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父權社會與社工的女性化特質

曾在碩士班聽女同學說到社工界有這麼一句話：「女人當男人用，男人當畜

牲用」，據說是因為社工常常要辦活動，而活動則少不了搬運器材等體力勞動，

但念社工的性別比例有相當明顯的差距，因此不但女生必須幫忙，男生更是要加 倍勞力。我對這樣的說法感同身受，大學社團辦營隊便面臨這樣的狀況，19 個 幹部但只有 3 個男生，這三個男生也自然在社團中被當成“寶”。長青營出隊時我 們會借宿在學校的空教室裡，夏日的晚上總會有碩大的蟑螂在教室地板上亂竄，

這時“扮演”男生角色的我，雖然對蟑螂也有說不出的恐懼，仍然得咬牙出手解決 大夥的焦慮來源，甚至裝出怡然自得的樣子。

我在文本中發現，父母親的形象、選填志願的抉擇、進入社會工作後大家對 我的期望，都脫離不了性別結構的社會組成，並影響我的社會工作認同。父母親 生長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他們倆的身上也都有鮮明的性別色彩，這個社會上男生 應該長什麼樣子、不該長什麼樣子，都有一條隱藏的線，不至於涇渭分明但卻顯 而易見，性別框架牢牢桎梏著家庭內的互動。我選擇社會工作時，父母親便擔心 我以後要怎麼養活一個家，這不僅是說明他們如何看待社工，更說明這個社會如 何看待社工，陳柏彥(2010)針對男性社工人員的深訪研究中，即指出當男性選擇 就讀社會工作時，身邊的親友便會質疑他從事社會工作的薪水是否有辦法養家。

這從 Hartmann(1976)的雙元系統理論可進一步思考，他認為資本主義和父權主義 兩種制度的交相賊造成性別化分工，婦女因此在勞動市場長期處於劣勢的地位 (引自嚴祥鸞，2009)，這樣的分工其實大幅限縮了男女兩性選擇工作的自主。

Dominelli(1997)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剖析社會工作，認為社會工作為一門照顧的職 業，被社會認為與女性有較多的親近，社會工作的專業價值因而被貶低，對於男 性的吸引力更小，但男性卻通常在社工領域中扮演政策制定和資源分配的管理者 角色。社會工作是一門以女性為主要投入者的學科，但早年社會工作往職業化、

專業化靠攏的過程，這些女性卻在公領域被噤聲，無法尋求不同職業性的形式。

男性工作者的權威

從這樣觀點回到自身身上，早期我始終看不清這模模糊糊的邊界，承襲著家 庭與學校的性別階級，我的性別意識直到大學時才漸漸萌芽，記得初入大學時，

曾因為身形較為瘦小、皮膚又偏白而被人詢問是否為同性戀者，當時我往往會憤 憤不平，並想要改變自己的形象，但當我對「男性」的意象開始反轉時，我漸漸 的接納自己作為一個較缺乏男子氣概的男性，甚至能夠在朋友面前調侃自己，我

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轉變，撰寫這篇論文時我試著思考性別與我投入社會工作的拉扯。

我高中三年都是在純男生的男生班中學習，一群剛進入性啟蒙階段而對性好 奇的男生們，每天都在討論 A 片、別樓層的女生、身體與性的笑話中渡過，這 生成了對性的集體共識，進而對男性的自我認同產生影響(畢恆達、洪文龍，2006)。

但文科的男生班似乎總缺少什麼，理科的男生譏笑我們缺乏男性魄力，文科的老 師又覺得我們不如女生乖巧，因此對男性的集體共識成為我們取暖的火爐，回想 高中時期也是我髒話罵最兇的一個階段，我發覺這是一種無意識的男性特質展現，

我們不斷地在自己與他人眼中建構應有的男性氣概。進入大學與研究所後，身邊 的性別結構出現逆轉，大學時我們班有 50 位左右的同學，卻只有 9 位男生；研 究所 16 位同學，更只有 2 位男生，我帶著父權式的思維進入女性化的學科，展 開了一連串的衝撞。

