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眾媒介與革命的關聯性
第三節 顏色革命與阿拉伯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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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滲透原本政權所要報導的單一面向資訊,特別是新媒介的發明,更令訊息 的傳播更為快速,例如埃及爆發革命時,開羅的首長試圖關閉網路和手機網絡,
但只有部分成效,而在網路跟手機網絡的運作下,訊息散播得相當快速。
另外,大眾媒介的自主性也相當重要,如前所述,在威權國家中,獨立媒體 的自主性往往較高,較不會聽從、遵守政府的指令與要求,例如埃及爆發革命期 間,穆巴拉克要求半島電視台負責人譴責、撤換正在報導的「正確的」新聞故事,
但負責人並未聽從,而是持續播報。63
第三節 顏色革命與阿拉伯之春
關於顏色革命的研究,多半關注於喬治亞、烏克蘭是否成功達成民主轉型,
且研究多半將顏色革命視為民主進程高峰,尤其這兩個國家接續完成政權更替,
影響性更是不容小覷,學界主要觀點有三:一、顏色革命代表民主里程碑,威權 政體下的公民可以奪回自由權;二、促進他國仿效,跟著進行民主轉型;三、但 也有可能造成反效果,鄰近國家的威權領導者為避免自國發生革命,進行更加嚴 厲的統治,令民眾無法群起示威。不過,海爾(Henry Hale)認為以上論點其實 似是而非,他認為顏色革命的發生對世局的影響有三:一、革命延續的重要性大 於政權替換,換言之,政權替換不等於政治菁英替換,若權力只是在政治菁英間 流轉,未必等同革命成功,因為這些政治菁英恐是為了牟取自己在舊政權中無法 得到的利益而投身革命道路,推翻舊政權後,便以自己利益為依歸進行另一波威 權統治;二、仿效發生顏色革命國家,未必會使本國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三、
獨裁者緊抓權力反更有可能促使革命發生。64
63 Daniela Stockmann, Media Commercialization and Authoritarian Rule i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37-238.
64 Henry Hale, “Democracy or Autocracy on the March? The Colored Revolutions as Normal Dynamies of Patronal Presidentialism”,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 39 (2006),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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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界定喬治亞跟烏克蘭為威權政體,從各方面都可窺知一二,首先,在蘇 聯解體前,喬治亞跟烏克蘭是其一份子,1991 年蘇聯瓦解,兩國獨立,即為所 謂的後共國家(Post-Communist),第一任總統則由原本的總書記擔任,政權也 面臨著菁英競爭與菁英鞏固的循環、國家方向也在民主跟威權間擺盪,65但國家 的發展方向並未符合民主國家條件:民眾擁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法律保障言論 自由、人身自由權等,例如喬治亞雖有法律保障民眾的言語論說權,該法律卻未 履行,在謝瓦納澤當權時期,經常打壓報導不符政府期待的媒體,甚至對記者進 行人身攻擊;66烏克蘭在庫其馬當政時期,對媒體進行主題式的新聞審查,即報 導都先須經過自我審查,符合政府要求後才能出版。67
顏色革命發生的時間和方式令人措手不及,也令許多學者對於顏色革命的成 功表示樂觀,認為這是一波民主化浪潮,但也有學者持反對意見,認為顏色革命 只是政權更替,並非民主化,原因有三,一、顏色革命發生的國家,存在著有若 干民主進展的競爭式威權體制,所以顏色革命的意義是「完善」民主體制,非民 主革命;二、革命後的新執政菁英源於舊政權,幾乎是同一或同源,而新舊菁英 間的連結須是斷裂,才滿足徹底轉換舊政權的條件;三、顏色革命後所建立的新 政府並未真正建立民主體制。68
至於突尼西亞跟埃及,同樣也能解釋其屬於威權國家──突尼西亞跟埃及人 民並未享有平等的政治參與權、言論自由也有限,突尼西亞憲法更沒有給予媒體 跟記者明確的新聞自由跟保護規範,且只要政府認定媒體的報導對國家造成誹謗 或違反法條,便可依法處置,泰半記者經常面臨政府騷擾、逮捕、迫害等恐懼;
306.
65 Henry Hale, “Regime Cycles: Democracy, Autocracy and Revolution in Post-Soviet Eurasia”, World Politics, Vol. 58, No. 1, (October 2005), pp. 133-165.
66 Giogi Kandelaki, “Georgia’s Rose Revolution: A Participant’s Perspectiv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6, p. 9.
