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與魏源經世思想比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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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與魏源經世思想比較分析

李國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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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之所以將包世臣與魏源的經世思想作一比較分析，係因兩人的困頓境遇頗為相似，又均是嘉道咸時期主張經世致用的重要人物。包世臣一生是極端的道德論者，他主張利用保甲制度，強制的推行德治。其所提出的辦法頗似極權政治，對人民諸事嚴格規範。然則由於家貧青少時代曾種植蔬果維持家計，又性格務實，凡事必親臨其境，考察利弊得失，對於清代漕運鹽政與河工均能提出可行的改革意見。更因留心時事，極早對英人在遠東的活動，提出警告，甚至主張必要時派兵驅逐英人，佔領新嘉坡，改為郡縣。對於英人在華大量傾銷鴉片及棉紡職品，使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白銀外流，極為留心，主張貨幣使用銅織、紙鈔，而不廢銀。所謂而不廢銀者，係仍然允許民間持有白銀。魏源自幼個性孤獨，喜好沈思冥想。青少年時代喜愛王陽明心學，迨游學北京，師侍公羊學大師劉逢祿以後，乃沉潛於公羊學與理學，對於古本經典，深具研究心得。先後編著有大學古本、詩古微、書古微、公羊古微、董氏春秋發微諸書，已儼然成為經學名家。道光初年因賀長齡所託，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及入江督陶澍與蘇撫賀長齡幕府，更注重經世致用之學。主法後王，注重當代。此後因受鴉片戰敗的刺激與林則徐的委託，編撰成海國圖志一書，介紹世界諸國形勢，主張以夷制夷。頗以是卓越的縱橫家自居。魏源經世思想注重收集文獻，溯源尋根，建立理論，於清代鹽漕河工的改革均著有專著，但總不及包世臣的實際可行。其西方知識遠比包世臣豐富，卻也不及包世臣觀察敏銳深刻。如果說魏源思想反映出書生本色，則包世臣一切講求實際，注重可行性。在十九世紀包世臣是著名的詩人及書法家，唯由於在經學的造詣上遠不及魏源，而其經世理論架構又不能如魏源聳人聽聞，致其在經世思想上的地位頗不及魏源聞名。  本文作者為國立臺灣師範大學歷史學系退休及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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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世思想西方認識以夷制夷

前言

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史上，論及經世思想，嘉慶至咸豐時期的包世臣與魏源應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均可視為是近代經世思想的先驅人物。過去研究兩人個別的著作雖然很多，但將兩人作比較分析者，似尚少見。本文之所以願作此種嘗試者，係因人物思想研究必須要有比較，方能看出其所長與所短。而比較更應該與同時代異性質的人比較才能更見其特徵。包世臣與魏源雖年齡差距不小，然因卒年相差無幾，兩人大半生處於同一時期，兩人雖然相識，無論其成長的背景，或經世思想的體系，均有很大不同。故仍然作此種比較分析嘗試，以觀清代嘉道咸時期經世思想的多樣性。

