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改革之路：解決學校的困境

二〇〇一年，學校改革的初始任務，就是要確立學校社會化的運作基礎。當        

207 2007/12/13 跳跳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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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針對生活制度，教師、學生提出三種文化統合的手段：一、建制「生活小組」

擔任同儕社會與自治會的橋樑。二、組織九人小組為課程，擔任自治會與校務會 議的討論平台。三、以輔導來「駁感情」以教育學生「講道理」。另外，他們採 用文化分化的手段，強化判決執行，以維繫校規。²⁰⁸

針對課程制度，他們採納兩種文化統合的手段：一、尋求師生文化的交集，

建制舞台的評量方式，來鼓勵學生修習藝術、登山、肢體、PA 等「好玩」的選 修課。二、尋求升學文化跟主文化的平衡，開設升學班，輔導選擇升學的畢業生，

解決家長的焦慮。另一部分，採取文化分化的手段：訂定「二一退學制、最低學 分門檻、校內自習制」，以重建知識學習。

改革初期的焦點，在於教師、學生兩種不同的改革身份，如何爭論、協商主、

次文化的內涵，乃至於以組織工具，來抑制文化的消極功能，強化文化的積極功 能。每個時期，學校改革從組織自身的展演，為學校文化提供暫時的解答。

（一） 自治的改革：以「私」為「公」的兩種社會化軌跡

圖6-1：自治制度改革圖²⁰⁹

1. 告的公開：判決、輔導的雙軌功能

為了有效的運作自治，輔導組、教學組各行其事，擬定生活制度的改革方案。

使學生自治得以運作的第一個條件，就是鼓勵校內人際關係好的年長學生擔任九 人小組，成為同儕社會的仲裁者。表面上，中生代的跳跳、坦克、阿妹、宣宣等 人自發性擔任九人小組的行為，實則是教師觀察同儕社會，鼓勵具有仲裁能力的 學生領袖，主動擔任公領域的角色，仲裁校園衝突的結果。   

除了鼓勵學生領袖擔任九人小組，讓人際權力能夠為公權力所用，教師將九 人小組分工為法官團、主席團，提供制度上的協助。校內輔導組、教學組、九人 小組三位教師共同輔佐法官團，協助學生法官判案，針對每一張同儕社會的告        

208 參考、改寫並摘錄自《2001 年校務會議記錄》。

209 文字部分可參考《自治會組織章程》，於 2004 年修訂，之後略有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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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裁決是非正義、解決私人糾紛。 

自發性擔任九人小組的中生代，是自治系統（公領域）與同儕社會（私領域）

的第一道橋樑。擔任九人小組的教師思勤，如此描繪這批中生代的模樣，以及此 時期教師、學生的合作關係： 

我自己還蠻懷念當時第一屆的九人小組：跳跳詼諧風趣，天縱英明的主 席風格（相對於今日的注重程序及議事規則）；或坦克老大哥在大家面 前將瑣碎的告單一揉（吃案）的神情；對我來說，那是象徵討厭形式化，

但卻反而真實扮演衝突調人的老大哥角色；身為一個相對資淺的教師，

我並不覺得可以教予他們什麼；現在回想，那是一個渾然天成的時代，

走入制度的一個轉變。²¹⁰

        根據上述引文，可約略重建學生如何判決的情境，受害者提告後，坦克等法 官團接到告單，他們可能「吃案」，也可能認真「審案」。若是告單被吃案，此次 私人紛爭就毫無下文，受害者也不會被平反。若是他們認真審案，碰見比較大的 偷竊案件，他們也拿著球棒去問案，扮演以叢林法則（年長者）來調停叢林法則

（大欺小、小欺小）的老大哥。由教師論述出來的「公共意識」，技巧性的將叢 林法則轉換為調解糾紛的能力。當時，身為克里昂幫老大、九人小組的學生教父，

仔細敘述了他調解糾紛的手法：

有一次學校小朋友偷電腦，我去找俊雄剛好聊到這件事，他叫我去處 理，我想一想大概是誰幹的，把他們兩個叫過來說「現在有一個重要的 任務，你們也知道有一個人電腦被偷，學校鬧得雞飛狗跳，我相信你們 可以把這個東西找出來」他們聽到眼睛都亮了，就把電腦拿給我，我就 把事情講明，說「我早就知道是你們拿的，學校鼓勵人做錯事被抓到勇 敢承認，我相信你們有這能力。」他們越聽覺得越對，就把這件事講給 大家聽，之後就被罵臭頭，事情就這麼解決。…你就是要知道他們在想 什麼，把他們推到一個合理的角色，他們自然而然會去作。²¹¹

這個事件中，教父善用人際權力，體察年幼學生希望出風頭的心態，賦予他 們「責任重大的任務」，以此解決偷竊的問題，來捍衛學校中的道德。除了以這 種手法調解私人糾紛之外，被吃案的學生還有另一個私人管道，向輔導組教師哭 訴。此時、輔導組教師毅青會採取幾種策略：一、傾聽受害者的情緒，協助受害 者理解欺負事件的原因。二、私底下與欺負者協商，要求欺負者暫停欺負。三、

