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認知與風險溝通

在性，以及提供有效資訊等(Renn et al., 1992)。國內學者(黃榮村、陳寬政，1993) 則認為災難風險認知係指人們對災難的恐怖性、不可預知性，以及不可控制性 等特質的體悟程度。簡言之，災難風險認知即為個人瞭解災難發生的可能性與 因災難發生導致受傷之可能性(Ronan & Johnston, 2001)。而此種迅速判斷情況 的能力，係受到過去災難經驗、對災難防備衡量、災難範圍、個人能力(對自

Johnston(2001)

在居所可能受災難影響之認知、未來災難發生機率之認知、可 能會遭受損失的認知

Gregg et al.(2004)

在居所可能受災難影響之認知、未來災難發生機率之認知、可

另外，依據 Peter Sandman(1989)的論述，人們的情緒資源是固定的，在有 限的情緒資源下，所能加以關注的災害風險可能僅有最為熟悉的幾種。由於台 灣民眾的情緒資源大多關注於較為常見的颱風、地震等災害。由於發生次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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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損失均較地震、颱風等主要災害為少，本文所研究的堰塞湖災難風險所能 被分配到的情緒資源相對較低，在提升民眾風險知覺上可能需要更多的溝通，

以降低實際災難來臨時，民眾情緒上的反應(Slovic, 2000)。

災難風險認知能有效改變民眾對於災害的態度、看法與行為，在認知提升 後，民眾會更加注意並採取相關防災行為來保障自身安全(Gregg et al., 2004 ; Beringer, 2000 ; Huan et al. ,2004 ; Rimal & Real, 2003 ; 黃榮村、陳寬政，1993)。

具有高風險認知的民眾，例如居住在高風險地區的居民，將會對災難的可能後 果與風險、提升相關防救災安全知識、災害的預防方法、善用當地資源，以及 帄時的訓練與器材準備有更為積極的學習動機與態度(Beringer, 2000)。

雖然具備高災難風險認知的民眾有較高機率會積極採行政府的防救災計 畫，但多數研究均顯示，僅有相對少數的家戶單位會對於官方的防救災措施加 以執行(Drabek, 1986 ; Steinberg, Basolo, Burby, Levine, & Cruz, 2004 ; Wright &

Rossi, 1981)。欠缺民眾的執行，再完美的防救災計畫也無法在災難來臨時發揮 效用。而透過資料分析發現，民眾對於政府所提供災難風險管理與相關備災資 訊的知覺程度，與居民對於當地政府的信任程度具有高度的相關關係。

經由前述文獻回顧，本研究在進行研究架構擬定時會將居民災害風險認知 分為居民對災害及可能造成損害的認知、居民對於疏散避難計畫的認知，以及 居民對防範災害損失的能力等三部分進行討論與分析。

(二)災難風險溝通

如上所述，投入政府與專家大量資源的防救災計畫需要民眾的配合才能有 效加以實行。然民眾在有限的財力、時間、注意力等資源分配情況下，如何配 合當地居民屬性制定預警機制，與民眾進行有效的風險溝通，讓民眾能對災害 事件產生適當的警戒甚至恐懼認知，而在此認知下，民眾才能有強力的動機將 資源投入在防救災計畫所建議的行動之中(Lindell & Perry, 2004)。

隨著人類科技的進步，具有爭議性的科技以及環境議題均逐漸成為潛在的 風險來源，風險評估也漸漸擴大到逾越了傳統自然科學所能解決的範疇。考量 到法律、倫理，以及社會經濟的基礎，風險評估必頇將這些社會科學的領域納 入，透過此種機制，社會科學與傳統自然科學能有效進行雙向的學習、溝通與 價值衝擊。而在此風險溝通的過程中，多元領域與價值的思考與批判可以逐漸 發展出適用於現代社會風險的整體風險評估治理策略(周桂田，2005)，並經由 程序轉化為預警機制的整體架構。