一、包世臣的生平與治學根源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號倦翁，自稱安吳先生。生於乾隆四十年，卒於咸豐五年，享年八十一歲。安徽涇縣人。是嘉道之世著名的詩人與書法家以及注重經世致用的學者。對於清代重大的弊政鹽法漕運河工等均有具體的改革方案，曾參與鹽漕河工的改革工作，名動公卿。由於個性的倨傲，宦場並不得意，一生困頓。氏雖係皖南人，但自幼家居南京。父名郡學，係寒儒，教書為生。世臣由於留心時務，對於當時的洋貨充斥，洋煙的日漸流行，洋人眾多東來，深為隱憂不已。曾提出些建議和看法，雖未盡為當政者採行，但頗具遠見，故被視為是一位具有遠識的經世思想家。包世臣少年時曾因父病家貧，親種蔬果十畝，以濟家用，1由是深究農家利病。稍長轉興趣於兵學，沉潛深研孫、吳、司馬三家兵法，並及於其他有關兵學書籍。亦深究左傳、國語、戰國策、越絕書、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書所載戰爭，撰成兩淵十六篇，五千餘言，及論古代軍事得失，五千餘言。嘉慶二年（1797），世臣廿三歲，受知於皖撫朱珪。時因川楚白蓮教之亂，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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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亦水寇猖獗。世臣建議造分水龍快艇百艘，用作戰艦。而所謂分水龍者，船小底尖，兩頭銳，船外夾以輪。人在船內以足踏輪撥水，可快速航行。船上覆以牛皮，可禦炮矢。其利用機械的原理，約與西方最早之輪船相似。另亦主張招撫水寇，屯墾江中新淤沙洲。2惜因朱珪調職，不果行。後兵備道宋鎔用其策，勒兵協防港口，不許湖北雙飛燕小船入港，使水寇盡被驅離皖省。3由是以知兵聞於世。而世臣亦以知兵事依附於川鄂大吏間。時恰當川楚教亂之際，散兵游勇每聚以為亂。世臣主用鄉兵平亂，輔以撫輯流亡，以及散兵游勇，均給予土地開墾，使能安家立業，減滅動亂之源。4對於練兵，主採精兵主義，並以近人情，不難為人，為帶兵之要。5 嘉慶五年（1800），世臣東返江淮，究心於鹽漕河工諸務。仍以奇策遊走於大吏之間。雖有盛名，然科場並不得意。嘉慶十三年（1808）三十四歲方中舉人，6 此後連續十三次參加會試，皆未能中。但已是名動公卿的名士，使其原極自負的性格，更趨倨傲，以致於在大吏幕府中難於長久，僅能以經濟刑名之學短期為人所用。嘉慶十六年（1811）曾佐百齡治河。道光年間亦曾佐陶澍辦理海運、治河及改革鹽務。7世臣為人才氣縱橫，卓立獨行，坦蕩不喜約束，再加以倨傲過甚，故始終難得長期倚重之主。三十六歲以後，定居揚州，然仍時而出遊，足跡遍南北諸省，所到之處留心時務與民生利弊。此時與魏源頗有往來，並因魏源之介紹，得識賀長齡。包世臣雖個性倨傲，卓立獨行，由於自負具有治世之長才，始終有入世任官之心。惜未能考取進士，故至道光十五年（1835），方以舉人大挑知縣派往江西任職。但因丁母憂，他卻無法前往。8服闋後，道光十八年（1838）方得權江西新喻縣。時世臣年已六十有四，垂垂老矣。旋因處理新喻漕糧舊案不當，被劾去職。9 2 胡韞玉輯，《包慎伯先生年譜》，廣文書局重印本，頁 6 下－7 上。 3 同上書，頁 7 下。 4 同上書，頁 8 下至 9 上。 5 同上書，頁 10 下。 6 蔡冠洛編，《清史列傳》（即清代七百名人傳），啟明書局重印本，頁 451，包世臣。 7 胡韞玉輯，《包慎伯先生年譜》，頁 37 下。 8 同上書，頁 36-37。 9 同上書，頁 37；蔡冠洛，前引書，頁 451，包世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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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當鴉片戰爭之時，世臣仍寄寓江西。楊芳以參贊大臣赴粵辦理抗英事務，及林則徐獲罪北上，均在經過江西時與之相晤。而且與楊芳之晤，雙方係筆談，蓋楊芳耳聾故也。10 道光二十四年（1844）世臣整理其舊著，彙集而成安吳四種一書，凡三十六卷，約四十萬言。其書所以命名為安吳者，以涇本秦縣。季漢時曾分為安吳，故以為名。安吳四種計分為：中衢一勺，七卷。主要討論漕鹽河工三大政，其書初成於道光四年（1824）。藝舟雙楫，九卷。為其討論治學、書法及其文集。管情三義，八卷。為其詩集。齊民四術，十二卷。為討論農政、保甲、禮、刑、兵，以及其若干論政書信。11 包世臣在安吳四種總目敘中自稱他所受的中國傳統經史子集等的影響：“於經則詩、禮，於史則國語、國策、馬、班、陳、范、資治通鑑，於子則孫、吳、孟、荀、韓、呂，於總集則文選、古文苑，於彙編則通典、冊府元龜、山堂考索，稍見其深。