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法庭敘事的相關制度與概念
第四節 自由心證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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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法學研究中心 C，2010）。
駱永家（1999）認為，民事訴訟採辯論主義認為各當事人對事實如何被法官採信有 利害關係，必為自己利益竭盡所能地提出有利於己之事實與證據。透過利害關係對立之 兩造當事人對證據詮釋與事實陳述，法官即可藉此蒐集證據並拼湊繪製出一幅紛爭狀態 的鳥瞰圖，此較國家發動任何公權力調查之證據資料更加豐富完整。
辯論主義所及範圍屬於判決基礎「事實」以及為認定此等事實所需的「證據」，並不 及於法律，因如何適用法律屬於法院權責。而前述事實僅指「主要事實」6並不及於間接 事實7或補助事實 8（高點法學研究中心 B，2010）。
據前所述，民事訴訟採行辯論主義發生些許疑慮，即當事人未必有足夠專業能力可 就涉及之法律紛爭透過訴訟提出證據、詮釋證據並敘述完整事實，故當事人常因不諳程 序和法律語言以致無法於訴訟程序中極盡攻擊、防禦之能事，甚至因而獲致不利於己之 判決結果（高點法學研究中心 C，2010）。
駱永家（1972）對於前述辯論主義之疑慮，民事訴訟法設有若干補救措施，即當事 人未提出明瞭完足訴訟資料時，審判長應發問或曉諭當事人敘明或補充；此其一（民事 訴訟法 199 條參照）。民事訴訟法第 195 條第 1 項另規定當事人之陳述真實及完全義務，
但此規定並無強制力，僅於當事人違反時可作為全部辯論意旨之部分，亦可能影響法官 對當事人其他詮釋或敘述評價（高點法學研究中心 C，2010）。
第四節 自由心證主義
本節接續探討審判中的律師敘事空間，其旨乃在希望探尋法官依自由心證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前提下，律師如何透過敘事藉以詮釋證據與敘述事實，使法官或參與審判人員 易於理解並相信自己所說的故事為真且能影響心證。
學研究中心 C，2010）。
5 「擬制自認」意指當事人對他造主張之事實在言詞辯論或準備程序時不爭執，視同「自認」，但當事人 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追復爭執之（高點法學研究中心 C，2010）。
6 「主要事實」係使請求成為有理由的事實，如借款返還請求權中借款有無交付的事實（高點法學研究中 心 B，2010）。
7 「間接事實」係以經驗法則推論主要事實使其成為有理由的事實，如不在場證明（高點法學研究中心 B，
2010）。
8 「補助事實」，指關於證據能力及證據方法事實，如證人曾犯偽證罪以此攻擊其證詞可信度（高點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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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猶需先認識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一項之規定：「證據之證明力，由 法院本於確信自由判斷。但不得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林鈺雄編，2006）。而民事 訴訟也有類似規定，如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規定：「法院為判決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 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當事人已證明 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 其數額。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不得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得心證之理由，應 記明於判決」（許仕宦編，2005）。
對照我國刑事訴訟法及民事訴訟法關於自由心證之規定，前者係以證據裁判主義為 前提，得成為自由心證判斷證據之客體須有證據能力。相較於此，後者（民事訴訟法）
雖亦採自由心證主義，卻無證據裁判主義之要求，係由法院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 第 1 項本文規定，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並以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未曾要 求得為自由心證客體之證據須如同刑事訴訟具有「證據能力」為前提（葉志飛，2003）。
一、自由心證主義
法庭上審理被告有無犯罪事實有賴法官依證據認定，而法官如何運用證據，刑事訴 訟法有一套規則提供法官適用依據，此即「證據法則」，其最重要規範莫過於「證據裁判 原則」及「自由心證主義」兩者，其中證據可否於審理中使用（證據能力）及應如何調 查（調查證據程序）係「證據裁判原則」範疇的探討（張麗卿，2004）。證據符合此原則 之要求後尚須進一步探求法官究竟如何取捨證據並據以認定事實，此為「自由心證主義」
所須解決的課題。
在法院依證據法則選定有「證據能力」（或稱「證據資格」）的證據後，法院對「證 據價值」（probative value；即「證據證明力」）有無自由判斷之權，世界各國立法例上有 前述如「法定證據原則」與「自由心證主義」兩種：前者由法律明文規定證據價值，目 的是為限制法院依心證而判斷證據價值；而「自由心證主義」則指證據證明力，通常不 以法律強加拘束悉聽憑法院自由裁量（黃朝義，1999）。