現況典型的風險溝通模式(詳圖 2-4)包括了資訊、傳遞管道、訊息內容以 及接收者等四個要素(Lindell & Perry, 2004)，而連接此四要素所涉及的領域包 括風險資訊的傳遞、公眾的參與與涉入、公眾對科學之理解、媒體對風險的報 導與論述、技術官僚的風險論述，以及科學家的風險論述等(周桂田，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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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典型風險溝通模式示意圖

由圖 2-4 可知，在風險溝通模式中，媒體扮演著溝通管道的重要角色。透 過媒體的傳遞，專業人員與科學家得以和一般大眾進行雙向的溝通：專業者透 過媒體能以適合各種不同族群所能了解的語言及邏輯，建構出民眾的風險認知 系統。透過各種不同的傳播管道，媒體可以扮演的角色包括以下幾種：

1. 風險再現：以文字或影音方式將以發生過的風險事件再度重現，以 提升大眾的警覺與認識。

2. 風險定義：不同領域的技術者、官僚、科學研究者對於同一風險事 件的定義可能均不同，然媒體因具有傳播性，其風險定義可能較前 述專家對民眾有更大之關鍵影響力。

3. 風險監督：透過媒體提醒，能提升社會對於風險的關注程度。

4. 風險資訊與知識提供：將政府宣導與相關風險知識提供給大眾，並 深化進入社會。

社會溝通：政府、大眾、科學家的雙向溝通橋樑。

然而，媒體由於其風險溝通媒介的關鍵角色，在功能失調時，時常會造成 與上述功能相異的嚴重後果(Willis ; Jim, 1997)。首先，受限於媒體工作者的時 間、本身能力等限制，均可能造成風險溝通的不完全或是傳達錯誤的情況；另 外，媒體由於握有能與大眾溝通的強大力量，時常成為政治操弄或角力的場所，

以至於無法傳遞真實、客觀且公正的訊息給大眾，導致知識操控與單方陎政令 宣導等單項溝通的結果。

在前述缺乏雙向溝通或媒題無法發揮正常功能的環境下，民眾的疑問將遭 受到忽略，透過媒體進行社會學習的空間亦將遭到截斷，若無法在短期間改善，

在長期惡性循環之下，會演變成為失去信任的風險文化(周桂田，2005)。加上 公眾對於風險資訊的獲得與信任原本就是相當脆弱且敏感的，此種脆弱性包括 了對於風險資訊來源、認知，以及價值的疑慮(Miller, David & Macintyre, Sally, 1999)。就另一方陎來說，公眾如果能有效參與風險評估的過程，除了能有效 提升其對於風險資訊的價值判斷外，亦能大幅提高民眾對於風險資訊的信賴程 度，有效發展出風險溝通與社會信任關係的良好聯結與積極的社會效果(Re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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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287 ; Slovic, 2000b:236-38) (詳圖 2-5)。故在風險溝通機制中，具備一個開 放、透明的帄台是相當重要的。

圖 2-5 風險溝通與社會信任關係示意圖

若能將風險溝通塑造成為一個開放、透明的體系，則在社會信任下，將可 建構出一套以風險溝通程序為核心角色的風險管理循環機制(詳圖 2-6)。在此 機制中，透過不斷的溝通，民眾、專家，以及政府在對於災害定義、風險評估、

政策擬定、政策採行，以及政策改善上，均能逐漸取得共識，進而建構出一套 受到整體社會認同的風險管理機制(Gerrard & Petts, 1998)。

圖 2-6 風險溝通與風險管理機制關係示意圖

依據前述文獻回顧所提及的風險溝通四要素，本研究在進行研究架構擬定 時將會以訊息內容、訊息屬性，以及訊息傳遞管道等三項因素作為影響預警機 制的主要變項(接收者特性可在社會經濟屬性部分加以討論)。

(三)小結

經由前述文獻，本研究可將前節所提出影響居民災害應變決策模式各類變 項的相互關係加以釐清，並將居民的風險認知與外界的風險溝通定義為影響居 民災害風險決策程序的兩項主要因素。於第三章中提出本研究包含風險認知、

風險溝通(預警機制)，以及災害風險決策程序等三大部分的主要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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