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達悟語與日語的語言接觸

總督府於治台之始即著手建立現代教育體制，希望透過教育系統達成普及日 語的目標。相較於台灣本島初等教育的蓬勃發展，位於行政區域外的蘭嶼直到大

正十二年(1923)始成立紅頭嶼蕃童教育所。⁴⁶在地理位置隔閡以及總督府禁止外人 墾殖的限制下，語言社群成員極少與外界交流。在此情況下，學校教育便成了傳 播日語首要途徑，有鑑於此，本節首先回顧日治時期蘭嶼學校教育的推展情形。

大正十二年(1923)總督府首先在蘭嶼紅頭部落成立紅頭嶼蕃童教育所，其後另 於昭和十四年(1939)成立東清教育所。⁴⁷教育所主要以明治四十一年(1908)頒訂的

《蕃童教育標準》為辦學依據。《蕃童教育標準》規定，教育所修業年限為四年，

48教育所經費以及學童的書本、文具等皆由國庫支付發給。

師資方面，由於教育所隸屬警務局管轄，因此，教育所的教員便由警察官吏 駐在所的巡查或警手擔任，對此，受訪者表示：

日治時期學校裡有日籍老師和台灣的原住民老師，平時多由日籍老 師從事教學工作，師資不足的時候原住民老師會來協助。因為當時 師資很缺乏，所以學校老師都是由駐在所的警員兼任的。（詳見附 錄一）

日籍學者宮本延人等人於昭和四年(1929)赴蘭嶼考察時，也有相關記載可供佐 證：⁴⁹

有一位台東卑南族人，日本名字叫後藤武夫。他從小在台東接受日 本教育，被任用作巡查。他已經來本島很久了，會說雅美族語言，

在當地當翻譯，也擔任雅美族孩童的教育工作。

46 李園會(1983:23)指出，日治時期學童依其身分，分別就讀不同的教育機構：在台日人子弟－小 學校，台灣民眾和行政區域內的原住民子弟－公學校，這些位於行政區域內的教育機構皆屬學務部 管轄；位於行政區域外（亦稱蕃地）的原住民學童則就讀蕃童教育所，隸屬警務局管轄。

47 李園會(1983:39)指出，昭和三年(1928 年)修訂《蕃童教育標準》後，刪除蕃童教育所的蕃童二字，

改稱教育所。

48 明治四十一年(1908)頒訂的《蕃童教育標準》規定，教育所修業年限為四年，惟各州廳可視當地 實際情況調整為三年；昭和十六年(1941)皇民化運動展開，總督府發布〈國民學校令〉，宣布於昭 和十八年(1943)起實施六年義務教育。

49 宮本延人(1998:90)。

圖5-1 昭和年間紅頭嶼教育所天長節紀念照⁵⁰

圖片出處：稻葉直通、瀨川孝吉(1931:85)。

圖5-2 昭和四年(1929)紅頭嶼教育所師生

圖片出處：宮本延人(1998:35)。

50 原始文獻未註明圖片的拍攝年次，但從《紅頭嶼》一書多處引用昭和四年(1929)的統計資料和此 書刊行於昭和六年(1931)兩點推知，圖 5-1 的拍攝時間約介於昭和四年到昭和六年之間。另外，圖 中三位駐在官由右至左分別為：田中長兵衛、後藤武夫（台東卑南族原住民）、提平人。

課程方面，昭和三年(1928)修訂的《蕃童教育標準》明訂：教育所每個月教學 日數為二十日，每天教學時數為五小時；教學科目包括修身、日語、算術、圖畫、

唱歌體操、實科等。⁵¹是時，學較既為傳播日語的首要途徑，日語可以說是最重要 的科目。⁵²至於實科課，學生通常是到戶外種菜、除草或整地。

圖5-3 日治時期紅頭嶼教育所實科（農業）課上課情形

圖片出處：稻葉直通、瀨川孝吉(1931:87)。

但對於從未接觸過日語的雅美/達悟族學童而言，直接以日語教學必然使學童 面臨學習上的困難。因此，台灣原住民老師授課時會使用翻譯教學法，⁵³以提升學 生的學習效率，受訪者表示：

老師一開始就用日語上課，可是學生剛入學的時候完全不懂日語，

51 《蕃童教育標準》規定，實科分為農業、手工和裁縫，教師可擇其中一、兩種課程授課。

52 受訪者表示，日語的教學程序和內容為：剛入學的時候先學日語五十音，接下來老師會教一些 常用詞彙，例如：數字、身體部位、蔬菜水果、親屬稱謂的日語說法，再來是短句和問候語，例如：

「我是一年級的學生」、「我的年紀小」、「放學回家吧」。高年級的時候，有些日語比較好的同學已 經可以讀日文文章或用日文寫作。

53 張耀宗(2008)指出，殖民教育有通譯或翻譯兩種授課方式：通譯是有人居中將教師的話翻譯成原 住民語言，好讓學生明瞭；翻譯則是教師直接將課本的內容翻譯給學生知道。其中，後者是較可行 的方式。

所以如果遇到日籍老師的話，大部分時間都聽不懂老師在教什麼，

大概要到二年級開始才能真正進入狀況；但如果是台灣原住民老師 的話，因為原住民老師已經在蘭嶼居住一段時間，略通雅美/達悟 語，所以可以直接用雅美/達悟語較學，學生也比較容易理解。 （詳 見附錄一）

