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台灣、澳門政府的角色與政策

壹、國家的福利角色

學者蔡吉源（1997）在社會福利與經濟發展關係的研究中指出，社會福利支 出雖然可以改善人們的生活水準，但實際上也造成國家財源籌措的困境。政府社 會福利供給的角色在改變與轉型當中，芬蘭、台灣與澳門政府的福利都存有不同 的樣貌。

身為福利國家的芬蘭政府目前正加速照顧服務民營化，由中央政府角色轉化 為在地資源整合者、服務購買者、售賣者和管理者，其採購對象包括營利和非營 利機構，但社會福利服務的推動仍然是由上而下（Top-down）的歷程，由政府帶 頭推動。政府並以抵稅和發放服務券等方式鼓勵民眾自行採購服務，使服務提供 者轉向民間、公私混合的方向，呈現公部門漸減、私部門漸增的趨勢(顧燕翎，

2011)。而台灣歷經民主轉型與深化導致福利體系擴張，使社會支出迅速增加。

當中老人相關的福利津貼占整體社會福利支出非常高的比率，主要原因來自早期

75

所建立的相關保險制度，隨著台灣進入高齡社會及年金政策的成熟以致老年相關 支出的持續增長。90 年代台灣受福利多元主義理念的影響，福利提供上往福利 私有化、去中心化等趨勢發展（鍾宛真、呂建德，2015），社會福利服務從草根 做起，透過民間機構由下以上（Bottom-up）的歷程發起和推動服務。在這方面，

澳門早期在社會福利的推動與台灣相似，服務由民間的草根團體所發起，自澳門 1999 年回歸及旅遊博彩業的帶動，政府為了縮小社會福利與經濟的發展落差，

政府加大了對民生保障的投入，傾向於建立覆蓋全體居民的、全面的社會福利制 度。與北歐國家政府由上而下推動社福的理念類似，建立雙層式的社會保障制度，

實施多項福利金、津貼和援助金等社會福利保障、此外，澳門的社會福利照顧多 由政府資助民間機構興辦的方式運作。

貳、高齡照顧的政策

芬蘭比其他北歐國家更早關注高齡者的復健與健康議題，而高齡者健康促進 措施與機構照顧相比，成本低且功效大，政府面對照顧支出不斷增加，而老年人 口健康情況卻快速衰退的狀況下，政策朝降低成本、去中央化、去機構化、擴張 照顧住宅、整合居家照顧與居家護理、整合非正式照顧等方面發展，並將高齡照 顧主軸放在預防照顧上，積極推動各項健康促進措施。此外，芬蘭政府一方面採 用逐年調高年金的方式增加延後退休的誘因，另一方面，以仍然健康具活力的高 齡者作為非正式的照顧者互相照顧，提高勞動參與率(顧燕翎，2011)。

因為芬蘭以諾基亞和科技而聞名的，也許開創一家技術公司，了解什麼是能夠留在 家裡的關鍵技術，因為讓人們進入機構將更昂貴（F1）。

芬蘭在高齡化社會及少子化等現況下，遠距居家照護的科技可能是解決勞動 力不足及維持高齡者照護生活品質的方法，由科技達成居家安老及預防照顧，並 減低了政府對高齡者使用機構式照顧所需之補助的支出。

76

台灣高齡照顧政策推行以「社區優先」及「普及服務」的理念作為服務提供 策略，《老人福利法》為台灣政府高齡者福利的重點政策，預計未來實施「長期 照顧十年計畫」，整合長照機構品質及人員，並且以社會保險的方式為長照服務 提供穩固的財源。

台灣長照有自己的自我發展性，那自我發展性它發展太複雜的東西我都覺得回歸我 們非營行組織，那當然我們不是政府案，所以我不用被那些複雜的規範（T2）。

未來實施的《長照服務法》法規範複雜引來各界爭議，相關的制度設計存有 許多缺口需進行改善，在人力、服務、空間與法規都未完備的情況下，長照機構 高度營利化，民間團體無從作為，反而讓長照服務功能失效。

澳門現時安老政策的基本方針為「家庭照顧 、原居安老」，以實現“老有 所依、老有所養”的概念， 並建立雙層式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善原來的社會保 障制度，實現「全民供款、全民受保」，令到居民享有最基本養老生活保障。

目前知道我們服務的人，和利用我們服務的人並不多，未必太普及。很多人未必知 道我們的服務，我們會不斷去宣傳（M）。

在澳門多數民眾心中的高齡者照顧服務，除了醫療護理外，只認識到安老院 舍的服務，政府所提出照顧政策的共同目標，卻未讓理念普及民眾（陳慧丹、陳 建新，2011)

高齡照顧政策的需求漸漸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芬蘭、台灣與澳門政府的福 利政策雖各有不同的樣貌，而三者的政策發展都是傾向「在地老化」，故理想的

「居家照護」是目前世界各國未來努力的目標，讓高齡者可以住在其所熟悉的家 中或社區裡，使其擁有自主權與隱私權，過一個有尊嚴的老年生活。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