＂事實上，世臣由於家貧，幼時僅誦讀易、詩、禮，二十三歲在朱珪處方得讀及十三經注疏，略及訓詁。12故他的治學，與乾嘉時代的一般學者不同，並非由小學及訓詁學入手。或由於受他的父親影響，世臣相信詩是諸經的綱領，關乎倫常德化，可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因此他將詩經視為尊德性的一種手段，為學當由讀詩經開始，13故仍然是一位與傳統的儒生相同，將詩經德化論的學者。對於詩經既是如此的看法，因此對於禮很自然的更持相似的觀點。以為禮是先王治世之大經，君子淑身之大法。他根據孟子的說法，君子以仁存心以禮存心。堅信：仁者愛人，禮者敬人，愛人敬人人恆愛敬之。14又以為上者好言道，次者則言法，道附於事，統於禮，因此子思說禮儀三百，威儀三千。孟子亦認為養民 10 胡韞玉輯，《包慎伯先生年譜》，頁 38 下。 11

根據房兆楹在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書中稱，安吳四種成書於 1844 年（道 光二十四年），兩年後方用安吳四種之名稱。見該書頁 610。此處言 1844 年者，係根據是年包世臣的自序。 12 〈總目敘〉，包世臣，《安吳四種》，文海影印本，卷首，頁 3 下－4 上。 13 〈十九弟季懷學詩小錄序，道光壬午〉，《安吳四種》，卷 9，頁 1 上；頁 34 下，〈示十九弟季懷，嘉慶甲子〉；頁 5，〈書毛詩關睢序後，道光辛丑〉。 14 〈文譜，道光己丑〉，《安吳四種》，卷 8，頁 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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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制教民之法，一切必須本乎禮。15因為受上述的這種傳統的道德論看法的影響，包世臣終其一生，始終是一位道德論者，而且主張對於人民與社會應給予極強制的道德約束。而他的這種思想根源，是來自傳統儒家的看法，特別是詩經與儀禮的影響，實際上也是受他父親的影響。蓋他對詩與禮的認知，自幼得之於他父親。故包世臣雖在思想上充滿了改革與變法的精神，但在根本上，他仍然僅是一位傳統儒術經世思想的奉行者。在史著方面，他既是一位道德論者，使他這種道德論的喜好，亦顯現出深受讀司馬光資治通鑑的影響，論事多持道德史觀，喜以道德論的態度評論史事。在子集方面，他雖喜好兵學，根本上仍服膺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的看法，以為唯士能為。對勞心與勞力的看法，相信勞心者治人，勞力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對於近人的著作，他最欣賞顧炎武的日知錄。少年時代曾欲購買，惜無錢。自以為所著說儲兩篇內容多與日知錄相似。他贊同顧炎武的看法，認定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及治亂的關鍵在人心與風俗，而轉移人心，整飭風俗，是達到教化綱紀不可或缺的必要措施。他同意教化綱紀百年養之而不足，朝夕敗之而有餘的看法。包世臣在治學的方法上究竟與痼亭林不同，深不贊同顧氏的摘章句以說經，他不崇尚小學與考據之學，這是他與顧亭林的很大不同之處，也是他在乾嘉時代人物中的特立獨行。由於年幼時期生活的困苦，使他自幼養成無論讀書治事，著重實用。也許正因為如此，使他一生要經世致用與治學未曾走向空虛的純理論之途。

二、包世臣的政治認識與社會經濟理念

在基本觀念上，包世臣堅信為政之道在通民情使民富。他在說儲上篇前序中曾說：“國立於三，行之以一。夫維心以德，養尊以威，合眾宜財。財匱則威不行，威沮則德不立。＂16他將通民情，使民富，視為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基礎。 15 〈與楊季子論文書，嘉慶丁丑〉，《安吳四種》，卷 8，頁 15 下－16 上。 16 〈說儲上篇前序〉，《安吳四種》，卷 7，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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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達到這項基礎的唯一方法是地方官的親民。