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問題發想
「謝謝你讓我知道當同性戀一點關係也沒有。」
一個和我很親近的妹妹，曾經這樣跟我說。那個時候她15 或 16 歲，已經不 記得我到底是說過了什麼樣的話、還是什麼事情，所以她這樣說，也不記得我怎 麼再回應她，但是我後來就在想她一個人有著這個小秘密多久了？她之前覺得當 同性戀是有什麼關係嗎？她是不是自己擔心了好久好久？她又擔心的是什麼？
我想這是我開始關心青少年同志的開端。
什麼開始認識到同志，我也已經記不得，有印象以來，同志相關的討論在台 灣已經不陌生，也不是那樣禁忌的話題。然而，身為到目前為止還是異性戀認同 的女性，「主流又正常」的我，同志的處境離我其實是遙遠的，我的成長過程中，
從來都不用去擔憂因為喜歡人而覺得自己是奇怪或不正常的，但是這群青少年們 卻可能是這樣長大，因為喜歡人而擔憂、因為喜歡人而懷疑自己、甚至因為喜歡 人而就會遭受到不一致對待的事情，我又想到我國中時期的一個學妹，在我們都 長大了之後她才告訴我，以前她好喜歡我，可是她不知道原來女生是可以愛女生，
我玩笑的回應真是好可惜，同時也想著喜歡同一個性別這件事，到底是為什麼會 成為問題？
在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社會之中，同志依然面臨到不被看見與孤立的處境，雖 然依著每個人不同的條件和所處的地理環境，身處的處境也大不相同，無法概括 同論。不過大體而言，他們所面對到的壓力和壓迫會展現在以下的幾個層面中：
缺乏獲得訊息的管道、缺乏可供學習的角色典範、他人的負向態度、缺乏家人與 朋友的支持、帶有偏見的專業助人者、宗教上的譴責與壓迫、工作權的歧視、缺 乏法律的保障與內化的同性戀恐懼之處境（Fassinger&Richie,1997，引自劉安真、
趙淑珠，2006）。
青少年同志在之中的處境，當然爾的更為艱困，除了面臨本身生心理上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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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變化，還同時需面對種種不友善環境的挑戰（Sherriff, Hamilton, Wigmore, &
Giambrone,2011），以2010 年台北市教育局公文事件為例1，台北市議會在討論同 志公民運動活動預算的附帶條件內容為：「台北市政府應設置跨局處平台，檢討 同志公民政策，確立各局處權責分工，並研議如何防止高中、職（含）以下學校 社團，假藉該社團名義，誘導吸收學生，從事同志交誼等活動，以保障學生自然 適性之發展空間。由民政局統籌，教育局、社會局、衛生局及勞工局辦理。」雖 然此內容在議會討論時就已經產生爭議，但民政局仍透過教育部行文至台北市各 國高中與高職，此一事件除了明顯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之外，更凸顯了青少年同 志的不被看見、不被視為是「自然適性之發展」，反而是被誘導而成，同時點出 了青少年同志所擁有的資源和空間的缺乏。
更具體而言，Morrow（2004）歸納了出十項青少年同志常面臨到的危險因 子2，可發現他們面臨到環境上（社會、學校、家庭）的不友善而造成的傷害（情 緒困擾、孤立、暴力對待），也可能因內化了社會上的對同志的恐懼，而傷害了 自己（物質濫用、自殺）。當然從另個角度來解讀，當特別的標示這是青少年同 志所面臨的危險因子與問題，往往也可能出現標籤化、問題化的危險，因為除了 因性傾向招致的歧視、恐同，才會突顯出青少年同志議題的特殊性（王振圍，2011）。
同樣的提醒也可見於Savin-Williams（2001）：每一個青少年都是異質的，無法用 單一的途徑去做預測，同性間相互吸引這件事情本身，是不會帶來任何病理化或 是問題行為。
不過不論如何，藉由這一系列危險因子的整理，都提醒了關注這群青少年同 志的必要性，畢竟不分國內外，有太多的青少年因為不同的性別氣質和性傾向而 受到傷害，也因此迷網和困惑，有些人也許「順利長大」，但有些人卻是走向結
1史倩玲（2010 年 2 月 28 日）。北市政府恐同禁止同志社團。立報。
2情緒困擾（Emotional Distress）、孤立（Isolation）、內化的恐同／恐跨心理（Internalized Homophobia
／Transphobia）、憂鬱（Depression）、物質濫用（Substance Abuse）、自殺（Suicide）、暴力對待
（Violence／Victimization）（包含了語言暴力、身體暴力以及來自專業助人者具有歧視性的處遇）、 家庭衝突（Family Conflict）、學校表現（School Performance）、性傳播疾病和懷孕（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and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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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生命的路3。什麼樣的處境讓他們選擇了死亡？生活中的所有其他可能都去了 哪裡？若從社會工作的角度思考，身為社工，能夠為這群青少年同志做些什麼？
我們是不是能夠透過他們的故事去學習到些什麼？
目前台灣的青少年社會工作、或以整個社會工作界來看，對於性傾向相關 議題的討論和社會服務資源都相對稀少，有些論述甚至是對青少年同志不友善的，
