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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不限於兩個時間點的重複測量資料,因此可以利用多波段資料進行個人層 次成長軌跡變化情形與整體層次平均成長軌跡的檢定;第二,以多個時間重複測 量資料所建立的成長曲線測量模型,可延伸成其他多變量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以 進行因果關係的檢視與解析,例如本研究加入外衍預測變項-家庭社經地位,以 及中介變項-父母參與,進行條件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分析,以探討父母參與對學 習成長軌跡的影響效果;第三,從時間次序的考量上,潛在成長曲線模型是一種 時間延宕模型,故對於變項間的因果關係會較為明確。
參、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潛在成長曲線模型(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簡稱 LGCM)代表著是一 種綜合性統計方法,主要是用來分析重複測量變數在不同時間點上,觀測值的起 始狀態(initial status 或稱 intercept)與被觀測期間的成長率或衰退率的變化情形
(growth rate 或稱 slope)。模型最早是由Tucker(1958)與 Rao(1958)所提出,
Meredith 與 Tisak(1990)則依據前述兩位作者所提出的模型,進行重複測量資料 的分析。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理論架構主要是源自於驗證性因素分析(CFA)與 結構化方程式模型(SEM),模型包含兩個潛在變項:起始狀態(initial status)及 成長速率(growth rate),因此可被視為二因子成長模型,又被稱為「基準和形狀 模型(level and shape model)」,簡稱 LS 模型。一般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經常會探 討的三個共同性問題:(1)隨著時間的改變,整個群體的成長軌跡為何?它是線 性成長,亦或是非線性成長?我們可以建立出適配於觀察資料的潛在成長曲線模 型嗎?(2)對於每個個體,我們都需要有不同的成長軌跡型態嗎?(3)假若每 個個體有不同的成長軌跡型態,我們可以找出哪些相關變項,以預測這些個體的 成長軌跡變異情形嗎?
為了便於讀者理解何謂潛在成長曲線模型,本研究首先介紹潛在成長曲線模 型的數理原理與設定,接著說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統計分析模型。
一、模型的數理原理與設定
依據Kaplan(2009),以及 Wu 與 West(2009)的看法,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基本上可分成兩種分析取向:一為結構化方程式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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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二為多層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ing approach)。但 Bollen 與 Curran
(2006)、Preacher 等人(2008),以及 Rosel 與 Plewis(2008)認為結構化方程式 模型取向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在處理各種形式的測量誤差、提供其他的估計 量、模型較具彈性與變化、可進行變項與變項間結構關係的探討,以及對於處理 連續、兩元、次序重複測量變項上是比較擅長;若當每個個體在不同的時間點被 觀察、重複量數是次數變項、以及三個或超過三個以上分析層次時,多層次模型 取向是比較易於使用。由於本研究分析的模型較為複雜且富有變化性,需要進行 外衍預測變項、中介變項與潛在成長曲線的結構關係探討,且在資料蒐集的時間 點上具有測量時距相等的特性。基於上述優點考量與研究分析的模型,本研究採 用結構化方程式模型取向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做為資料分析的方法。
研究上若有i 個個體(i=1,2,3,…,N)於 t 個時間點(t=1,2,3,…,T)的重複觀 測結果(Y),以結構方程式模型的符號及設定來描述,一般線性潛在成長曲線模 型的可表示如下:
τ η ε
= + Λ +
Y
(1)其中,
τ
為截距,為了模型辨識的理由,τ
一般被固定為 0;Λ
的意義如同 一般結構方程式模型的因素負荷量一樣,潛在成長曲線模型藉由對Λ
的設定,區 分潛在變項向量η
為截距向量(η
α)和斜率向量(η
β),依此可確定出每一個觀 察個體於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中的起始狀態(η
iα)和線性成長速率(η
iβ),ε
為 測量誤差向量。η
可更進一步定義為η = Α + ζ
,其中Α
為η
之期望值向量、ζ
為殘差向量。
當E( )η = Α,E( ) 0ζ = ,V( )ζ = Φ,E( ) 0ε = ,V( )ε = Ψ,Cov( , ) 0η ε = 時,
可以獲得觀測結果向量Y 的期望值與共變異數矩陣為:
μ
Y = ΛΑ (2)Y ' ε
Σ = ΛΨΛ + Θ (3)
若以本研究分析的基準模型為例說明,TEPS 長期追蹤資料有 4 個時間點的 重複觀察或資料蒐集,合計N 筆觀測資料,Y 為第 i 個個體(i = 1, …, N)於第 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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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卡方值(χ2)、比較適配指標(CFI)、Tucker-Lewis 指標(TLI)、均方根近似 誤(RMSEA)、標準化均方根殘差(SRMR)、AIC、BIC,以及 Sample-Size Adjusted BIC 訊息標準指標等八種適配度指標可供選擇。 基準模型(baseline model)。根據Bayley(1968)與Cattell(1987)對於智力成 長曲線的研究,以及Fraine等人(2007)、McArdle等人(2000, 2002)、Muthen與 Khoo(1998),以及游錦雲等人(2009)的認知能力成長軌跡的實證研究,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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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hén, 1989)。潛在成長混合模型(Latent Growth Mixture Modeling,簡稱 LGMM),主要是在一個模型中結合了類別性潛在變數與連續性潛在變數,放寬 所有個體均來自相同母群體的假定,允許在樣本裡可以有無法觀察到的異質性
(unobserved heterogeneity),它說明個別的差異是可以來自子母體的差異,不同 類別下的個體具有不同截距與斜率的變異;這些類別可由潛在類別變項做為導 入,類別代表的是資料無法觀察到的異質性(Kaplan, 2009)。
故本研究進一步以上述二因子非線性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為基礎,利用潛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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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Kenny(1986)的中介效果檢定方式,統計分析步驟如下:(1)首先以家庭社 經地位對學習成長軌跡進行路徑分析,家庭社經地位單獨對學習成長軌跡要有顯 著的影響效果存在;(2)接著家庭社經地位能顯著預測父母參與;(3)父母參與 能顯著預測學習成長軌跡;(4)最後,將家庭社經地位與父母參與同時納入結構 方程式分析時,當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長軌跡的結構路徑係數明顯下降或變成 不顯著,中介變項即構成。其中,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習成長軌跡的結構路徑係數 變小,卻仍具有顯著時,稱為部份中介(partial mediation);若家庭社經地位,其 整個統計分析模型的矩陣方程式表示如下:‧
異,Desimone(1999)、Lareau 與 Erin Horvat(1999)、Lee 與 Bowen(2006),以 及McNeal(1999)發現家庭社經地位愈高,父母參與效果愈好;相反的,Dominaμ
α‧
(2005)及其 Sui-Chu 與 Willms(1996)的研究則發現父母參與效果對低家庭社 經地位的子女反而較為有利。Park(2008)以 PISA 2000 的次級資料,進行教育 體制與父母參與效果的社經差異之關係研究,發現標準化教育體制的國家,父母 參與效果有利於低家庭社經地位的子女;在非標準化教育體制的國家,父母參與 效果有利於高家庭社經地位的子女。若以Müller 與 Shavit(1998)的標準化程度 區分世界各國教育制度,臺灣教育學制較屬於高標準化的教育體制,父母參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