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文化的生涯觀與生涯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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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呼喚力量)。大陸學者Zhang、Dik、Wei及Zhang (2015)利用開放式問句，詢 問大陸大學生對於生涯上的使命感對其意涵為何，發現四個使命感構面：(1)引 導驅力(guding force；例：我受到某種力量的感召而選擇未來要從事的職業、我 感覺自己註定要去追求未來所要從事的職業)、(2)意義與目的感(meaning and purpose；例：我要找到一份能讓我感到自己存在價值的工作、我的職業是體現 我人生價值的一種方式)、(3)利他奉獻(altruisism；例：我想從事的工作要對社會 有 所 貢 獻 、 我 要 從 事 一 項 有 益 於 他 人 的 職 業 ) ， 及 (4) 積 極 實 現 傾 向 (active tendency；例：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仍會堅持我的工作或職業)。另外Zhang、

Herrmann、Hirschi、Wei及Zhang(2015)發現希望感(hope)能仲介生涯使命感對生 活滿意度、生命意義及生涯決定三者的影響。依據Snyder (2002)對希望感的核心 要素為個體能夠認知其有能力透過計畫與策略達成個人目標，而生涯使命感正好 為個人擁有強烈地堅信要成為某一生涯職業。

上述過往實徵研究對使命感的認識，以西方的生涯召喚理論為基礎，使命感 的構面以意義感、利他/利社會為主，強調受個人外的力量驅使從事某項職業，

此一穩定的力量會使個體朝利他與利社會奉獻而獲得意義感。興趣熱情及積極實 現傾向，則與世俗觀點的召喚定義相似，召喚是個人的熱情，會促發個體對某一 領域的能力並產生持久力。研究試圖以華人文化中的天命觀及角色義務之生涯觀 點，探討生涯使命感是否有文化上特有的面向。

第二節 華人文化的生涯觀與生涯使命感 一、東方/儒家文化天命觀與角色義務的生涯觀

華人文化受儒家文化的薰陶，雖然受到西方價值觀漸續的影響，部分傳統 價值受到現今社會的挑戰，然而儒家文化所蘊含的思想及價值，依然影響人們 在生活世界中的行動。黃光國(2002，2009)以社會心理學的角度切入，分析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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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傳統的思想結構，是由五個相關的部分所組成的：儒家的天命觀、心之模型、

庶人倫理、修身之道及士之倫理。天命觀屬「天道」，而庶人倫理與士之倫理屬

「仁道」，在家庭及生活社區行仁道，以及身為讀書人應有濟世以道使命。儒家 主張之「仁道」是和「天道」相對應的，每一個人都應當「修身」來實踐庶人 倫理。

(一)、天命觀

傳統經典闡明儒道與天命觀的關聯，以孔孟儒家思想為主，《論語‧為政篇》

有文：「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 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對立志為學的過程闡述五十歲能了 然天地萬物運行的天命和天道，進一步地解釋即「天人合一」，參透天地化育。

《孟子‧盡心上》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

養其性， 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認為能夠 極盡自己靈明的本心，就是能夠知道自己自然的本性，而進一步就知道天理。

保守住自己善良的本心，培養自己自然的本性，就是祀奉本原的天。至於生命 的長短，心裡一點都不加疑慮；只管修養身心等待命數，這就是全立天命。因 此人的本性是由天所決定，只有竭力實踐自己時，才知道自己的天性、了解被 賦予的使命是什麼，符合華人對於「盡人事，聽天命」、「謀事在人，成事在 天」的觀念。天命非君王專屬而已，上天賦予每個人均有其任務，這也是天命，

世俗稱作使命感，指士君子對天下國家以人民所應擔當的責任。

古代對讀書人有一崇高的理想期待，儒家將四民(士、農、工、商)區分為 兩類─勞心與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士歸於勞心者，在傳統社會 中是備受尊崇的角色，父母皆期待小孩能成為有志的讀書者。而治人者須「有 志於學」，從品德、品行至六藝，不僅是精讀經典窮極學問，更是品德上需要有 所歷練。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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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篇》。曾參說：「士君子不可以不寬強剛毅，

心胸寬弘毅力堅忍，方能擔當重責大任，行仁道於天下而源遠流長。曾子將孔 子的理想化為行動，顯示君子行仁以安百姓的使命感。《論語‧憲問篇》子路問

「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子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問孔子「君子之道」。孔子對君子之道的解釋「要拿誠敬心來修養自己」， 誠敬心是一種克己的功夫─自敬而敬人，自重而重人，以畢生志業來行仁。而 修身更進一步要誠心愛人，安養周遭之人，至安頓百姓世界大同之胸懷。修己 行仁於天下而安百姓的精神，君子修己行仁以安天下百姓的思想，就是志士仁 人的使命感，而把它詮釋最完美的，莫過於宋代大儒張載。張載傳世名言曰: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這四句名 言，將天命觀的理想，作了最完美的發揮，是故天命觀源自於天，本乎天人感 應之道達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期待君子行仁於天下，以安百姓的偉大 使命感要求。

