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二節 風險傳播與環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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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本小節後半段的討論，對環境造成影響的重大開發行為，其環評審查過 程常因未能妥善處理環境風險問題而掀起爭議，不少學者專家寄望以公民的實質 參與平息既有爭端，提升當前的環評決策品質。而有效的公民參與實乃建立在資 訊公開的基礎上，要讓環境資訊廣泛且有效的傳播，媒體的介入不可或缺。只是 媒體在環評資訊的傳播上被賦予諸多期待，但其報導表現仍欠缺具體的檢視，換 言之，媒體究竟向公眾呈現了環評審查的哪些訊息？這部分將在下一節借助風險 社會、風險傳播等觀點做進一步的討論。
第二節 風險傳播與環境報導
壹、風險社會下的環評決策
隨著科學知識的累積及創新，當代工業文明發展達到新的巔峰，科技的突破 及應用不僅取代以往的生產方式，也重塑既有的生活習慣，使人類的社會型態出 現極大轉變。在探討現代社會整體的發展變遷時，德國社會學家 Beck 曾以「風 險社會」（risk society）的概念闡述人類自身所面臨的處境（Beck, 1986／汪皓譯，
2004；顧忠華，2001）。
所謂的「風險」並非已真實發生的事件，而是一複雜的抽象概念，泛指事物 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且與人類行為的結果密切相關（Palfreman, 2006;
Sellnow, Ulmer, Seeger, & Littlefield, 2009）。理論上，風險被定義為對負面事件（如 財物損失、疾病傷亡等）之發生可能及影響程度的評估，涉及「機率」（probability）
和「後果」（consequence）的客觀計算（Palfreman, 2006; Singer & Endreny, 1993;
Sjöberg, 2000; Slovic, 2000）；實際上，風險的感知與衡量深受內在主觀經驗和外 在的文化脈絡、社會行動者等因素影響而有落差（Hillier, 2006; Luhman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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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孫治本，2000; McComas, 2006），不能一概而論。也就是說，風險會隨著 人、事、時、地等社會情境的變動產生殊異的意義詮釋，可謂一種「開放性的社 會建構」（顧忠華，2001）。
「風險」雖非現代社會特有的產物，現代風險的特徵卻和過去有著相當大的 不同，如風險主要來源不再是天災或戰爭，由工業文明導致的環境健康威脅取而 代之，它難以透過固有官能直接感知而須依靠科學知識和專家的評估界定，其影 響範圍經常是跨越階級、種族、地方、國界、世代等區隔，打破既有的社會不平 等，也製造新的不平等（Beck, 1986／汪皓譯，2004；顧忠華，2001; Cottle, 1998）。
核能科技即為現代風險的典型代表，當民眾享受核電廠提供的電力同時，可能正 面臨輻射外洩的潛在威脅，卻因為肉眼不可見而難以察覺或忽略風險的存在；一 旦核電廠發生災變（如日本福島核災），輻射外洩或污染的風險成真，受威脅的 不只是此時此地的所有居民，鄰近地區或國家甚至後代子孫都可能難以倖免受到 核災的波及。
在「風險社會」的討論中，Beck（1986／汪皓譯，2004）從現代工業科技使 用對環境及健康造成的威脅破壞，進一步反省日常生活高度仰賴的科學知識技術 何以將人類社會捲入層出不窮的風險當中。根據 Beck 的觀點，科學從過去以來 一直是人類用以認識外界、解決問題的媒介工具，它帶來知識上的啟蒙、推動科 技的創造發明，乃建立現代工業社會文明的重要支柱。但始料未及的是，伴隨工 業文明發展而來的「副作用」（如污染、疾病等）讓人類身處不安全的狀態中，
各種超出計算與控制能力以外的科技風險，逐步侵蝕科學知識的權威性及正當性，
使社會開始對科學信仰產生質疑，意識到科學對真實世界的掌握仍有侷限和不確 定性（Beck, 1986／汪皓譯，2004；周桂田，2001）。不確定性正是風險的本質。
由此可知，以往用於解決問題的科學知識在現代社會反而成為風險問題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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弔詭的是，由科學不確定性所衍生的風險，現代社會仍寄望以科學手段進行 管理，如利用因果推論判斷或排除可能風險，或制定邊際值／可接受值來決定風 險的容許程度等（Beck, 1986／汪皓譯，2004；周桂田，2001）。類似做法反映了 現代社會對科學知識技術的高度依賴，也說明風險如何透過科學緊密鑲嵌於社會 當中，成為人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除此，科學的不確定性使得高度專業分化的 科學社群在知識上的競爭日趨激烈，面對複雜難以掌握的真實世界，不同科學領 域運用其專門理論方法試圖提出各種知識解釋，提供社會選用作為躲避風險的參 考指引，藉以滿足世人對安全的需求。然而最大的問題不外乎這些來自各方科學 專業的知識解釋，往往恣意對外在事實進行判斷，而不同的判斷結果再次加大科 學的不確定性，顯示風險的存在（Beck, 1986／汪皓譯，2004；周桂田，2001）。
呼應 Beck 對現代風險成因及科學知識的反省，Giddens 的「結構歷程化」
社會理論也有類似觀點：人類因知識技能的運用而順利過生活，知識技能被視為 人類「生存的安全感」（ontological security）的根基；一旦知識技能發生問題，
