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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釋意理論的政策實施研究

一般的政策文獻,總會依政策運作過程的各個階段做為分析基礎;例如,Fowler(2009)

將政策過程分成:問題界定、政策議程、政策形成、政策採納、政策實施與政策評鑑等七 個階段,每一階段皆為前一階段的邏輯延續,意味著政策過程有序可循、具有理性。雖然 真正的決策過程並非皆是如此,但運用此類政策過程經典階段提供了整理政策訊息的有效 架構,有助於探討政策是如何生成和變化的。研究人員常將政策實施視為政策過程中的末 端,它是政策制定者基於政策的企圖心,透過政策目標與行動綱領的設定,希望將其付諸 實現,並且發生效果。

不過,就學術研究而言,在政策運作的各階段研究中,關於政策實施的部分相對而言 數量較少。就社會大眾的感受而言,許多政策從制定到實施似乎都變了個樣,致使公共問 題無法圓滿解決。由上述兩種狀況看來,政策實施顯然與政策制定的本意有所落差,從而 產生當代政策研究中所謂「失落的聯結」(missing link)(顏國樑,1997,頁 5;吳定,2008,

頁 270;Hill & Hupe,2009, p.42),而這正是本研究想要深入探討的課題。本節先回顧教 育政策實施研究的歷史,說明釋意理論在當代教育政策實施研究逐漸崛起與特色;其次,

以 Spillane 的釋意理論為主,探討其觀點的淵源與內涵,藉此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理論觀 點。

壹、 釋意理論的政策實施研究之發展與特色

的實施研究是關於教育的」(Smith & Larimer, 2009/2010, p.137)。一般公共政策領域多半將 政策實施研究分成三種取向:「由上而下」(top-down)、「由下而上」(bottom-up)與「整 合途徑」(integrated or synthesis)(李允傑、丘昌泰,2003;李翠萍,2006;吳定,2008);

之所以有不同的政策實施取向,是隨著政策實施研究的發展與途徑而有不同的內涵。台灣 相關研究對教育政策實施研究發展大抵沿用 Odden(1991)的觀點,較少注意到晚近的新 發展;本研究特別關注 Datnow & Park(2009)、Fowler(2009)與 Honig(2006)的說法,

從這三篇文獻吾人可以發現,有群學者致力以釋意理論來從事教育政策研究,台灣學界甚 少注意到此一發展趨勢。

一、 釋意理論的崛起

首先,Honig(2006)認為長久以來的教育政策實施研究,皆在試圖尋找「可實施的」

(implementable)與「成功的」(successful)兩種類型政策;殊不知,對許多處於高風險、

績效責任環境的基層學校來說,在這樣迭有爭議、彼此相互關聯,以及多面向的競技場

(multidimensional arenas)中,沒有一個政策始終可以獲得實施或處於成功,若干政策僅 在某些時間、某些地點被實施及獲致成功。所以,新一代實施研究應該先承認政策實施是 高度複雜、難以預料的,變異已是通例而非例外;所欲探討的基本問題不是如「什麼是可 實施的和行得通」(what's implementable and works)這般簡單,而應追問在什麼樣條件下,

不同教育政策能得到實施和成功?能夠指出:對誰、何地、何時及為何來說,什麼是可實 施的和能發揮功能(what is implementable and what works for whom, where, when, and why ?)(p.2)?簡言之,她主張教育政策實施研究應轉向研究政策、人員和地點的不同面 向及之間的互動,揭示三者如何影響實施的拓展,對它們之間的互動提供有依據的解釋,

有助於解釋政策結果的變異(p.4)。

尤其,任何政策最終皆需要依靠人員用各種方式來中介實施,「人」已經成為當代政 策實施研究的中心。所以,Honig(2006, p.21)特別強調政策實施研究逐漸聚焦於實施者

的認知、情緒、態度與行為,除了從傳統上的政治學、經濟學汲取理論,也擴展到人類學、

認知科學、心理學、學習理論、批判與社會文化理論,以求能綜合描繪政策實施過程。這 代表著教育政策實施研究走向微觀、深入人的內在心理狀態之發展趨勢。

其次,Datnow & Park(2009)參考 Snyder, Bolin & Zumwalt(1996)對課程實施取向 的分類,從變革方向的信念、變革過程的假設、影響範圍、情境作用與價值觀的面向,區 辨出三組主要的政策實施觀點:技術理性(technical-rational)、相互適應(mutual adaptation)

以及釋意╱共構(co-construction),其差異比較如表 2-1 所示。

表 2-1

Datnow & Park(2009)三種不同的政策觀點之比較

假設 觀點 註:取自”Conceptualiz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Large-scale reform in an era of complexity”,

by A. Datnow & V. Park, In D. Plank, B. Schneider, & G. Sykes,(Eds.), 2009, Handbook on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p. 347). New York: Routledge Publishers.

