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第三章 都市貧民區與公民權利

二、 非法貧民區的危機

二、非法貧民區的危機

現今在Korail,既有漂泊的租客,更有許多「小」地主,在多重的承租關係下 取得土地。如此不被官方承認、也不易為外人道的「非正式」產權關係,構成了 Korail 居民日常擔心被驅逐的主要原因。

A Jonathan S. Anjaria(2016)對孟買街頭小販的研究指出,對於驅逐小販相關 行動的反對或支持,反映出都市空間競爭關係者對於「非正式性」的不同理解,而

改革運作模式,由地方政府和在地非政府組織接手(M. A. Ahmed 2018;Karmakar 2015)。

45 發生於 2017 年 3 月 16 日,相關報導見於《每日星報》,同則報導中還描述另一場發生於 2016 12 月 4 日的大火(The Daily Star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

49

這又來自於對都市空間的想像,其光譜兩端,分別是認為都市是「理性靜態的規畫 結果」,以及認為都市是「時刻改變的動態組成」。例如,對部分孟買都市中產階級 民眾而言,因想像都市是「理性靜態的規畫結果」,而無法有效管理街頭小販,便 意味著以政府為首的管理機構與中間利益相關者勾結,是權力腐敗的表現,因此支 持驅逐行動等於是對既得利益者的制裁以及法治規則的彰顯。

在達卡,大規模的貧民區整頓行動通常是由政府部門主導,以「公共利益」和

「都市建設」為名46而不顧強制拆遷命令導致的貧窮處境惡化。支持行動的官員、

執行單位和部份都市居民,有些主張「政府對都市窮人的協助,會助長更多人擁向 都市,導致環境惡化」(S. Hossain 2013:210),有些則是對貧民區的自主運作方式 抱持質疑,期望以一套更讓各方滿意、理解的措施來取而代之,例如以下這篇投書:

我非常欣賞貴報在昨日刊登的一篇由Rashidul Hasan 和 Shaheen Mollah 所撰寫的報導47。……。很明顯,有龐大的利益團體在參與侵蝕國家資 源和剝削那些不幸的居民。我特別擔憂向那些[貧民區]居民供應瓦斯的 安全風險。在釀成任何悲劇之前,政府應該立即調查這項潛在危險,並 採取安置這些弱勢民眾的必要措施。貧民區火災意外不斷,過去已經有 很多人強烈要求政府替這些居民尋找安全的替代住所……政府怎麼能夠 放任他們繼續在那裡呢?我真誠地希望那篇發人深省的報導,能引起有 關部門的注意,並幫助扭轉那些不可避免的悲劇。(Shaheen Hussain,

《每日星報》,2017 年 7 月 12 日)(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Korail 的近幾次火災事故,是由在地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緊急調動重建物資來減 緩災損,區代表鮮少主動介入bosti 內部事務(Ahasan 2017;Correspondent 2017;

Dey 2017;Mollah & Saad 2016;Saad 2017)。在 Korail 區內常駐的非政府組織,雖 然能提供經濟支持和其他服務,但多數也並不直接介入驅逐事件,其中一個原因是 所有非政府組織,必須在總理辦公室下的「非政府組織事務局」(NGO Affairs Bureau)

46 例如在 2017 年政府表示有意要在 Korail 所在地規劃一個「資訊與通信科技園區」(ICT Park),

見報導Ahasan (2017) Korail Slum Dwellers: Perenially Punished.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21.

47 見報導 Hasan & Mollah (2017) Korail Slum: Goons Eating up Public Resources. The Daily Star.

Discover July 10.

doi:10.6342/NTU201903708

50

登記審核後才能開始運作,因而有所顧忌(S. Hossain 2013:217-218)。

因此,當bosti 發生緊急危機時,真正重要的行動者是 Sohail、Rehana、Maya 這樣的居民。例如,Sohail 動員他所成立的基金會發起物資募集;Rehana 則在火災 後,以NDBUS(都市貧民區居住發展組織)秘書長身份,參加由「孟加拉法律援 助和服務信託」(Bangladesh Legal Aid and Services Trust [BLAST])48於隔日召開的 會議49。這些少數居民憑藉對區內在地組織的影響力,以及在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 間保持靈活連結,善用不同身份,不僅掌握社區日常運作的發言權,也能對外尋求 資源,化減都市對貧民區的排除壓力。

我:Apu,三月份的火災是怎麼回事呢?

Rehana:去年到現在已經發生三次大火了。(Sohail 在一旁補充道:其實 這裡火災很常發生。)三月那次是在凌晨……可能的起火原因有很多,

比如電線走火、菸蒂……沒有人知道真正原因。但我覺得,這是有人想 要把我們趕走才做的,是一個警告。

我:為什麼會這樣覺得?

Rehana:以前他們就曾經用不同方法想驅逐我們,後來法院給我們可以 繼續居住的許可文件,他們沒辦法了,才用這種方式威脅我們……[在這 裡居住]最危險的事情就是火災了,只要一發生就擴散很快,因為房子的 材料,還有這裡路很小,水車進不來。三月那次火災真的很嚴重,起火 地方附近很多二層樓的房子和店鋪,而且起火的時候很多人都還在睡 覺,是聽到禮拜堂的警報才醒來的[停下來跟坐在一旁的 Sohail、幾位居 民討論火災]。

我:所以,有甚麼辦法阻止火災嗎?