原本以為，我不顧性別角色進入社工，是因為社會工作的價值觀讓我超越性 別，但從文本中細究之下卻發現自己仍處於分裂的狀態。大學參與志願服務時，

我對服務的成就感來自於服務使用者的感謝、夥伴的凝聚以及他人的讚賞，我也 漸漸從一般邊陲社員成為次要幹部、核心負責人，每個活動我都需要規畫並管理 底下的幹部們，社團中的職稱賦予我正式的權威，社團中的資歷與名聲也悄悄帶 給我非正式的權力，面對服務使用者，我始終抱持著給予以及改變他們的思維，

卻缺少“與”他們在一起的心態，這是一種將權威包覆在假慷慨之中的行為展現。

我從家庭與學校經驗中即浸泡於這種對於權威的仰望與恐懼，從以前到現在我始 終認為自己是懼怕權威，不願意與權威靠攏的人，但也逐漸意識到仍舊處於男性 文化洪流中的我，無法與深層的性別權力結構切割，我認為葉明昇(1999)的研究 能夠點出其中的複雜性，他透過與十一位男性社工的深度訪談後，指認出他們在 投入前往往會顧慮到社會工作「偏低的職業聲望」，「低薪資」、「升遷困難」、和

「與男性特質衝突」的處境，而男性社工願意持續投入社會工作，某部分即在於

「成就感」以及「感受權威的角色」，這也成為男性社工對於自身未能滿足傳統 對男性角色期待時的填補。

鐵漢的柔情

作為一個在性別階級上的既得利益者，必須要反思性別所帶來的權力，也要 從另一方看到性別所纏繞的桎梏。社會男性角色所塑造而成的內斂情緒，在父親

身上嶄露無遺，父親早年始終帶有一點距離與肅穆，我長大後才漸漸理解，這是 一種無法從語言或外顯行為表達情感的病，這種病逼得男性必須把苦往嘴裡吞、

把重往身上攬，性別角色對於男性情感的規訓是一種難以滅絕而不斷孳生的細菌，

他壓迫了男性、同時也殘害女性。男性通常只習慣談別人，而不習慣談自己，若 非得談自己，也始終保持一種非常抽離的關係(畢恆達、洪文龍，2006)，這在我 書寫文本的過程感受甚深，我很難面對自己的情緒，這樣的難包括了恐懼、擔憂 以及不知所措，我極少與人訴說我的情感，也極少傾聽他人訴說情感，這在我進 入社會工作後遭遇一些挫折，我始終無法處理服務使用者當下情感的流露，這對 我是一種挑戰。

而社會工作長期暴露在服務使用者負面情緒的氛圍下，處理自己的情緒也是 一大議題，我往往認為自己是個情緒甚少起伏的人，很少會陷入過度的正向及負 向情緒，但透過故事文本的書寫，才發現到被壓抑的親情、憤怒、感動等情感在 血液中流竄，這是一種貼近自我最真實一面的感受，我認為也是社會工作者可以 作也必須作的任務，探索、接納，最後才得以真誠。

跨越邊界

某位參與文本討論的大學學姊提及，我批判的可不可能是一群女性社會工作 者，這群女性站在社會工作的最前線，但能夠獲取的資源卻被男性限制，她說：

全部的社工大部分是女生，但是這個社會給她們的權力，並沒有讓她們能夠 像男性擁有這麼多的機會在制度、社會層面去著力發聲，你想想看，所上的 老師講政策什麼的...也是以男性為主，一些政府官員、機構的主管階級大部 分是男性，但明明一堆女性社工，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侷限，就是性別對 社工的分類…

這樣的論述挑動了我的神經，我質問自己是否存在著這樣的性別盲，而又該 如何在未來的實務中不斷提醒自己。我的性別對於我的社工認同有種牽引力量，

它影響我思考社會工作為何物，也會影響我未來生涯的選擇。從我選擇文組、社 會學、社會工作之時，就開始試探性的戳著性別角色的薄膜，我以前認為自己是 忠於我對於服務以及助人工作的熱情而投入的，因此性別並不是這麼重要的考量，

畢竟“我”就是“我”，我是一個純粹的個體，我必須剝離那黏附在我身上的象徵符 號，但父權式的思維從小到大都沒有停止滲透的一天，我始終難以脫離這樣的道

路，但我知道我必須不斷掙扎，也知道唯有帶著清明的意識才得以抵抗身處四周 的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