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承繼與開創：劉以鬯小說中的「現代性」
第一節 香港文學背景與香港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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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批判與想像：劉以鬯小說中的「香港性」
香港文學336在 1950 年代因為政治因素而改變了原先的體質；進入 1960 年 代，它漸漸走入「現代化」，某些小說創作已經可以看出「開出新的格局、新的 寫法」的路向；到了 1970 年代，香港文學配合著經濟成長與社會轉型，漸漸累 積更多突破與轉變的能量；1980 年代之後，以都市為文學創作題材的作品紛紛 出現，彷彿再一次的拭亮了「東方明珠」的華麗。隨著時代的變動，香港的政治、
經濟、教育以及文化空間，也隨之展現出不同面貌，這讓身處其中有所感有所知 的文學創作者，發揮他們的想像與文筆，構築了一篇又一篇的香港故事，也使得 文學領域的研究者，更多也更深入地討論香港文學的「香港性」所應具備的基本 特質。
本章節即是要從香港文學的流變中，分析出論者對「香港性」的看法與解 釋，藉此反觀檢視劉以鬯小說當中，那些符合「香港性」的題材與內涵是如何被 呈現，又是如何被他所重視和討論。經由文本細部的觀察，將劉以鬯小說中偏向 取材的部分捻出，再進一步論述這種偏向所隱含的對於香港的批判以至於想像的 可能，由此來說明劉以鬯小說的「香港性」，既符合港人敘事之特質，同時也帶 有他身為南來作家的個人特性。
第一節 香港文學背景與香港性的形成 一、香港文學流變概述
香港自抗日戰爭後，有不少中國文化人南來避亂，四○年代末，國共內戰 再次迫使中國一群文藝人士來港暫居，例如郭沫若、茅盾、夏衍、秦牧、柯靈等。
40 年代後期，旅港的文化人絕大多數來自左翼，文藝活動主要是「反國民黨、
反帝、反殖」的政治活動，其後這群文人陸續北返，與此同時，右派文人如司馬
336 就筆者所觀察，論者對香港文學的定義基本上有兩種切入點，一種是將香港文學當做中國文 學的一脈支流，其中多具有大中國意識，例如施建偉〈香港文學的中國性、世界性和香港性〉：「香 港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格局的一部份的觀點，近年來已為學術界普遍認同，故在此不贅。」
劉登翰在〈香港文學的文化身份──試論香港文學的「本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中更說明：「凡 是發生在香港的文學現象與文學創作，都應納入香港文學的範疇來予以敘述……這一寬泛的外 延，仍有兩個限定，一是必須中國作家，二是以中文作為語言媒介。」見《活潑紛繁的香港文學
──1999 年香港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1、10。另一種切入點是突顯「香港」的主體性，主要範圍是在香港所發生的人、事、時、地、
物為主題的文學作品，並能突顯「香港」的特徵和性質，這就明顯有別於視香港文學為中國文學 之一脈的香港意識，黃維樑在談論香港文學主體性時，曾指出：「我們認為香港文學主體意識的 喚起，始自五十年代。」見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 社，1998 年），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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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風、徐訏、徐速等人接續南來，展開文學創作的對抗。南來作家的左右對壘是 當時文壇的一個特色，與當時世界的大氣候一樣，東西兩大陣營在冷戰中，而香 港文壇也是左右角力，兩派各有觀點與目的，香港特殊的自由空間，無意中在文 化上扮演中國與外界的溝通橋樑，這是始料未及的一個特殊情況。337
到了五○年代，香港的文學群體中，大部分的南來作家仍不以香港為家，
抱著過渡心態留在香港，盧瑋鑾認為：「五、六十年代南來的知識份子，無分左 右，儘管文藝觀不同，政治立場各異，但不約而同對這個文化異常淺陋的南方小 島，非常不滿，而他們普遍對文藝有著不可轉移的堅執信念。」338張香君也提到 這群知識份子雖然意識形態上壁壘分明，但是在家國認同上卻趨於一致：「除了 以國難想像製造認同感以外，南來作家常刻意營造一個理想而浪漫的北國田 園……但是南來想像中的浪漫北國往往是作家排拒香港這南方小島的手段。無論 是左翼或右翼文化中都有此傾向。」339香港當時普遍人的文化水平不高，嚴肅文 學或新文學的市場缺乏，寫作或是辦報除了擔負起社會文化使命之外，更需要商 業利益的考量，因此當時的南來作家，有一段頗為痛苦的時間，「從事嚴肅工作」
的，也多是「賣文為生」的，作者往往一筆兩寫，在那個時代生活，作者不得不 為生計而賣文，但往往又感到委屈。340
六○年代，戰後青年成長的年代，興起了「文社潮」和大專學生運動，而
《中國學生周報》的影響也相當深遠，他們所主張的，甚至超出文藝，關心廣泛 的文化思潮、社會、政治改革等，也積極主張「文學介入社會」，在某一程度上 為香港文學帶來一點本地色彩。黃繼持提出觀察認為：「香港在六十年代開始走 向『現代化』，市民文化水平與知識雖參差不齊，但青年人的文學視野、社會關 懷、生命體驗，都隨著時代有所擴闊和提高。『實驗小說』有助於揭示這一代人