例如青少年時期假性同性戀、情境式同性戀的討論（彭懷真，1987；葉在庭，2001）， 看似好意的提醒，以促使青少年思考自身的認同，但卻都已經預設了異性戀中心 的立場，反而使得青少年同志在認同歷程上更加困難、更容易對自身產生更深的 懷疑，外在的質疑也更多。就服務資源來看，相較於國外已有許多針對青少年同 志所提供的服務方案和資源中心，台灣原本針對同志所提供服務的機構即寥寥可 數，更遑論是對青少年同志的服務。
依內政部兒童局4的統計將全台兒童和少年福利機構分為四類：安置及教養 機構共有120 所、心理輔導或家庭諮詢機構 2 所、收出養服務機構 9 所、福利服 務中心共62 所。在這兩百多所的兒少福利機構當中，尚未有任何一間中心或機 構是提供以服務青少年同志為主的服務方案，但這並不代表青少年同志不存在，
或是這些中心或機構從未服務過青少年同志。
從此接回到社工本身討論，Gerald（2008）曾指出多數社工對同志族群的看 法是「政治正確」，但其實是對於自我覺察的不足，並沒有正視到自己是有著身 為異性戀優越感的偏見。我想起我也曾是這樣子的，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我在台灣 同志諮詢熱線實習，在那裡開啟了我對多元性別的不同想法，雖然去實習之前的 我已接受了三年的社會工作教育，自認稍具有助人者該有的自覺、文化能力，也 認為自己對於性別的討論是開放、具有性別敏感度，但卻仍是在實際面對與自我 的差異後，才發現自己都還是一直帶著自己的偏見、異性戀的世界觀，去觀看各
3陳宏銘（2010 年 12 月 01 日）。蘋果日報同窗 2 少女燒炭殉情疑同性戀情「難忍異樣眼光決定 一起走」。蘋果日報。
唐嘉邦、陳俊雄（2011 年 10 月 31 日）。被取笑娘娘腔，國一生墜樓亡。中國時報。
4於2013 年 7 月 23 日因政府組織改造，相關業務已轉移至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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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事物卻不自知，我會說著我尊重同志、他們當然可以愛自己喜歡的人，但我同 時也會認為同志就在家裡就好，在路上卿卿我我的看了不舒服，我沒有思考過為 什麼我會這樣想，那樣的衝擊，至今仍是令我感到深刻也可怕，若把這樣沒去留 意或反省的信念放在社會工作上，那會有多麼自以為是，在工作中我們就是相對 而言較有資源、被認定擁有知識與專業、有些情境之下還具有法定的權力，這些 都使我們與服務對象相比起來成為更有影響力的一方（Thompson, 2006），但社 工本身到底有沒有沒意識／敏感到自己相對於服務對象的優越性？如果說我們 都沒有察覺到自己的狀態就去提供服務，那就容易成為濫權，而社工的濫權是會 導致壓迫產生的。如果社工沒有意識到世界不只是區分成男女，以及性別是包含 著各種行為信念，在這樣之下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容易使不同於主流性別認同者感 到被忽視和敵意，並因此降低他們得到所需的服務（Stotzer, Silverschanz, &
Wilson, 2011）。
於此，我開始好奇起國內青少年社工的服務經驗，目前多數關於青少年同志 的文獻和實務上指引多來自國外經驗，欠缺了本土經驗的整理，究竟我們台灣的 青少年社工的服務經驗為何？當面對青少年同志時，社會工作的訓練是否有助於 他們瞭解所服務的對象？若當社工本身的性傾向與服務對象不同時，社工對於性 傾向的議題是否會有所察覺？社工是否面臨到什麼樣的困境或是衝突情境？對 於處遇的判斷和進行又會產生什麼樣的意義？
第二節、研究目的
根據2012 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六期第三次調查計劃執行報告》
指出，2027 個有效樣本中，5 人表示自己是同性戀（0.2%）、36 人表示是雙性戀
（1.7%），有 52 人表示不確定（2.5%），若以狹義的同志定義（僅計算同性戀和 雙性戀者），目前台灣的同志人口比率為1.9%，但若用扣除表示自己為異性戀者 的1947 人（94%）、表示不知道 21 人（1%），以及拒答的 11 人（0.5%），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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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台灣目前有4.4%的同志人口5，這個數據告訴了我們，去重視同志族群的必 要性，同志族群就在我們身旁，放到社會工作服務的脈絡中亦同，他們的服務需 求也包含了各個層面，如心理健康、長期照顧、親密暴力、青少年服務、收出養 等等。因此我們不該預設所有服務對象皆為異性戀，更需具備足夠的知識以提高 服務上的敏感度，去理解造成這些傷害產生背後的因素，而非逕自的下判斷，並 能夠協助他們發展自身能力、能夠具復原力去面對社會污名與歧視、甚或更進一 步的去思考如何促使污名消失（Sheridan, 1997）。
推估台灣目前有4.4%的同志人口5，這個數據告訴了我們，去重視同志族群的必 要性，同志族群就在我們身旁，放到社會工作服務的脈絡中亦同，他們的服務需 求也包含了各個層面，如心理健康、長期照顧、親密暴力、青少年服務、收出養 等等。因此我們不該預設所有服務對象皆為異性戀，更需具備足夠的知識以提高 服務上的敏感度，去理解造成這些傷害產生背後的因素，而非逕自的下判斷，並 能夠協助他們發展自身能力、能夠具復原力去面對社會污名與歧視、甚或更進一 步的去思考如何促使污名消失（Sherida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