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性的花香 - 與魅影共舞 ──論瑪麗亞‧格里珀《看不見的訪客》

如同所有的天堂是個鈴，

而存在，是一只耳朵，

而我與靜默，是一種奇怪的族類，

翻覆於此，獨寞孤零──

然後理性支架，崩裂，我掉落，掉落──

撞到一個世界，然後終於知解──¹⁹

~ 艾蜜莉‧狄金生（Emily Diclinson）

〈在腦中，我感到一葬禮〉

一、父法的禁臠：

複調小說除了隱含了作者與角色間平等的聲腔外，另外還藏匿著一種多音，這個多音即為社會多元的喧嘩，勾勒出小說的時空性。因此，要剖析《看不見的訪客》則必須回溯文本相關年代歷史，如同米蘭‧昆德拉（Milan Kundera）

所言：「小說一方面檢視著人類存在的歷史維度；另一方面，小說則闡明著某個歷史處境，描述著某個特定時間下的一個社會。²⁰」是故藉由回眸過往的歷史，

還原小說的時空性，才能窺伺小說的另一稜面。然而，無疑的，文本所要尋覓的罪惡淵藪，無非是「遺棄」這蠻橫的時代巨獸。這個時代巨獸反應著社會生存形式與意識型態，凸顯出社會那看似合理卻又為人垢病之面向。

尼爾‧肯特（Neil Kent）在《瑞典史》（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 ）一書提及：「非婚生子女也是瑞典在整個 19 世紀面臨的一個問題，尤其是在斯德哥爾摩和其他迅速發展的工業城市的貧民區。……到 19 世紀末，幾乎一半的新生兒都是私生子。²¹」《看不見的訪客》家族光陰時晷肇始於十九世紀末，阿格妮絲和

19艾蜜莉‧狄金生（Emily Diclinson）著，董恆秀、賴傑威譯，《艾蜜莉‧狄金生詩選》（The Poems of Emily Diclinson ）（台北市：城邦文化，2000 年），頁 263。

20米蘭‧昆德拉（Milan Kundera）著，尉遲秀譯，《小說的藝術》（ĽArt du Roman）（台北市：皇冠文化出版，2004 年），頁 48。

21尼爾‧肯特（Neil Kent）著，吳英譯，《瑞典史》（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 ）（北京市：中

塞西莉亞被遺棄於二十世紀初，接著馬丁、卡麗塔和泰蒂相繼跌入遺棄的淵谷中。時代所鑲嵌的災難，被世紀轉輪無情地延續，化做片片字花被書寫記錄於格里珀的文字中。文本浮現了十九、二十世紀社會殘酷的浮世面貌，作者用無奈之筆刻劃著。

在楊佳羚《台灣女生‧瑞典樂活》書中，時代災難是如此被刻劃著：「其實瑞典過去的農業社會，對於非婚生子是十分排斥的。所以，如果未婚女子懷孕，

通常要找不安全的方式偷偷墮胎，或是必須躲到大城市裡把小孩偷生下來。²²」語句透過一位旅居瑞典的遊人視角所描繪而出，深刻地反應瑞典當時閉鎖的年代。在那陰鬱的年代，女性成為父法下的禁臠與附屬品，女性若是不慎僭越禁忌，

且寓居於父法眷顧之外，那麼命運將殘酷地獻上女子未來運途，當作不潔之祭禮，女性必須駝著罪名並噤聲地落入時代的囹圄。然而，這樣的社會真實游移了界線，低空貼合著胡爾達的追憶，像預言般在文本間進行著：

一九 0 六年七月十二日。在丹麥的什麼地方……，阿格妮絲和赫德維格假裝去度假。她們回來的時候是九月初，用一個洗衣帶回了這個小傢伙。……當時就是這樣，完全沒有辦法。一旦誰懷孕了，人們就扳著他們的指頭計算生產的日子，吱吱喳喳交頭接耳。如果這可憐的女人沒有結婚，他們就會對她不理不睬，她會因此感到罪惡和羞恥。 (頁 183-184)

於是，父法禁臠下的犧牲品於焉誕生。男女間的歡愉和性愛，冠冕了男性，

卻為女性捎來了污名，女性在兩性失衡的天秤中，蹣跚、踉蹌地走過。然而，一個未受父法眷顧的新生命，雖徒有姣好如花的形體，但形體被父法所鑲嵌上的，

還是那悲愴惱人的運途。

國大百科全書，2010 年），頁 193。

22楊佳羚著，《台灣女生‧瑞典樂活》（台北市：女書文化，2007 年），頁 23。

遙憶上古母系社會，女性彷若大地之母般身份崇高，但隨著時代遞嬗，農耕男力之不可或缺性的崛起，人類的性別尊卑進入了不同紀元。男尊女卑的意識型態成了無可迴避之現象，女性囿於傳統觀念之禁錮，憤懣被社會意識型態銷聲和吞噬，於是抱殘守缺並伏首於父法權杖之下。《看不見的訪客》立足於這性別失衡的時代，不過，這也正是小說複調迷人之處，失衡的情境締造了多音的語境，

誠如劉康所敘：「深刻的社會危機、存在與命運的門檻、歷史的轉折點，則是複調小說中的對話關係與主體自覺意識得以產生和實現的根本條件。²³」格里珀利用社會意識那不可僭越的框架，製造文本角色針鋒對峙的語境，這語境飄出了迥異於父法風味的女性意識型態，在文本中張揚旗幟和父法負隅頑抗著。

