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適應

本節分別從婚姻中及職場中說明語言適應。

壹、語言適應

在一般心理學上，將適應一詞分成兩個部分做解釋：一為個體使身心活動 與其環境維持和諧的狀態，稱為「生活適應」，另一是個體的感覺因刺激過久 而致 敏感度減低的現象，稱為「感覺適應」，而皮亞傑認為「適應」就是個體 的認知結構或基模因環境限制而主動改變的心理歷程（張春興，1994）。

在個體適應時包含了兩種彼此互補的心理歷程：一是個體將運用自身的認 知基模處理所面對的問題，皮亞傑稱之為：「同化」（assimilation）；另一種 是在既有基模不能直接消化新知識時，個體為了符合環境要求，主動修改其既 有基模而達到目的的一種心理歷程，稱之為：「調適」（accommodation）（引 自林清山譯，1995）。

簡單說，「同化」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以自己的不變應付改變了的環 境；而「調適」則是「以變應萬變」，個體改變自己應付改變的環境。而「適 應」便是在「同化」與「調適」這兩種心理歷程的波動中，求得平衡（equilibration）

的結果。

鍾榮富（2007）認為受母語習慣的影響，學習者會從本身母語的結構中移 借部份發音或語法，來用學習第二種語言，這就是「語言移借」現象。而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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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學者看來，「語言移借」，就是一種「語言同化」的方式（鄒嘉彥、游汝傑，

2007），目的就是為了要調適自己，以求得對不同文化的適應。

而以此觀點來看不同族群的男女雙方在婚後的情形，「同化」與「調適」

就經常性的反覆出現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當然也包含語言的適應過程。

且，語言是人與人之間交流的工具，而相處時，若是雙方慣用的語言並不 相同，便會有以下幾種交流模式：

Fishman（1972）提出不同語言有不同的社會價值，會各自在不同情境下被 使用的「情境分配理論」，認為一個會多種語言的人在某一情境下就會依他認 定語言的社會價值而選擇使用某一語言。高階語言被分配到學校或某些工作地 點；低階語言可能會被分配到家庭或宗教集會中。不同的情境有不同的社會意 義或價值，有些情境較正式、嚴肅；有些較親切、友善；有些情境顯示權力關 係；有些顯示親和性。

而 Gal（1979）發現人際之間的「社會網絡」能預測語言選擇的行為。人 際關係強度高者，越有可能保持或遵行當地建立的種種行為規範，若是人際關 係強度低者，就越不可能遵守行為規範，這些行為包括當地母語的使用。

Spolsky（1988）綜合遷就理論與族群認同理論的特色，提出「偏愛理論」，

認為人類的語言選擇是基於使用者接受某些條件，在某些情況下偏愛使用某一 語言，但不必然使用那個語言。有時你偏愛的語言不一定對方也偏愛使用，此 時權力低的人常會遷就權力高的人，使用對方會的語言，或是對某一話題盡可 能使用對方最熟悉的語言（引自黃宣範，2008：263-265）。

交替的使用這些語言的交流模式，便能促進不同語言被接受的機會，同時 也讓不同的文化，藉由語言相互交流。

貳、婚姻中的語言適應

傳統婚姻中的關係是由一男一女經過合法的婚姻程序所產生，而夫妻兩人 在婚後生活中對彼此的價值觀、習慣與溝通模式，需藉由不停的磨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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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生活才能得以和諧相處。

要溝通，就得靠語言，語言選擇方式就成為人與人對話時互動的依據。對 於不同族群的通婚家庭使用語言與家人交談時，就會有不同語言類別的選擇。

曾在 1990 年對台北市街頭 267 位通婚家庭的子代進行語言使用調查的黃宣範

（2008）研究發現：不管是外省籍、閩南籍、客家籍、原住民籍哪兩族群的通 婚，使用國語的人口比例遠高於外省人所佔比例，顯示國語有強大的影響力，

且父系語言的權威高於母系語言的權威。族群通婚家庭的下一代，使用父系語 言的比例，明顯高於母系語言被使用的比例。

例如易星萍（2008）身為客家人的母親在嫁入外省家庭後，為取得父權觀 念濃厚的夫家接納，盡力將自己外省化，屈服於噤聲的女性與隱形客家人的都 市環境中，強勢的環境迫使她往有利於自己的族群邊界流動。

而通婚家庭中對於客家語的學習或維持，是與客語被使用的機會有關。若 是婚後生活必須使用客語，取決於生活需要，即便是閩南人，也會學聽、說，

反之，聽、說客語能力幾近於零（莊雪安，2010）。

也因父權當道，傳統的「從夫居」、「妻從夫家」，以夫家為中心的家庭 生活方式，牽動、影響女性適應婚姻的作法。讓女性婚後須以婚配家庭用語為 生活語言的例子就比比皆是，典型的例子就是外籍配偶進入臺灣家庭後對語言 與文字學習最有迫切需求（吳美雲，2001；夏曉鵑，2002；李素蓮，2004；鄧 中階，2005）。