Rehana:我們在訓練社區的志願消防員,以後我們還會有滅火設備,一 個NGO 願意提供給我們。還要辦更多訓練,教大家火災知識。(一邊跟

48 成立於 1993 年,成立宗旨是為邊緣及弱勢群體提供全面的司法途徑,是現在孟加拉國內唯一 無償提供包含刑事、家事、民事、土地、憲法法律諮詢與協助的機構,也參與重大公共議題的訴 訟,目前在全國共有20 個辦事處,參考網站https://www.blast.org.bd/index。

49 會議名稱為「Making an inclusive city: securing the right to shelter and livelihood」,相關報導見於

《每日星報》、《達卡論壇報》(Mahmud 2017; Staff Correspondent, The Daily Star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

51

Sohail 確認參與救災訓練的人選,一邊對我說)……這其實應該是政府 該做的事,我是說在確保大家安全方面。……老實說,現在政府對 bosti 已經比以前的BNP 政府友善了。

我:那麼,你覺得bosti 跟 nogor(city)的關係是甚麼?

Rehana:bosti 跟 nogor 的 middle class 應該是一起生存的。外面的人對 bosti 出身的人常有不好的看法,但我們不應該責怪一個人的出身或他從 哪裡來的,不是嗎?。(2017/09/23 田野筆記)(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對於貧民區與都市的關係,Sohail 則主張貧民區就地合法化,並指出這麼做對 兩者有益的地方:

我:Sohail bhai,你覺得 bosti 跟 nogor 是甚麼關係?

Sohail:雖然政府有一些住宅計畫讓我們搬去住50,但比起遷去其他地 方,我更希望Korail 就地合法化,因為這裡有很多工作機會[離都市中心 區近]。Korail 已經存在很久了,在這裡出生的小孩現在都已經上大學,

而且這裡的人90%都有受教育,像今年就有 9000 多人拿到 PSC……你 不可能讓bosti 消失,只要有 nogor,就會有 bosti。所以最好就是可以共 存,比如說,有人曾經跟我說,最好是有人推動把bosti 分散到達卡的 每個ward,這樣就不會有一些 ward 很有錢、有些 ward 很窮,而且每 個人都可以找到工作。我們應該要聯合所有bosti 來跟政府提出類似的 方案。(2017/09/21 田野筆記)(粗體底線為本文所加)

居住環境條件低,火災風險高,又需要面對驅逐威脅,Korail 居民在經歷一次 次危機中形成了對貧民區和都市關係的看法,反映出多數bosti 居民,被真正隔絕 的並非經濟資源,而是參與都市治理的權力(power),以及與這項權力相關的基礎 設施近用權(rights)。這也突顯出這些權力,大多由少數能與區外政治單位、社區 在地組織、非政府組織三方關係良好的bosti 特定居民收攏。他們是當都市與 bosti

50 Sohail 所提到的公辦住房計畫,如同第二章所提的那些讓多數有迫切需求的女性覺得「可望不 可及」的公辦女性宿舍,實際上普通bosti 居民往往無法企及,只有與相關政府部門關係良好者,

才有分配機會(Mahmud 2017)。

doi:10.6342/NTU201903708

52

衝突時,能發揮斡旋力量的人,同時也是代表bosti 向其他都市治理單位協商的人。

非政府組織若要確保計畫順利推行,也需要和這些居民「領袖」維持良好互動,且 避免和在地專門組織的利益衝突。不過,以Sohail 為例,這樣的居民通常會有不只 一處居所,這點足以減輕他們對於被驅逐的焦慮。

本段我指出,由於國家治理性多數時候回應不及時,而由其他掌握物質資源和 政治連結管道的個人或組織,形成貧民區內部的支配機制。在 Hackenbroch & S.

Hossain(2012)對 Karail 的研究中,已探討了由少數人所積累形成的權力結構,

透過與bosti 之外社會(執法人員、政府單位、NGO 組織)建立關係連帶而成就。

經由對都市非法聚落之秩序與危機的描述,我進一步指出,貧民區中個人對危機的 因應能力,影響其對於生活安全的感受,譬如 Sohail 和 Maya 夫婦,不安定感使 Maya 希望遷出 bosti;然而,Sohail 在參與應對 bosti 的日常或突發危機過程中,積 累了物質資源和名望,取得近似完整公民的狀態,沒有強烈的搬出意願。

小結

本章我描述,達卡的貧民區是眾多來到達卡、進入工廠工作的女性所生活的地 方,居住在貧民區的婦女,活躍地參與多樣經濟活動,擴大自身的空間移動範圍、

掌握更多家戶事務決定權和物質資源的取得管道。從Rehana 和 Maya 兩位的經歷 可見,貧民區女性持續發展自身行動能力,其中參與非政府組織計畫,成為女性能 夠運用於改變自身處境的重要渠道。

貧民區的存在,超出都市發展的既定藍圖。支撐貧民區日常運作的機制,因應 國家治理性的延遲,但仍然依賴著國家治理權威和侍從主義分配政治,而在區內獲 得支配力。部分居民在此權力機制中取得主導地位,比起其他居民,他們有能力與 都市中的排除力量進行交涉。在對基礎設施的侵佔、拆除、再搭建的循環過程中,

都市貧民區成為「長存的」非法地帶(Das 2011:327),在既定治理機制與公民社 會內涵中製造灰色地帶,進而突顯公民權利本身的參差、隨情境變動、累積性質。

doi:10.6342/NTU201903708

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