影響日常生活的進行，將使人類陷入「存在的焦慮感」（existential anxiety）之中
（Giddens, 1991，轉引自劉維公，2001）。知識技能如同一枚銅板的兩面，既為 生活安全的要件，也是風險依附的對象。現代社會世人對知識技能的依賴具現為 對「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的信任，舉凡食、衣、住、行等各方面遭遇到 的問題，都能找到相對應的專家知識（expertise），人們只要根據專家提供的資訊、
建議或警告採取適當行動就能解決一切事務、趨吉避凶，常保生活無虞（劉維公，
2001）。但誠如前文所言，科學的侷限性使其帶有不確定性的特質，奠基於科學 之上的專家知識亦是如此，而人類對於專家知識的依賴形同將科學不確定性的風 險安插至現代社會中。因此 Giddens 認為專家系統將日常生活變成冒險活動（劉 維公，2001，頁 10）。
除了日常生活，現代社會對專家系統的依賴也展現在政治決策過程，如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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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影響評估。開發案件的審查往往涉及複雜且多元的環境議題，需借助個別 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識判斷可否通過，因此環評委員會的組成上要求須有三分之二 以上人員具有專家學者資格。環保署也於 2008 年修改現行法規10在環評初審會 議過程中創設「專家會議」機制，採取專家代理公民參與的模式，針對特定環境 議題進行專業的對話討論，藉以釐清事實爭議，提出可能的替代方案（行政院環 保署，2013b）。儘管政府對環評的專家審查抱持正面期待，已有國內研究指出這 類會議的運作成效不佳，如陳冠睿、林佳弘、余韶誠與張景儀（2012 年 5 月）
檢視六輕四期環評有關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議題的 審查過程發現，專家一方面因關鍵環境資訊的缺乏（包括 VOCs 實際排放量、排 放係數估計等）難以判定六輕的 VOCs 排放是否已超出環評核定量，不斷要求開 發單位補齊相關數據；另方面對特定議題的關注點及重視程度因各自專業不同而 有差異，導致問題無法深入討論或有人認為討論議題過多，而在 VOCs 議題中更 有非空污領域專家提出超乎其專業範圍的意見。換言之，環評過程中的資訊空白 和專業背景分歧都會影響專家的審查。
同樣，杜文苓（2012）以國內高科技及石化產業的環境影響議題為對象，透 過相關會議資料的整理分析及專家焦點座談等方式，審視環評專家會議的運作情 況，指出現行的專家會議機制無論在人力經費、資訊統整、風險溝通或會議品質 等面向多有不足之處，其設計和運作未能保證環境知識的積極生產，為環評提供 良好的科學判斷基礎，導致良莠不齊的審查結論。
前述文獻顯示，政治決策仰仗的專家系統未必總是能有效發揮作用，提供為 政者理想的決策指引。專家會議本身的侷限使決策帶有不確定性，迎來風險與爭 議，尤其像環境影響評估這類公共決策，政府一旦決策不慎或出現瑕疵，民眾將 面臨各種來自環境或健康的潛在威脅。無論是開發個案或國家政策，其環評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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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牽涉到國人的生存權益及生活福祉，社會對於審查結論及審查過程中相關環境 議題及風險評估的討論應有知情的必要和參與的權利。但在現有參與管道不足及 專業知識素養欠缺的雙重弱勢下，一般人不僅無權進入環評場域參與審查決策，
也無能理解高度複雜的科學風險爭議（Hayenhjelm, 2006）。
於是，日常生活中負責監督政府施政、社會用以獲取科學、環境、風險等各 種資訊的傳播媒體（黃浩榮，2003; Frewer, 1999），遂為民眾接收環評訊息、關 注審查動態的主要管道。媒體的公開報導不僅使環評受到公開監督，也傳遞重要 的環評資訊，揭露爭議中的正反聲音（徐瑞婷，2009），引起人們對風險的警覺 和討論，使相關議題從以技術官僚、專家為主的決策圈外溢至公民社會，開啟兩 造之間的溝通對話，進而影響審查結果。由此可知，政府和民眾在環評審查決策 之間的資訊鴻溝，在某種程度上被媒體的風險傳播所填補，突顯出媒體在風險社 會中的重要性。
貳、風險傳播與媒體角色
風險傳播被視為風險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 Gurabardhi, Gutteling, &
Kuttschreuter, 2004）。狹義而言，風險傳播是指任何將風險相關訊息告知民眾的 傳播行為（Plough & Krimsky, 1987；轉引自 Cox, 2006）；相較之下，廣義的風 險傳播關照不同對象之間的資訊交換（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89，轉引自 Sellnow et al., 2009;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如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將 風險傳播定義為個人、團體和組織之間交換資訊和意見的互動過程，包含風險本 身及其他相關訊息。
風險傳播的研究領域從 1980 年代持續發展（張瑋珊，2009; Cox, 2006），
風險傳播的研究領域從 1980 年代持續發展（張瑋珊，2009; Cox,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