二、女性意識：

遺棄，這道黑暗的閘門，有著萬斤沉重，遽然落下時將主體瞬間砸成齏粉。

回眸歷史漫漫洪流，女性在男性霸權所箝制的象徵體系中，湮沒並貶抑了形體。

不過，令人驚愕的，異議的聲音悄然地崛起，並在文學中投入了性別議題之思辨，

文學一言堂的意識起了化學變化。

從格林童話受到凌虐的女主角開始，凱薩琳‧奧蘭絲妲（Catherine Orenstein）

在《百變小紅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 Uncloaked）援引了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之說法：「這些嬌滴滴的女主角滿是瘀傷、被動、受傷、曲膝下跪、

受羞辱，並向年輕的姐妹們示範當個受苦受難、被遺棄、逆來順受的美女，有多大的光榮。²⁴」從批評中窺見時代觀念和兩性關係的遞嬗更迭，等待男性救贖的羸弱女性形象，這形象引起讀者共鳴的時代，無聲地遠去。在現象的背後乍現對父法的撻伐狂潮，而格里珀也躋身這聲勢浩大的陣營裡，和許多女性作家並肩齊行。

23劉康著，《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理論述評》（台北市：城邦文化，1995 年），頁 190。

24凱薩琳‧奧蘭絲妲（Catherine Orenstein）著，楊淑智譯，《百變小紅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 Uncloaked）（台北市：張老師文化，2003 年），頁 171。

巴赫汀曾談及小說共時性的藝術，他認為：「複調小說的世界是一個極其複雜的世界，……各種矛盾對立的思想集中置於同一個平面上描寫，而不做縱向順序的思考和排列。²⁵」格里珀將父法和女權二元矛盾對立的思想，隱然地藏匿在《看不見的訪客》文本中。首先，格里珀刻畫女性弱勢的處境，並發出不平之鳴：「人們當然喜歡尊重和維護人類的成就，怎麼可以只是尋找新事物，而對他們已經做了的不負責呢？」（頁 178）、「阿格妮絲的沉默是怯懦的，對孩子是不道德的。」 (頁 183)女性在文本中被踐履的卑微情節，彷若銳利箭弩在輕盈煦風乍起的瞬間發矢，穿越闃寂並正中鵠的。女性踅身於威權的父法系統中，並抵瑕蹈隙，以子之矛攻子之箭。格里珀藉由擴大女性被害者之創傷，反向加乘男性加害者之罪愆，父法強權成為千夫所指之對象，反向凸顯了熾熱的女性主義狂潮。巴赫汀認為：「複調小說和對話性賦予了深刻的歷史與社會內涵。²⁶」不難想像隱藏於文本字裡行間下的女性熊熾烈火，除了讓格里珀的女權意識昭然若揭外，也間接反應了格里珀所處的社會。

在同聲譴責父權專制獨裁之際，驀地中驚覺文本中高漲的女性意識，反應了瑞典高度女性化的社會。一九八一年是文本故事的第零時間，也是故事出版的年代。不過弔詭的是一九八一年代的瑞典，已是兩性平權的社會。尼爾‧肯特在《瑞典史》一書提及瑞典婦女權利的肇始：「在十九世紀較晚期，伴隨著婦女在家庭和工中的作用不斷增加，婦女在瑞典權利問題開始變得突出。……一八七四年國會最終通過法律，使工作的已婚婦女能夠管理她們的收入，但直到一八八四年，

年紀達到二十一歲的單身婦女才被賦予與男人相同的一般權利。……一九二一年婦女被賦予選舉權，一九二二年瑞典國會擁有了第一位的女性議員。²⁷」一九六 0 年代瑞典社會民主黨政府致力於男女兩性平權，以政府機關職位而言，國會席位中大約百分之三十是婦女代表，內閣部長有四分之一是女性。瑞典的兩性平權

25朱立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理論》（上海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2005 年），頁 263-264。

26劉康著，《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理論述評》（台北市：城邦文化，1995 年），頁 190。

27尼爾‧肯特（Neil Kent）著，吳英譯，《瑞典史》（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 ）（北京市：中國大百科全書，2010 年），頁 188、215。

腳步遙遙領先世界各國。²⁸ 瑞典社會對兩性平權的努力，讓世界各國望塵莫及。

而身為瑞典女性，格里柏當然也浸染薰陶於這樣高漲的文化思潮下，而這思潮現象也透過筆鋒反應在她的作品中。格里珀的傳記作家尼爾森曾在《熟悉的影子》（Shadows Familiar – A Book about Maria Gripe ）一書中指出：「格里珀的書有顯著的傾向，支持社會提高婦女地位。²⁹」猶如文本中的孤女諾拉，她不啻是女性意識之代表，透過回溯家族歷史，道破了社會對女性的禁錮，凸顯當時瑞典社會女權高漲的現象。

瑞典女性主義思潮之狂烈，在楊佳羚描繪瑞典女權運動的篇章中可窺見端倪：「她們認為有一個相同的事實把不同的女人串連起來──亦即社會整體的權力結構還是讓男人處在優於女人的位置，女人還是會因為她的性別而遭受壓迫。

30」瑞典社會在看似兩性平權的表象下，女性在職場上仍難以獲得高影響力的職位。而這樣的現象形成癥結，無形間也助長了瑞典女權運動的發展。因此，《看不見的訪客》文本，就在父法與女權多空交戰下，展延了它的時空軌跡，反應了社會的生活原型，成就了文本的時空性。

三、狂潮的盲點：

格里珀在書中撻伐男性所使出的遺棄暴力，男性彷彿是痛苦的製造機一般，

在女性身上刨裂著傷口。然而，身為女權伸揚之作家，在撻伐父法強權之際，格里珀筆鋒一轉，揭起另一瘡疤。在《看不見的訪客》文本中，女性泣厲的控訴，

在文檔中與魅影共舞 ──論瑪麗亞‧格里珀《看不見的訪客》 (頁 1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