此外，老師也宣布校園裡一律要說日語。但受訪者表示，下課時間學生仍習 慣以雅美/達悟語交談，老師若聽到學生講雅美/達悟語，只會規勸學生要說日語，

不會因此懲罰學生。

由於學校是傳播日語的主要途徑，因此，接受學校教育的學齡兒童便順勢成 為語言社群裡的雅美/達悟－日語雙語者。但在教育所教學空間不足的限制下，語 言社群裡兩所教育所能夠容納的學生數始終有限，詳見表5-1：

表5-1 日治時期蘭嶼兩所教育所的學生數⁵⁴

年度 學生數 年度 學生數 年度 學生數

大正十三年 15 昭和九年 70 昭和十五年 119 大正十四年 15 昭和十年 87 昭和十六年 125 昭和元年 15 昭和十一年 87 昭和十七年 125 昭和六年 30 昭和十二年 102 昭和十八年 130 昭和七年 30 昭和十三年 101

昭和八年 70 昭和十四年 120

各年份數據出處：大正十三年至昭和十一年：臺東廳(1926:65, 1927:63, 1928:81, 1934:53, 1935:53, 1936:55, 1937:55, 1938:57 )；昭和十二至十五年：施添福等(2001:87, 95)；昭和十六至十八年：臺灣 總督府警務局(1943:38, 88; 1944:75)。

54 紅頭嶼教育所成立之初只有一間教室，無法每年招收新生，因此，必須等一批學生畢業後才能 進行下一梯次的招生。昭和八年(1933)起，教育所改採複合式班級，也就是一個班級內同時有不同 年級的學生，不同年級的教師各自對學生授課。這個做法不僅使教育所的招生年限從四年縮短成兩 年，也提升了學齡兒童的入學人數。

雖然教育所招收的學生數逐漸增加，但進一步考察日治時期，雅美/達悟族七 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百人中就學率可知，雅美/達悟族學童的就學率並不理想。

統計資料指出，昭和四年(1929)，雅美/達悟族學童就學率僅 4.1%，遠低於該年全 台教育所的學童平均就學率(30.3%)。在總督府連年推展下，昭和八年(1933)起，雅 美/達悟族學童就學率逐步提升，昭和十八年(1943)，雅美/達悟族學齡兒童的就學 率已提升至69.1%，但相較於該年度全台教育所的學童平均就學率(87.7%)而言，

雅美/達悟族學童就學率仍是所有原住民族群中最低的，詳見表 5-2：

表5-2 昭和年間全台教育所學童就學率 年度

族別⁵⁵

昭和四年 (1929)

昭和八年 (1933)

昭和十三年 (1938)

昭和十八年 (1943) 泰雅族 45.1 79.7 90.9 93.3 賽夏族 23.4 72.3 80.1 92.6 布農族 37.7 59 79.5 88.8

鄒族 37.8 53 60.3 86.9

排灣族 33.7 53.7 68.1 81.1 雅美/達悟族 4.1 26.84 43.5 69.1 平均(%) 30.3 64.1 70.4 87.7

各年份數據出處：昭和四年：鈴木作太郎(1932:358)；昭和八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35:33)；昭 和十三年：大形太郎(1942:177)；昭和十八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44:33)。

日語經由教育系統與雅美/達悟語展開接觸後，語言社群首先面臨便是分語現 象。如Ferguson (1971:5-6)所言：政府部門和學校場域使用的語言通常被視為標準 語或高階語；家庭成員和朋友間使用的語言則被視為低階語。由此看來，作為官 方語言和教學用語的日語顯然是高階語；通行於家庭和朋友間的雅美/達悟語則為 低階語，兩個語言的的使用場合高度互補，如圖5-4 所示：

55 阿美族被劃入行政區域內，就讀（蕃人）公學校，不列入計算，表 5-3 亦同。

日語 (H)高階語言 雅美/達悟語 (L)低階語言

圖5-4 日治時期雅美/達悟語與日語的分語現象

語言社群出現分語現象是否必然伴隨雙語現象？據各年份的統計資料指出，

昭和元年(1926)至昭和十三年(1938)間，雅美/達悟族的日語普及率始終不及 10%，

昭和十七年(1942)起，日語普及率始提升至 17.5%，然相較於該年其他原住民族群 的日語普及率(50.6%)而言，日語在蘭嶼語言社群的推行成效不彰，詳見表 5-3：

表5-3 昭和年間行政區域外原住民族日語普及率 年度

族別

昭和元年 (1926)

昭和四年 (1929)

昭和八年 (1933)

昭和十三年 (1938)

昭和十七年 (1942) 泰雅 32.8 42.3 44.8 35.2 55.2 賽夏 25.7 33.8 46.7 34.7 57.6 布農 16.3 22.5 28.5 35.2 46.3 鄒 29.8 41.3 39.8 23.9 57 排灣 26.1 35.5 30.1 6.2 48.6

雅美/達悟 1 1.9 6 6.2 17.5

平均(%) 22 29.6 32.7 23.6 50.6

各年份數據出處：昭和元年、四年：鈴木作太郎(1932:366)；昭和八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1935:57-58)；昭和十三年：大形太郎(1942:186-187)；昭和十七年：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44:48-49)。

誠如Weinreinch (1953:1)和 Winford (2003:35)所言，雙語者是使語言社群形成 雙語現象的關鍵角色，從日治時期學童人數有限、日語普及率始終低於兩成看來，

蘭嶼語言社群並未形成廣泛的雅美/達悟－日語雙語現象，語言社群接近 Fishman (1971:293-295)所謂有分語但無雙語現象(diglossia without bilingualism)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