呼應生涯可視作個人成長的生命歷程中，經驗、發展、成長的過程，華人 的天命觀強調發展過程中，每個人都是擁有上天賦予的天命，透過讀書所習之 道，修己以安養周遭之人，在往後的人生中，努力使所有人能擁有和諧安詳的 社會。

(二)、角色義務

關係取向一詞充分解釋中國人社會行為的精髓(何友暉，1991)，華人與西 方文化不同的是，自我並非一獨立實體，是存在在不同人我關係之中，隨著社 會變遷建構出「關係中互依」與「個人獨立自主」兼容之彈性的自我觀點。Markus 與 Kitayama(1991，1994)分析了不同文化脈絡中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中的自我建 構， 區分 出「 獨立 我」 (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與「相依我」(Dep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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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construal)，獨立我強調自我實現，表達個人的需求、能力及權力；相依我 重視個人與他人的關連性及互依性，個人需要適應、歸屬、創造並完成其社會 義務。兩個自我建構是同時存在的，依照社會文化的教化與結構，會凸顯其中 一種自我關，使西方社會較強調獨立我，而東方社會較強調相依我。華人關係 取向的社會中，個人除了自主需求外，也非常重視聯繫感，除了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也關注人與上天之間的連結，對於連繫感的需求不亞於自主性。

「庶人倫理」反映出儒家「仁」、「義」、「禮」三個概念。個人在關係中都 應當從「親疏」和「尊卑」兩個認知向度來衡量彼此之間的角色關係：前者是 指彼此關係的親疏遠近，後者是指雙方地位的從屬尊卑。個人評估關係後所展 現出之互動行為，能「親其所當親」，是「仁」；能「尊其所當尊」，是「義」； 能依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所作出的差序性反應，則是「禮」。儒家闡述「修 身以道」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皆適用，修身的目標在於以仁道處理人間最重 要的「五倫」關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此五類關係是社會中最 重要的人際關係，也構成儒家弟子學習(知)和實踐(行)的主要內容，儒者「修身」

的主要內容在於要求自己在各種倫理關係中，盡到自己的角色義務 (黃光國，

2011)。

呼應生涯是生活各種事態的連續演進方向，統合人一生中的各種職業和生活 角色，因此藉由在不同關係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盡到個人義務，展現是華人文 化強調相依我、重視與他人關係的和諧，及維護社會秩序的平衡，符合華人傳統 文化中最理想的境界，是追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我的和諧均衡為目標 (黃光國，2009)。

綜上所述，華人天命觀與角色義務對生涯的影響，國內學者王秀槐(2015) 以台灣與大陸地區華人社會的 570 位大學生為施測樣本，討論天命觀對科系投 入及科系承諾的影響，發現角色義務感及天命觀可預測對科系之投入及承諾，

意即當一個大學生認同應盡到子女或學生之角色義務時，應該較傾向對目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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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讀的科系有較大的投入意願；以及不論當初是否是基於自我興趣所做之選 擇，即使心有猶豫徬徨也抱著只要自己努力，有一天上天總會讓自己走出一條 路的盼望，經過了個人這樣的投入與努力，最後也可能會發展出對科系/專業的 承諾。

二、生涯召喚與生涯使命感

華人社會較無神(God)的感召此一概念，較相近為「使命感」一詞。在中國 文化中，「使命」同樣是一個神聖而高尚的詞彙。「使」在中文中是命令的意 思，使命本身有命令和差遣之義，《左傳‧昭公十六年》有言：「會朝之不敬，

使命之不聽」，就是指這個意思。因此，使命強調命令，西方的召喚(calling) 強調感召，其中包含了一種不得不遵從的召喚。可見，兩者在早期起源上非常 相近，區別在於召喚源於上帝，中國的使命則源於「天」或與天密切聯繫的「君」。

《論語‧子路篇》有文：「行己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士 為官吏，本句即是講官吏要能完成君主命其做的事情。這也與召喚一詞相似，

使命被賦予官吏，奉君主之命是榮耀的象徵，而呼召/召喚則被賦予神職人員。

此外，使命雖然與君主有關，其實也與「天」有關，君主為天子，因此，使命 源於「君」，更是源於「天」。自古以來，除少數民族擁有自己的宗教外，大 多數漢族人心中的神不是上帝，而是天。這源於中國儒道兩家的文化傳統，天 有意識、有覺知、有主宰、有感應，當人在最無助無奈時，常祈禱於天，逢有 重大祭典，君王亦得祭天，天道為有意識的主宰，天道人道是互有感應的。儒 道文化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天命觀」，這一過程與西方的召喚有異曲同工之

此外，使命雖然與君主有關，其實也與「天」有關，君主為天子，因此，使命 源於「君」，更是源於「天」。自古以來，除少數民族擁有自己的宗教外，大 多數漢族人心中的神不是上帝，而是天。這源於中國儒道兩家的文化傳統，天 有意識、有覺知、有主宰、有感應，當人在最無助無奈時，常祈禱於天，逢有 重大祭典，君王亦得祭天，天道為有意識的主宰，天道人道是互有感應的。儒 道文化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天命觀」，這一過程與西方的召喚有異曲同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