官府如能親民，使民富，國家的政治安定與社會繁榮，就很容易能夠達成。故他在基本的政治認知上，仍然是服膺儒家的民本論。對於法律，他的認知是：齊一人民的行為。他相信儒家富而好禮，衣食足而後知禮義之說，人民如果貧窮是常會犯法的。而法律廢弛，將造成利浚於下，財匱於上。所以君主應以恭儉之德昭示天下，以求人民的溫飽。17這種思想雖合乎儒家的標準，卻與西方近代消費刺激生產促進經濟繁榮的觀念，大不相同。因而亦反映出他的民富論純粹是未受有西方影響的。由於當時中國仍是農業社會，包世臣的富民說也是以農民為其著眼點的。根據他的計算，天下之土可以養天下之民，反對中國田地不足分配之說。18為了使農民能夠安居樂業，政府應使天下土地盡耕，講求農事的改進。因此他在所著齊民四術中，以農政為首，討論農事的改進。包世臣雖重農，對於工商亦不排斥。瞭解無工則無用，無商則不給。與農是三者缺一不可。對於士，他承認是四民之首，居於社會的領導階層，國家治亂的關鍵所在，居高位者必須努力求取人才。也許由於他個人懷才不遇的處境，他主張人才是要由居高位者發掘求取，而非毛遂自薦的。19而且他的人才標準是必須才德兼具，使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尊德性與道問學及經世濟民三者等量齊觀的。包世臣的整個政治的理想是：國富（也就是民富）君尊（也就是有其威嚴），兵革不興（也就是社會和平安定），民樂其生（也就是人民生活康樂滿足）。而達到此一理想所應採行的方法是：(1)法令簡明。他對於當時的法令──特別是財稅法令規章的嚴繁苛刻，使官員動轍得咎，官員自顧自救尚不暇，遑論恤其政體，極其不滿。20 (2)用士應求其才，他以為士大多內迫窮困，外遭沮抑，久之將造成決惑 17 同上註。 18 根據包世臣的計算，如計口授田，約人可得五畝有奇。中歲共可得穀十二石。中人歲食穀七石，耕六餘四。冬夏所穫，山澤所出，尚不在內。（見《安吳四種》，卷 7 下，〈中衢一勺〉，頁 33 下－34 上。 19 拙著：〈由安吳四種論包世臣的經世思想〉，《近代中國早期歷史研討會論文集》，1988 年，頁 626。 20 〈上篇序目，嘉慶辛酉〉，《安吳四種》，卷 7 下，〈中衢一勺〉，頁 3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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熒眾，每為厲階。為政者應禮賢下士，虛心求才。他反對人盡其才的說法。他所視為的才是才德兼具的大才。而對於所謂的小人或小有才，他是不予考慮的。21 (3) 應條列敗壞政教於時最切的流弊，設刑罰以救之。在齊民四術中，他以為吏無恥則營私不奉法令；士無恥則苟且而不畏辱身；民無恥則游惰而敢犯法。22 (4)對於官員，則應條列職守，整飭親民之政。他相信地方官員由於待遇菲薄，經費不足，致而貧而志污，忘其本職。故應條列職守，整飭親民之政。世臣對地方官不明刑名錢穀諸務，一切仰仗胥吏，致胥吏弄權，深不以為然。使他對地方官所要求的親民，亦包含有熟悉政務的用心。官員對於小吏則應賢賢相推，廣為辟補。23 (5) 視理財係為政之大端，當務之急。不利於民者，必亦不利於政府。應條列其宜，責成辦理。對財政官員的防檢，不宜太苛，如此方能流行暢而收效速。24 由上所述包世臣的政治認知，無論是民富國富論，重農親民說，以及才德必須兼具的主張，在在反映出他是一位儒者，而且是注重禮治與德化，有循吏論傾向的學者。包世臣既是一位重農主義者，他的經濟理念在根本上自然亦是以農業為主。他根據孟子所言：“民事不可緩也，易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相信只要輕徭薄賦，使民歸農，自然會經濟繁榮，奸邪不生，社會安定。他堅以為治平之樞在郡縣，郡縣之治在農桑。因此在齊民四術中討論農的問題時，寫下辨穀、任土、養種、作力、蠶桑、樹植、畜牧七項。由這七項的討論，可知他的農業經濟理論如下： 1. 地盡其利，儘量開墾。他沒有環保或水土保持的觀念，主張不顧一切的墾荒，由山下直墾至山頂。不能開墾之處，則種樹。25 2. 以道德的觀念，衡量經濟作物與農家副業。因此贊同蠶桑樹藝蔬果及飼養家禽家畜，反對種植煙草、鴉片與釀酒。