67 Steve York, Hardy Merriman, Miriam Zimmerman and Cynthia Boaz, “Orange Revolution Study Guide”, York Zimmerman Inc., 2010, p. 7.
68 吳玉山,〈顏色革命的承諾與侷限〉,《台灣民主季刊》,第 4 卷第 2 期,2007,頁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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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不過,突尼西亞在班阿里統治期間,仍有反對黨存在,反對黨也常要求政府給 予更多的言論自由與多元的參政管道,以表達其意見;70埃及政府對於媒體環境 管控較突尼西亞寬鬆,該國單是報紙、雜誌跟期刊就超過五百多家,只是大多數 印刷品的發行通路掌握在國家手中,但仍有些獨立媒體背後有金融寡頭撐腰。71
探究喬治亞、烏克蘭、突尼西亞與埃及發生革命之因,可從其政權體制開始,
雖四國都屬於威權體制國家,但本質上仍有很大不同。喬治亞與烏克蘭屬於後共 國家,政權類型雷同,但在新聞自由度上,因烏克蘭管控較喬治亞嚴苛,所以新 聞自由度較低;突尼西亞與埃及則完全不同,突尼西亞屬政治封閉威權,完全沒 有選舉可言,直到 2014 年 10 月 26 日,才舉行第一次國會選舉,人民直到 12 月 22 日才首度自由選舉總統,因此,突尼西亞的新聞自由度表現也相當差,幾 乎年年不自由;埃及擁有數十個政黨,但執政黨國家民主黨(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NDP)永遠位居優勢,即使有反對黨存在,也只是小黨,不足以挑戰執政 黨,而埃及總統任期四年,但穆巴拉克在位卻長達卅年,跟選舉的象徵性大於實 質性有關。(見表 2-2)
69 Freedom House, Tunisia – Freedom of the Press 2011,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press/2011/tunisia#.VD0fAfmSxN8>
70 Christopher Alexander, Tunisia: Stability and reform in the modern Maghreb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54-55.
71 Freedom House, Egypt – Freedom of the Press 2011,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press/2011/tunisia#.VD0fAfmSxN8>; Mohamed El-Bendary, The Egyptian Press and Coverage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Event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c2010), p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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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令民眾審議、思考的虛擬空間,甚至是一個反政府組織,許多關於研究也指出,
這些新媒介在阿拉伯世界中創造出一種新的、必須性的公共場域,73而在茉莉花 革命發生初期,也非傳統媒介報導菜販自焚消息,而是有目擊者拍下照片、錄下 影片,透過臉書、推特與 YouTube 等平台傳遞,網路等新媒介的即時性可取代 傳統媒體在速度上的限制,甚至能避開政府對消息的管制與新聞審查,74換言 之,如果阿拉伯世界中沒有新媒介,突尼西亞或許也不會發生茉莉花革命──且 突尼西亞的媒體環境又特別貧瘠。
在各種社群網站散播訊息下,政權最終垮台,而革命過程中,使用者也透過 手機傳達抗議訊息,使用率甚至比社群媒體還高,使用手機者在突尼西亞站 76%,埃及則是 40%。75
而革命過程的抗議與動員──個人願望轉變成集體行動,也是值得觀察的部 分,透過社群媒體傳達個人對政府的不滿或不愉快的經驗,進而形成一股集體的 聲浪,在社群媒體這個平台上,每一個單一個體能夠互相討論、分享與了解,特 別是會形成「我不是一個人」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社群網站也往往提供一些 自主性較高的人一個政治機會。76
從馬奎爾提出的媒介效果論角度切入分析,會發現媒介效果無所不在,在一 個國家中,大眾媒介與民眾所做的反應,往往都跟意圖有無、時間長短相關,舉
73 Rex Brynen, Pete W. Moore, Bassel F. Salloukh and Marie-Joëlle Zahar eds., Beyond the Arab Spring: authoritar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Arab world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 233.
74 Ted Nguyen, “Tunisia’s Twitter Revolution”,
<http://www.tednguyenusa.com/tunisias-twitter-revolution/>(14 January 2011)
75 George Joffe, “The Arab Spring in North Africa: Origins and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Vol. 16, No. 4 (2011), p. 532.
76 Salwa Ismail, “Civilities, Subjectiv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Preliminary Reflection in Light of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2, No. 5 (2011), p.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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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而言,突尼西亞的革命爆發,一開始只是個人反應,77後來轉為集體反應,這 兩者都是非計畫性的短期效果,但一旦時間拉長,可以發現非計畫性的效果會逐 漸朝事件結果、78制度性變遷、文化變遷等方向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