337 鄭樹森曾表示：「香港之於中國，無論從地理、政治和文化的角度來看，都位處邊陲。但五十 年代亞洲出版社及自由出版社印行的反共小說，顯然不全是針對本地的讀者，而是借重邊陲，向 中原『喊話』。而一些報刊，如《香港時報》和《祖國》，也是邊緣向核心發聲。至於學術上在香 港開花結果的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甚至周邊的錢穆），只是立足香港，但文化上
『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語）。這其實是文學家及文化人自動脫離母體後的必然現象。同樣，
左翼文學家和文化人在香港的大量工作，也未可不能視為努力利用邊緣來確立新核心和新中原。」
見鄭樹森：〈遺忘的歷史․歷史的遺忘〉，《追跡香港文學》，頁 1。
338 見盧瑋鑾：〈「南來作家」淺說〉，《追跡香港文學》，頁 122。
339 張美君：〈流徙與家國想像：五、六○年代香港文學中的國族認同〉，張美君、朱耀偉編：《香 港文學＠文化研究》（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36。
340 劉以鬯：「1949 年，香港文壇在不被注意的情況下有過一次根本性的轉變；大批文藝工作者 離開香港返回大陸；另一批文藝工作者離開大陸來到香港。香港是個工商業社會，大部分香港人 都不關心文藝，甚至消極排斥文藝。文壇縱然發生這樣大的變動，竟連漣漪也沒有出現。」；「在 1949 年之後，文壇的面貌轉換了，寫作人多數視寫作為謀生的手段。當生活的擔子過重時或『綠 背』的引誘太大時，他們都會放棄必須堅守的防線，大量生產低級趣味的『商品』或將文章當作 宣傳政治主張的工具。」見劉以鬯：〈《香港短篇小說選──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序〉，《暢談香 港文學》（香港：獲益出版社，2002 年），頁 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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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只這一代人）的真切感受，認識都市人的內在真實。」341在「實驗」、「前 衛」小說之中，劉以鬯在 1962 年連載的《酒徒》有相當的示範作用，以意識流 手法表現內在真實，對當時的文壇產生十分大的影響。
七○年代開始，香港受到世界各國經濟衰退的影響，調整原有經濟結構而 擺脫衰退，社會走向了富裕。342此時的香港小說，一路接過「文學介入社會」的 信念，參以歐美的文藝思潮，另一路則受法國「新小說」和拉丁美洲「魔幻現實 主義」的影響，有別於其他本土作品。黃繼持觀察到這兩方面的文學取向，提到 劉以鬯在此中的影響：「此中有長一輩作者如劉以鬯的貢獻，上述兩路小說他都 曾命筆。雖則他七、八十年代小說成績能否超越從前，非無爭議；但本地新一輩 作者如西西、也斯等，文學生命之成長，實蒙沾溉。」343八○年代時期，香港時 局產生了動盪，九七回歸的問題對香港文學產生深遠影響，344此時的文學創作 者，產生對生命的體認和反思，有透過神話或粵劇點染，如西西的「肥土鎮系列」， 也有以編故事道實況的方式，述說著評論著港人的故事，此時劉以鬯的創作正出 現這樣的傾向。黃繼持總括地認為八○年代小說有藝術形式的實驗，有以後現代 主義化入小說，亦可寓於雅俗共賞的範疇中，因此此時期的香港文學在「『純文 學』與『都市大眾文學』方面，都有開拓。」345直到九○年代，香港面臨政治轉 變後的過渡期，某些小說所反映的亦帶有一種無奈的色彩，由於香港已是一個國 際大都會，小說中也有濃厚的城市氣息。隨著時間的推移，土生土長的作者陸續 出現，一起拼合出屬於這個時刻的香港文學。
自五○年代至九○年代，香港經歷很大的變化。香港人由難民變成有本土 意識、有歸屬感的香港人。香港的經濟不斷發展，教育得到改善，使這個小島成 為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劉以鬯 1948 年來港，居港六十餘年，經過這數十年，
341 見黃繼持：〈香港小說的蹤跡──五、六十年代〉，《追跡香港文學》頁 23。黃繼持並認為：「在 香港的兩輩（戰後在香港成長的青年一輩，與來港或回港的上一輩）作者寫作意識中，奠定下『實 驗小說』在藝術上的地位，與『通俗小說』分途。『實驗小說』之稱，只是所指約略相同的幾個 提法之一，其他或作『新潮小說』、『現代小說』、『前衛小說』等，並未統一，意味大有探索餘地。
情節的淡化，文體的變革，大眾一時未必能夠欣賞，但文學圈子內不無知音。新的感性與新的手 法，為小說展示現代社會的『荒謬』，切入現代人的迷惘，開闢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香港的文人 一時未免自困於自身的邊緣性與文化上的無力感，實驗小說的寫作與閱讀卻多少能夠呈現某種反
情節的淡化，文體的變革，大眾一時未必能夠欣賞，但文學圈子內不無知音。新的感性與新的手 法，為小說展示現代社會的『荒謬』，切入現代人的迷惘，開闢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香港的文人 一時未免自困於自身的邊緣性與文化上的無力感，實驗小說的寫作與閱讀卻多少能夠呈現某種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