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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外的制度化:教師想像的學校

第三章 打造一所青少年中學

一、 體制外的制度化:教師想像的學校

        教師「制度化」學校教育的過程,是從「卓蘭會議」這場關鍵性的會議開始,

一九九五年七月,全人中學的創辦人國棟、立群、老鬍子等三人,在短時間內陸 續尋覓可能的主科教師,於苗栗卓蘭籌建校地和硬體設備,一九九五年八月新任 教師雅嵐、俊雄、前森小教師惠琳隨即加入辦學團隊,於苗栗卓蘭鎮上租屋,召 開長達一個多月的「卓蘭會議」。 

卓蘭會議是一場關鍵性的會議。當時決定校務、安排課程內容、規劃學習制 度,都於卓蘭會議討論並作出決議。根據雅嵐的回憶,開會前還做了討論的前置 工作:「全人的老師必須要讀兩本書,一本是黃武雄的《童年與解放》,一本是《超 越教化的心靈》(戴定國 1997:106)。」他們先建立共同的閱讀基礎,再討論書 中的論述,並諮詢黃武雄對人本教育的哲學、辦學想法。

不過,兩者關注問題的方式,實則同中有別,國棟就談到他們關注問題的方 式,如何有別於黃武雄:

本來有人做了一個很粗糙的房子,可是沒有屋頂沒有廚房,黃武雄就是 把那個房子弄起來,但是缺了一角,這都需要後人去補,有一些需要實 踐之後這邊試那邊試,然後發現這邊擺個瓦斯爐比較好,那黃武雄沒辦 法說這邊擺瓦斯爐,因為房子不一定他用,黃武雄講的是大方向,觀點,

那真實需要實踐去驗證。73

教師在乎的是「怎麼做」,怎麼使用「論述」而非論述的結構完整度,他們 藉由不斷將「論述」轉換成「實作」,來解答怎麼做的問題,並基於自身對論述 的詮釋,推導出行動法則。而論述未涉及的事物,則參考自身的教育經驗,由「共 識決」來填補論述未闡明的空白。74 

當時,卓蘭會議一方面以《童年與解放》一書為藍本,為整合各個教育手段 的基礎,另一方面森小經驗、夏山學校也是他們討論時常參考的實踐典範(鬍子、

惠琳為前森小教師,國棟、立群為人本基金會成員,皆熟知森小),而部分成員 的個人教育經驗、反體制的共識,亦一併被納入考量。

       

73 2010/06/14 國棟訪談。

74  辦學者將「專家知識」轉譯為「實作知識」的概念,可參照楊弘任 (2007-55、57-59),他提出 兩種知識相互轉譯的幾項特點:一、專家的知識形式以「論述」為主,村落傳統組織的知識形式 卻是以「實作」為主的默會知識,前者是論述優先的文化習性,後者是實作優先的文化習性。二、

以身體實作修正意識認知,才帶來認知解放或共識動員的條件,讓兩種文化條件平起平坐,相互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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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雅嵐記憶中的卓蘭會議,我們得以進一步澄清他們如何討論「怎麼做」的 方式,在她的記憶裡,討論一直都很不結構化:「我們比較習慣的方式是說,大 家在聊天裡,去激發出一些主題;然後再就這些主題,去做澄清、辯論,然後找 到一個定案。」75

        然而,雅嵐認為不結構化的討論,在卓蘭會議的紀錄中,卻呈現出必然的結 構。例如他們先釐清何謂全人,才討論全人教育。而提及課程,他們首先關注人 如何學習,才進入不同課程的內容、評量。討論過程中顯然有一種主導思維,他 們在設定共同的教育目的後,再依據他們所設定的目的,進行一種目的導向的思 考。

一種「目的―手段」的主導思維,支配了整個卓蘭會議的討論過程,而一旦 教師們選擇這種思維模式,就意味著他們設定的教育目的,和他們後續選擇的教 育手段間,有著無可分割的關聯,校內所有的教育手段,都是一個指向目的,達 成目的的過程。

(一) 教師潛在的學生概念:反異化的自由主體

對教師來說,他們思考如何辦學的依據,一直來自共識中潛在的學生概念,

當時老鬍子、國棟、立群和聘任教師的背景,大多來自森林小學,或曾參與人本 基金會,從他們將《童年與解放》一書選為主要參考閱讀,可看出人本思想對他 們的深刻影響。 

老鬍子定義「全人」這個概念時,曾參考黃武雄的說法,他指出「全人就是 全方位發展的完整人」,全人教育就是「透過不同學科,完整的、整體的看待內 外在世界。」76而全人教育是通識的,不同於拼裝出來的分科教育,而是將學生 當成一個整體來對待。 

這樣的立場,其實和黃武雄不謀而合,黃武雄肯定人有全方位發展的潛能,

教育就是要協助人們擺脫文明加諸的各種桎梏,回歸孩童沒有偏見並具創造力的 特質。無論是老鬍子或黃武雄,都嚴厲的指控體制教育剝奪了上述寶貴發展的可 能性,將人異化為畸形的產物。77