作為受害者暫時的避風港，以教師的力量協助受害者。²¹²

輔導、判決的雙軌制度，重建私領域的秩序。私領域無法調解的告單，就進 入公領域的學生法庭，由九人小組負責裁判。教師介入判決的方式，可分為兩種：

一、公開裁判程序，建制九人小組課程，規定判決時被告人、告訴人必須在場，

210 引自 2007/09/02《另類教育營文章：全人的生活教育、自治會及九人小組》，周鄭州撰寫。

211 2007/09/19 教父訪談。 

212  例如當時一位年幼學生小雷，因為分配到掃地工作，不掃地而不斷被學長丟大水池，輔導組 教師心怡就拜託學長，小雷已經重感冒了，不要再丟他到大水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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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的諮商老師需列席。二、教學組、輔導組教師參與法官團，與學生共同討 論判決，扮演校務會議的媒介，傳達教師團對違規行為的道德判斷。

從九人小組教師思勤，以及輔導組教師阿建的角色，可以觀察這種特殊的教 學技藝。每一次九人小組討論判決，思勤就扮演以理服人的教師角色，以「提問」

來牽引學生判決的方向，與學生折衝、協商。阿建則在判決後，以私人情感的抒 發，對頻頻違規者進行「個案輔導」。一種以公的論述，釐清學校對於可欲、不 可欲行為的道德界線，以及透過「私」的閒聊，內化可欲、不可欲行為的過程，

不斷在師生之間進行。

對於學生法官來說，教師是他們合作的伙伴，除了攸關校規的判決之外，絕 大部分私人糾紛的判決，由他們來主導。這些判決本身沒有什麼準則，充滿一種

「草莽性格」。例如當時年幼學生小雷，朝著女生宿舍窗戶丟石頭，被女生寢室 告上法庭。九人小組成員跳跳收到告單後，作出「追女生不能這樣追」的判決。

表面上，這似乎是一個荒謬的玩笑，但九人小組教師思勤卻評論：「我覺得跳跳 有看到那件事情背後的原因，不是他（指小雷）想欺負人家，而是他喜歡女生，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沒看出來，起碼我也沒看出來，但他卻可以看到背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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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樁判決的產生，都必須在九人小組課程討論。透過這種討論，學生法官 被迫將同儕社會的八卦能力，一種連結自我與他人，獲得他人訊息（尤其是同儕 社會中誰愛誰、誰恨誰的人際資訊）的能力，從自我的私利轉移到裁判的公利。

他們將「八卦能力」轉換為還原事件、行為跟理由的「裁判能力」。甚至、教師 也學會了這種教學技藝―善用同儕社會無處不在的「八卦」。

不過，一些攸關校規的告單，就涉及校方怎麼看待校規。此刻、輔導組、教 學組教師會比較積極的介入學生判案的過程。例如，針對三大天條中的合宿、暴 力事件，多半仍轉介校務會議、輔導組進行個案輔導。而針對生活常規，多半採 適用任何違規行為的「勞動」加以懲罰。此刻，輔導組、教學組教師多半立場一 致，拋出引導性問題，與學生溝通教師容忍違規行為的程度。

學生法官判決後，必須於九人小組、自治會當眾宣讀。「宣讀判決」不僅儀 式性的褒揚校內的是非善惡，更提醒法官必須慎思明辨，從各個利益團體的立場 思考判決。否則一旦判決被質疑，法官的公權力、人際權力就會同時被挑戰。九 人小組教師思勤，就明白表示這個儀式背後的教育意圖：「其中任何一個環節，

法官都會遇到不同問題的意見和批評，他必須考慮不同立場不同價值觀的人的反 應，爭取更多人的贊同。法官團，面對重大的案件，有點被迫要走向公平正義，

因為任何的傾斜，必然會面對不同角度的責難。」²¹⁴

每一次宣讀告單，都再次強調了學校成員對行為的是非判斷，並且宣讀判決 的結果，多半是教師、學生對於違規者應付出何種代價的共識。每一次將個人糾 紛公開、違規者公開的宣告，透過校內二十四小時緊密相處的人群，操演出強迫        

213 2010/10/21 思勤訪談。

214 2012/02/26~02/27〈理念學校論述與實踐研討會講義：開放教育培養現代公民〉，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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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公共意識。大多數時候，學生並不畏懼懲罰，有些學生也不害怕被告，但這 種公開的儀式，確實以群體的目光，對違規者提出警告。然而，教師並沒有因此 而鬆懈，他們記取不執行判決，可能造成的道德崩解，法官團教師扮演黑臉，負 責執行判決。教師必須拿捏執行的鬆、緊程度，要讓學生感受到懲罰，卻又不能 太過強硬，引起反彈。 

2. 規則討論：論理與訴情的雙軌並行

學生並不總對校規服氣，他們也不是只有被告的份，而可能修改、創建規則。

大約在二〇〇二年左右，教學組思勤、俊雄推動「菁英制」的「九人小組課程」，

希望讓九人小組成為校務會議跟學生群體的橋樑。輔導組毅青、心怡則推動「大 眾制」的生活小組，隸屬於九人小組之下，希望建立眾人可發表意見的平台。

希望讓九人小組成為校務會議跟學生群體的橋樑。輔導組毅青、心怡則推動「大 眾制」的生活小組，隸屬於九人小組之下，希望建立眾人可發表意見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