根據表 2-1,技術理性、相互適應是以往政策設計與實施的主要觀點,有將鉅觀、微 觀二分的侷限,無法解釋政策設計和政策實施之間的互相連結。相較之下,釋意╱共構的 觀點都強調在地方層級有某種程度的社會建構,會將實施者(如:教育工作者)置於改革 努力的最前方,關注其詮釋、改編或轉化政策的過程,展示行動者(如:教師、校長)如 何斡旋改革,其信念和經驗如何影響改革實施。從此處可以看出:釋意理論代表著是新興 崛起的政策實施觀點,也與前述 Honig(2006)所界定的新一代教育政策實施特徵相符,

政策實施研究愈來愈重視如何詳述行動者之間的相互關聯,以及試圖解釋情境脈絡如何塑 造政策實施。

最後,Fowler(2009)如同 Odden(1991)一般,以歷史分期方式來回顧教育政策實 施研究成果。她特別表明:自 1990 年代起,美國教育改革政策開始聚焦於課程與教學,

要求學校接受一些新穎或不熟悉的教學觀念,期待教師、行政人員和地方學區視導在實務 工作做出根本上的改變。問題是這些方案的要求是深度而非表面上的改革,實施者對於什 麼是該做的、該如何進行感到困惑,也因此影響到實施的實質內容。此時,部分學者對於 傳統實施研究的解釋感到有所限制,開始將問題聚焦於:到底行政人員與教師對改革的理 解內容是什麼?理解的過程又是如何進行的?因此,部分學者利用認知心理學的理論架 構,將實施者視為學習者,試圖瞭解為什麼有這麼多的實施者無法理解改革的新方向,被 Fowler(2009)稱為第三代實施研究,也可稱為認知取向的政策實施研究。

此一研究取向的代表人物有兩位,一為西北大學 J. P. Spillane,一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 C. Coburn。其中,Spillane 從人類訊息處理角度出發,為既有政策實施分析觀點加入釋 意向度,將實施者視為學習者,探尋教師與行政人員如何學習這些對其專業實務有重大變 革要求的實施方案,其研究成果被學界視為第三代實施研究的典型代表(Fowler, 2009),

本研究底下將以 Spillane 的觀點為主要討論焦點。

二、 釋意理論的特色

本研究以表 2-1 為例,再歸納相關文獻,認為採取釋意理論的政策實施研究有下列兩 點特色:

(一)、強調政策制定與政策實施是相互依存

技術理性觀點源自古典管理理論,主張變革的因果箭頭是單向的,是從積極、深思熟 慮的設計者移往被動、務實的實施者。也就是說,它將政策設計和政策實施看成是兩個不 同的過程,是由上而下階層關係所區隔的階段;政策若遭遇失敗,錯誤一定是在實施本身,

政策的形成與設計是不會有問題的(Datnow & Park, 2009, p.348-349)。相互適應觀點則認 為:即使有充分計劃、高度協調以及徹底支持的政策存在,最終仍需取決於實施者在地方 脈絡下的詮釋,政策方有實現的可能。這個觀點突顯了地方情境在理解政策結果的重要 性,強調自下而上對政策意圖的詮釋和回應之重要性,政策是教育工作者與改革設計者之 間互相協商和調整的結果(ibid, p.349)。然而,相互適應觀點仍將政策形成和實施視為分 離的過程,傾向認定在地實施者是政策成功或失敗的主因;甚至,有人認為它與技術理觀 點都假設:缺乏忠實度的執行是實施失敗的根本,算是忠實觀的變形(ibid, p.350)。

相較之下,釋意理論則假設:政策實施有著某種程度的社會建構,強調關注實施者詮 釋、改編或轉化政策的過程,試圖描述行動者如何斡旋改革、彼此之間的信念和經驗如何 影響改革實施(ibid, p.350)。換句話說,釋意理論不再將實施者視為政策過程的接受端

(receiving end),從認知的意義來看,實施者本身也是積極的政策制定者,他╱她們過濾、

重新詮釋政策訊息,賦予課程政策某種意義與價值,政策實施結果事實上是實施者價值觀 與信念的展現,不一定是政策原先假設的方向。

(二)、主張行為的改變有其基本認知成分

技術理性、相互適應這兩項觀點是政策實施常見的論點,Spillane et al.(2002)歸納 這兩項觀點對於實施失敗的解釋不外乎:(1)學校校長沒有能力形成清晰的政策計畫、適當 的監督目標實施;(2)地方政府無法提供明確的指引;(3)政府系統不同部門、不同層級之間 的決策權責不甚清楚,競相發送混雜的訊息,損及政策的權威;(4)實施者對改變自己行為 會有自主性、意願與能力不足的問題(p.390)。這些解釋是將政策視為刺激物,實施之所 以會失敗,就是刺激物不清楚或模擬兩可,或者不符合實施者的工作項目和利益,以致讓 實施者對政策訊息產生很多的誤解。部分解釋雖已注意到實施問題是來自實施者的理解與 誤解,卻甚少去分析實施者理解政策的過程,以及忽略人們的釋意過程是極具複雜性的

(p.391)。

紮根於社會心理學和組織理論的釋意理論則認為:人是複雜的釋意者,又具有社會學 習和認知能力,當面對不斷湧進的政策資訊時,會從經驗中找尋線索,再將訊息予以標籤 和分類,以努力建構意義。這樣的論點強調行為的改變有其基本認知成分,不是單純對外 界刺激(政策)做出反應,會依據所處環境從事詮釋再採取行動;體現政策實施不單是一 個意願和組織結構的問題,在意義與行動之間是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Datnow & Park, 2009, p.350)。

Spillane(2004, p.8)以電話遊戲來比喻政策實施,玩家在線路的開端講述了一個故事,

Spillane(2004, p.8)以電話遊戲來比喻政策實施,玩家在線路的開端講述了一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