂將公司轉讓給企業家大谷米太郎，由 大谷繼續推動營業。現在的星製藥會社在東京品川區 TOC 的大樓內，其營業項 目已不如往昔，就連「ホシ胃腸藥」（俗稱紅罐）的銷售金額還不到全部銷售額 的一成。雖是如此，星一為企業教育所創辦的星製藥專門學校，於 1950 年升格 為今日的「星藥科大學」繼續實現星一的教育理想。
貳、星製藥株式會社的定位
星製藥株式會社的創立於第一次大戰前夕，初始時以家庭常備藥為主，隨著 戰事的爆發，海外列強化學工業所生產的藥品、技術及原料禁止輸入日本，引發 日本藥品缺乏，藥價高漲。日本政府為了穩定製藥市場，遂以國家力量制定法令，
輔導製藥會社成立，給予製藥業一個發展的基礎，以迎頭趕上歐美製藥水準，日 本的化學製藥水準並隨著殖民帝國的擴張而成長茁壯。
星製藥引進英、美、德、法等國高超製藥機械，聘請海外著名醫藥學者及歸 國留學生研發新藥，尤其讓草根藥草的嗎啡、古柯葉、癲加精（atropine）及奎 寧等生物鹼新藥商品化。由於此四種生物鹼的原料，並非日本所擁有，而是生長 於南美、印度、爪哇或南洋等地。為了謀求豐富的原料，以便歐戰結束後，能與 歐美商品抗衡，星製藥會社積極派員往南洋考察，尋求生物鹼種子帶到殖民地臺 灣栽種，並從臺灣總督府處取得研製方法，尤其是臺灣專賣局秘密給予的嗎啡獨 占專賣權以及指導在臺規那造林。星製藥的嗎啡等麻藥生產，至 1920 年以後日 本已能自給自足，並開始以自己生產的麻藥走私輸入中國。
星製藥招募特約店，以「親切第一」打響組織力量，重視商品學、行銷學的 企業教育，教導特約店店主及其子弟行銷星製藥產品，並積極向海外發展。星一 在臺灣設置事務所，主要以臺灣作為研究對中國貿易之舞台，以此經驗向朝鮮、
滿洲、中國擴張製藥事業，並將臺灣作為生物鹼原料的栽種地。星製藥配合臺灣 總督府專賣局之政策製造販售嗎啡，以及從南美進口古柯葉、規那樹等原料，積 極從事生物鹼商品化，以便向海外輸出販賣，爭取日本成為草根樹皮為原料的世
486 大山惠佐，《星一評傳》，（東京：共和書房，1949 年），頁 259-260。
界第一製藥王國地位。
星一金援德國化學界，與德國學術界成立「學術相互扶助會」，德國化學製 藥界將先進的製藥技術傳授給星製藥會社，也將毒瓦斯的技術傳授給日本陸海軍 關係技術人員、不僅提升了日本化學兵器開發技術，也讓日本研發的化學武器朝 使用階段，帶給中國人民無限的傷害。
星一視生產生物鹼國產化、商品化如同行銷日本文明開化。1937 年日本政 府在軍國主義的主導下，積極向中國及南洋各地發動侵略戰爭，星製藥配合國家 政策生產藥品，贊成太平洋戰爭487，努力達成「健康報國」之業績。另一方面，
在學校組織「學校報國隊」，並將學園作為軍事教練場，同時前往習志野原野外 行軍事操演。在南進政策下，台灣轉變為日本的南侵基地，星製藥花下鉅資努力 在台栽種規那，研發使奎寧商品化，以配合總督府計畫和國策要求，並提供作為 隨軍南侵等醫藥用品。
星一認為一個製藥會社要能在藥品市場上競爭，最主要的條件是技術與原 料。日本是資本主義的後進國家，本身缺乏足夠的資源和資金，因此極度依賴從 先進國進口生產財，來提高製藥工業水準。因此，星製藥招聘海外優良的學者、
引進高超的技術水準，開發原料資源，將生產良藥，作為日本文化之宣傳。星一 將賣藥與文明開化等同看待，賣藥對於公眾衛生以及國民保健之提升有密切關 聯。服用純正的良藥，不僅可以提升個人健康，甚至影響國家的生產力，一個國 家有了健康的人民，就能提高它的生產力，生產力好，發展過程自然就順利，就 會有效率、有競爭力，如此發展，代表著國家文化的向上發展，以及品質的提升，
自然將日本提升到與歐美等同的文明國家的行列。日本的藥品能輸出，就能展現 日本文明開化程度。
星製藥會社以先進高超的製藥技術，雖提升了日本製藥水準，文明國家行 列，但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走私麻藥及協助日本研發化學毒氣，也給星製 藥會社留下不榮譽之紀錄。
参、日本殖民體制下臺灣的定位
日本對臺灣採取的是一種殖民體制之統治。初期的殖民經營，首要任務是替 日本資本進出臺灣奠定基礎，故在平定抗日勢力的同時，便著手進行鴉片、樟腦、
食塩、菸草等統歸專賣，讓稅收達成總督府財政收支平衡之目標。接著再從金融、
土地制度的改革，排除中資與外資，將臺灣納入日本經濟體系。
487 星一，《聖敕と大東亞戰爭》，此為 1942 年星一當選眾議院議員時，向兩院議員分送的小冊子。
星一贊成太平洋戰爭，此冊子主要內容有整理自上海事變以來天皇的聖敕，以及歐美、亞洲 及南洋各國的歷史與產物之介紹，作為推進戰事之用。
負責執行這項殖民政策的就是後藤新平，他在內務省衛生局長內，因「台灣 鴉片漸禁政策」被提拔為「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負責規劃將日本近代衛生制 度移植到臺灣事宜。「台灣島鴉片制度之意見」是後藤關於日本殖民政策的首次 言論，也是殖民地臺灣的第一個公共衛生政策。這是他將生物學政治理論應用於 殖民地問題的先聲，此理論強調順應社會慣習，結合政治與科學的統治哲學技術。
後藤以順應臺灣社會慣習為名，對鴉片採漸禁論，在臺部署鴉片人脈，用此收入，
作為彌補不建全的臺灣總督府財政破洞，更作為改善臺灣殖民衛生之費用，同時 還將臺灣的鴉片漸禁政策當做典範，移往日本在中國佔領地如滿洲等地實施。
後藤一面在臺灣推動鴉片漸禁政策，一面將近代文明措施如醫學、公共衛生 的推展應用於臺灣的殖民統治上，這是滿足人性弱點需要而採取的手段。後藤將 先進的西方科技，作為文明教化向殖民地臺灣宣傳，視統治臺灣所做的法律改革 為「文明暴政」，為顯示殖民母國的文明，全力推動「文明利器」的衛生建設。
殖民地臺灣雖已成為後藤新平「文明化」的實驗室，但主要還是在於對臺灣的經 濟支配為目的。
當歐美醫學體系移植日本後，隨之而來的是近代化學製藥工業建立之需求提
當歐美醫學體系移植日本後，隨之而來的是近代化學製藥工業建立之需求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