因語言同時是文化重要象徵，新移民透過學習異族群語言而瞭解異族群生 活習慣，進而接受和解讀其文化內涵，新移民進入新社會，必須要能夠學習新 語言。認識其他族群的語言，就等於了解另一個族群的文化習俗，能釐清該族 群集體思考的模式（覃培清，2012）。

曾對嫁來臺灣的外籍女性進行訪談的謝淑玲（2005）就發現外籍的配偶嫁 來臺灣，需花時間與精神學習國語以求融入當地，會放棄自己本身的母語而配 合當地的社會語言，例如學習國語、客語或閩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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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是嫁到臺灣的外籍女性得學習當地語言，不同族群的男女通婚時，

女性配偶也需要改變自我以符合夫家的期待，鍾易達（2007）透過研究他的客 家爸爸和閩南媽媽，看到環境對後天性格塑造有強大影響，認為客家族群內聚 力的強大，迫使女性認可「生產力」、「勞動力」為榮譽的代表，而使女性心 甘情願的從事勞動，以便符合族群想像的象徵。客家族群所發展出的文化符碼 的影響力，更深深烙印在她閩南母親的身分上，而他的閩南母親拼命努力改變 自己，其中包含學說客語，以適應夫家種種，要的只是一份肯定。

王雯君（2005）也從閩客族群通婚的家庭研究中發現，對於第一代（55-67 歲）受訪者而言，大部分婚後都會努力學習夫家族群的語言，不管是閩南人還 是客家人，而且無論是否與公婆同住，幾乎都是為了方便能夠與公婆溝通，同 時盡快融入夫家，尤其第一代受訪者大部分的公婆多只會一種方言，這也是迫 使第一代受訪者不得不學習閩南語或客語的重要理由；第二代（28-40 歲）客 家受訪者多在婚後可以流利地使用閩南話，即便是婚後才開始學習閩南語者，

至今也多有一半以上的閩南語能力，且客家女性的閩南丈夫，也普遍都不會客 家話。而閩南受訪者則多在婚後才學習客語，且會因為沒有環境而無意願或認 為不需要進一步學習客語，且閩南女性的丈夫普遍都有良好的客語能力，卻未 藉此影響妻子。

徐鳳珠（2008）研究客家家庭中的閩南媳婦，年齡超過 40 歲的閩南婦女，

多半會傾向以家族為重心，她們比較願意為家庭而改變自己，因她們秉持「嫁 雞隨雞嫁狗隨狗」的想法，嫁給客家人，自認當然也算客家人了；但年齡在 40 以下較年輕的個案，比較傾向以自我為重心，她們認為時代的價值觀念已經改 變，女性不再以夫家為重心，全盤接受他們的文化，而是應該保有自己的文化 特色。

徐鳳珠年輕的研究個案覺得閩客通婚對族群融合是有助益的，不過現今這 年代的觀念，不管是哪個文化的女人，感覺已不再像是過去嫁給什麼族群就得 全盤接受地，要做那個族群的標準媳婦。族群的味道不再那麼鮮明，而是看相 互不同文化如何擦出不同的火花。因此她們仍然強烈的堅持自己的閩南人身份，

不願意因為通婚而改變自己的族群身份，她們傾向認為族群文化應該是平等的 交流，而不該是刻意改變自己去配合夫家。亦有個案選擇搬遷來改變環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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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自我改變滿足環境，更覺得自己不需要為家族融合而犧牲。

在王雯君（2005）與徐鳳珠（2008）的研究中皆呈現：受訪女性年齡的差 異，會產生時代價值觀念的落差，因此在面對融入客家環境及文化氛圍時的自 我定位，出現不同的面對態度與處理方式。

綜上所述，在族群通婚中，女性角色的身份因進入婚姻後，會有依附配偶 居住場所的從夫居行為，較於男性不需改變居住環境，出現更多語言的適應問 題。在語言的調適上，年長的通婚女性以遷就長輩的語用習慣及與人互動下增 強社會網絡的語言選擇，讓自己投入學習、使用環境中的語言；年輕的通婚女 性，就以偏好的自我習慣，持續保有自己族群語言的特性。

參、職場中的語言適應

有學者指出學校透過主流語言、主流教學型式及課程，來反映與再製主流 社會的文化，傳遞潛在的意識形態給下一代（Bourdieu、Passeron，1990）。牽 涉到價值信念與價值判斷，就會出現選擇的問題，而權力的影響就隱身其中，

承載意識及思想符號的語言教育，將影響一個人日後的表達能力、思維方式、

資訊的獲得及在社會中扮演的各種角色（江文瑜，1994）。因此，教育進行所 憑藉的訊息交換媒介─語言，就永遠不會是中性的（蔡敏玲，2001）。

因而有學者認為語言因為權力的分配處置，造成優越、強勢、文明的語言 與低下、弱勢、粗俗語言之別。當然，教育機構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意識 型態灌輸機制（詹念峰，2002）。

因而有學者認為語言因為權力的分配處置，造成優越、強勢、文明的語言 與低下、弱勢、粗俗語言之別。當然，教育機構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意識 型態灌輸機制（詹念峰，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