段重民（1987）指出，「自由心證主義」相信證據資料的範圍無限，其實質價值由法 院自由判斷。我國刑事訴訟法為發揮實體真實發現原則與法官職權主義機能，對於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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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力的判斷採取自由心證主義，委由法官自由判斷（刑事訴訟法第 155 條第 1 項）。然 而，證據證明力雖允由法官依自由心證判斷，惟其判斷不得有違嚴格證據法則、經驗法 則及論理法則，此有最高法院「53 年台上字第 2067 號判例」可資參照（林俊益，2007）。
自由心證主義在歐陸的發展，係將證據內容之評價權力，由王權移轉至代表司法權 的法官，表現在法律條文上即係證據之證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斷，而自由判斷的涵義就是 法律不提供任何準則而是信賴法官的理信與睿智；但要如何檢驗法官事實認定是否正 確，則未提供具體的判斷標準（葉志飛，2003）。
英美法為遂行「當事人進行主義」（即法院僅基於當事人聲明之主張與提出之證據為 裁判）而採陪審團制度，事實概由陪審團認定，法官僅負責適用法律。但於證據資料蒐 集和判斷過程，對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是否得為陪審團判斷事實之依據，其證據「適格 性」的判斷仍由法官為之。也就是說，法官先決定何種證據得為使用後再由陪審團評價 得以使用之證據，且陪審團評價證據時亦有自由判斷之餘地（葉志飛，2003）。
如英國將一定範圍之證據評價委由陪審團決定，可說是傳統的自由心證主義，此是 信賴判斷者（陪審員）合理性之原則，並非抽象、形式而屬具體、實質（青柳文雄，1989）。 耿雲卿（1983）則認為，採行「自由心證主義」雖易得事實，但若法官之智能與見解不 同、證據取捨角度及寬嚴不一甚或法官不得其人而恣意專橫，則必發生偏差。
以下將續討論「心證之意義」與「自由之意義」二者。
（一）心證之意義
若要談「自由心證主義」，就須先了解「心證」是什麼。法律學者間對心證的理解與 定義並不完全相同。如陳樸生（1993）認為，「心證」係指合理的心證、科學的心證，即 法官應本其健全之理性而為合理之判斷，並非任意擅斷亦非純粹的自由裁量。周靜（1989）
則認為，「心證」可能是法官在刑事訴訟審理過程中依證據調查結果或雙方當事人「全辯 論意旨」（指雙方當事人對全案提出之主張及辯論的內容及要旨）本於自身法感直覺而 來，亦可能是由法官整合相關間接證據依推理形成，可說是法官對案件事實形成的整體 印象。因此，最高法院 51 年台上字第 101 號判決要旨特別指出，「法院為判決時，應斟 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判斷事實真偽，不得遮拾筆錄前後不符之片段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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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認定事實之依據」（高點法學研究中心 B，2010）。
綜合上述各國法律學者見解，「心證」可指法官判斷證據後，產生該等證據欲證明的 事實（待證事實）信或不信的結果，亦是法官主觀上就客觀證據經過內心反覆思考與推 論所得之結果（葉志飛，2003）。
（二）自由之意義
「自由心證主義」另一需了解的重點是「自由」。前引日本學者佐伯千仞（1981）認 為，日本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八條規定：「證據之證明力委由法官自由之判斷」，此處所 稱「自由」係於法官判斷證據之證明力時，徹底秉持良心並按照理性而為合理的判斷，
且須能為他人理解。
另有日本學者高田卓爾（1990）認為，為真切地適合實體真實發現，不應允許法官 恣意、純粹意味的自由裁量而應合理地、客觀地判斷，尤應遵守論理及經驗法則。
從上述日本學者對於刑事訴訟委由法官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觀之，所謂「自由」的 解釋似仍屬空泛形容詞如「良心」、「理性」及「合理」的判斷，未能具體指出法官就證 據證明力的判斷究該如何符合良心、理性及合理的「自由」。若另以「論理法則」及「經 驗法則」作為法官自由判斷證據證明力的依據或限制，似亦落入使用另一種虛幻形容詞 定義「自由」這個高度主觀的意念，因而也難以規範法官的自由心證（吳景欽，2011：
43－45）。
簡單的說，我國法律委由法官本其「良心」、「理性」及「合理」的判斷證據證明力 作為解釋法官的「自由心證」，但因這些形容詞太過空泛不夠具體而易遭人詬病，因而法 律條文又進一步解釋法官的「自由心證」不得逾越「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用了這 兩個同樣虛幻不夠具體的形容詞解釋法官的「自由心證」，接下來將進一步說明「經驗法 則」和「論理法則」。
二、「經驗法則」和「論理法則」
從民國 92 年 2 月 6 日修正公布之刑訴法第 155 條第一項但書規定觀之，我國立法例 確立自由心證主義並非容許法官恣意地裁量，是指法官需在「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
限制下自由形成心證，茲就其概念內涵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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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所謂「論理法則」是指理則（邏輯）法則之當然，均為客
我國法院實務見解認為，所謂「論理法則」是指理則（邏輯）法則之當然，均為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