「全人」的概念,起因於上述將人視為客體的批判,以這樣的批判為前提,

一種自由的、主體的、主動的人,成為全人的內在特徵。因而全人教育是一種順 應自然的教育,唯有「解放」,人才不致於被異化,才能回歸人的本質。78

上述自然人的概念下,教師們假定學生的成長僅僅是一種潛能的實現,而這 種潛能存在於學生內在、先驗的稟賦之中,無法先被預設。而教育者在本質上不        

75 2002/01/25 雅嵐訪談,訪談者成虹飛助理。 

76 1995/08(詳細日期不詳)《第一次招生文宣》

77 黃武雄自身對此世界觀和政治實踐層面的看法,可參考《童年與解放衍本》一書的長文〈為 台灣反對運動反省系列―金粉紅粧的形象〉。

78  這樣的立場,和第一章談到「政治主體先於教育主體」的立場相近,亦即,人首先必須成為 政治上的自由主體,才能夠成為教育上的自由主體,因而反支配就成為辦學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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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增加潛能的功能,也不能增加任何新的東西。唯有學生一旦自我發現後,正 是他自己,也唯有他自己,才能夠決定自己發展的方向和成長的方式。卓蘭會議 更記載著:「人有偏向,人發現自己後,學習是跳躍式的,以藝術來辨認自己的 學習特質。」79意味著人的學習起點,首先必須自我發現潛能,才能產生跳躍式 的進步。

當時老鬍子、國棟雖同意這個起點,卻擔憂「若一徑加強這個天生的偏向,

是否會導致知識的偏食?」80不過國棟立即援用《童年與解放》一書,指出「人 的學習是由深到廣的過程,若學生非常投入,就不必擔心偏食。」81從上述對話 來看,教師對學生如何學習的想像,不僅脫離了按照「年齡」循序漸進的路徑,

更邁向一個知覺先於理性、具體先於抽象、特殊先於普遍(黃武雄 2004:47)的 學習進程。

事實上,教師(實踐者)始終是仰賴論述所舉出的實例,來理解論述本身推 導出的實踐原則,而他們指出的知覺先於理性、具體先於抽象、特殊先於普遍,

在黃武雄 (2004:87)的書中也很好理解:「講地理,從小孩生長的街道村里。講 歷史,經常以今證古,以古說今。講數學,由問題分析而推理演繹,由具體而抽 象。教語文,以具體情境去揣摩語音的意涵。」簡單來說,就是由學生身邊的經 驗出發,才引導致較抽象的概念與分類知識。

然而,教師亟欲矯正體制教育將人視為客體的想法,使他們始終將思考聚焦 在主動的人,不將人視為被動的客體,比方說老鬍子從不認為學生會不學,他認 為「人天生就會學習,是體制教育搞壞了人的學習胃口。」82這樣一種主動人的 偏執立場,似乎認為只要拋棄了體制教育的異化手段,孩子就會回歸本質,當他 們想學,他們就會學。

俊雄總結上述原則,提出一種正當的師生關係:

我們列了二十幾個字,把一些觀念想法串起來「引導學習者透過自身的 體驗探索與成長,思想獲得解放,內在的最大發展。」83

他認為正當的教師角色,應當從灌輸者轉向引導者,擔任學習者的顧問,從 旁觀者的角度協助學習者自我觀察,他們發自內心深信學習者具有潛能,這個相 信深化成教師自我節制權力的社會條件,讓學生從被動的受教者,轉為主動的參 與者,使師生關係不再是從屬關係,而是平等關係。

       

79 1995/08/21《卓蘭會議紀錄》。

80 1995/08/21《卓蘭會議紀錄》。

81 2012/01/11 國棟田野筆記,行動者理解出「學習應由深至廣」的前提,可參照黃武雄 (2004:

262-269)書中〈經驗的斷層〉篇章之「人本主義的認識論觀點」,書中指出「人的認知能力,是 由具體到抽象、由近及遠、由特殊而普遍,然後連貫交錯…因此人透過知識拓廣經驗時,需留意 深耕從直接體驗的核心通往外緣經驗的路徑。」 

82 1999/12/22 老鬍子訪談,訪談者成虹飛,p98。

83 2008/12/04 俊雄訪談,不過受訪者亦在實踐中修正了當時的想法:「這理念本身我後來在反 省自己,他的問題就出在第一個引導,人如何能夠被引導,第一個問題就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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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全人教育的實踐之所以可能,並不在於學生確實是一個主體,而是教 育者們相信學生是一個主體。「潛能說」是全人教育得以可能的前提,賦權的師 生關係是全人教育得以可能的社會條件,一方面教師們相信學生內在存有潛能,

因而自我節制權力,讓學生自我組織學習。另一方面教師們假定學生會主動學 習,倘若學生不學習、無法發揮潛能,責任永遠在於教師。於是每位全人教師總 是不斷掙扎於介入與不介入的兩難,時不時捕捉著學生內在若有似無的潛能,卻 又擔憂自己的介入將成為一種限制,干擾學生的自然發展。84

日後,全人教師逐漸發展出一種微妙的教學技藝,教師必須謹守「用不介入 的態度介入」85,引導學生自我發現而「間接」完成教育。

(二) 以學習者為主體的課程

教師們在釐清「全人教育」的起點、終點、乃至過程的路徑後,他們號稱的 這套自然前提,實則以自然之名,為他們可選擇的手段設下相對嚴苛的門檻。在

教師們在釐清「全人教育」的起點、終點、乃至過程的路徑後,他們號稱的 這套自然前提,實則以自然之名,為他們可選擇的手段設下相對嚴苛的門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