他在庚辰雜著中，認為近來人民貧窮的原因有二：一、煙耗穀於暗，二、酒耗穀於明。此處所謂的煙是指 21 同上書，卷 7 下，〈中衢一勺〉，頁 36 上－37 上。 22 〈庚辰雜著一，嘉慶廿五年.〉，《安吳四種》，卷 31 上，〈齊民四術〉，頁 1-3。 23 《安吳四種》卷 7 下，〈中衢一勺〉，頁 37。 24 同上書,卷 7 下，頁 37 下。 25 〈任土〉，《安吳四種》，卷 25 上，〈齊民四術〉，頁 13 上－1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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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草。種煙草需要很多人工，最耗地力。而且抽煙耗財耗時間，這些損失都是不知不覺的。故曰煙耗穀於暗。酒包世臣以為古時用之的目的有三：一、成禮，二、養老，三、醫病。而今荒郊野巷均有酒店，到處都是醉民。釀酒最耗米糧，故酒耗穀於明。人民應當禁煙禁酒。26 3. 至於鴉片，他所看重的，仍是國人吸食所引起的白銀外流的問題。按照他的估計，僅蘇州一地，每年因吸食鴉片而造成的銀漏，就有三四百萬兩之多。 4. 對於貨幣問題，主張用銅錢及紙鈔而不廢銀。他分析當時錢日賤銀日貴的原因有三：一、商賈轉輸百貨用銀，二、政府收稅用銀，三、洋人走私鴉片所造成中國白銀流入外國的銀漏日益嚴重。而錢日賤銀日貴影響升斗小民最鉅，今當用紙鈔取代白銀，但白銀仍許民間持有，故曰用錢及鈔而不廢銀。為防止民間私印紙鈔，以及避免發行過於浮濫，他主張只有中央政府才可以發行紙鈔，而且鈔額以五百文（後改為一千文）起，至百千（後改為五十千）止。發行數量初以一歲錢糧的半數為準，日後可增至一歲錢糧收入的一倍。對於鑄錢，他反對鑄面額大的貨幣，如以一當十或當百的銅錢。27大體上他略有防止通貨膨脹的認知。對於社會問題的認知，他在基本觀念上，要嚴密社會的組織，以及注重知識份子（士紳）的領導。因此他看重中國原有的保甲組織，要加以強化，十戶為甲，十甲為里，十里為保，十保為鄉。鄉有鄉老，保有保長與保貳，里有里正，甲有甲首。對於所轄人民，分別善惡正邪以及貧富，列等載於戶冊與田冊，加以管理。每戶設有門牌，載列家口、年貌、產業、錢糧、畜牧、竹樹等資料。亦即一切公開化，毫無隱私可言。尤有甚者，犯罪變好變壞亦均一一載明。田冊記載每戶得田數。有田六畝者，為上戶，四畝為中戶，二及一畝為貧戶。無產無業，老病無子孫以及子孫幼弱，或家有一壯，但扶養人口四五人及以上者，均為窮戶。而有田十畝以上者，為饒戶。上萬金者為富戶。富戶又分三等。社會上的婚喪喜慶各 26 〈庚辰雜著二〉，《安吳四種》，卷 26，〈齊民四術〉，頁二下。 27 〈與章淵甫書，道光壬辰〉，《安吳四種》，卷 26，頁 7 下；頁 8，〈答王亮生書,道光甲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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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活動均有明確的規定。28 總之，包世臣是要透過嚴密社會組織──保甲制度，來嚴密控制社會。而他心目中的理想社會是有等差的階級社會，絕非是自由開放的平等社會，一切要加以管制，一切要整齊嚴謹。他所欲建立的社會模式與今日的極權主義社會頗為相似。對於士人，他瞭解其在社會上所起的領導作用，因之希望經由保甲來加以教育與考核，建立所謂士冊，記載士人的行止，不僅注重對其品德學問的考核，更須親身力田勸農。兒童六歲就學，不僅讀書，尚須教導尊親敬老友愛孝順，子弟聰穎無經濟力量就讀者，由官方培育之。他的理想是：民化於士，士化於吏。他希望經由保甲制的監管，士人能行己有恥，知書達禮，甚至允文允武，成為人民的表率。29而一般人也能注重道德禮讓，各安其業。包世臣由於是極端的道德主義者，為獎善懲惡，他要在村莊要道口，修建旌善及癉惡亭，另外鄉保里甲負責人也可佈告村民善惡行為，來褒揚或儆戒居民。30 諸此種種在在顯示出他是一位具有積極干預性的道德論者。唯極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宗族在社會中的地位，以及與保甲間的關係，討論之處不多。也許在他的觀念中，保甲可以涵括宗族，宗族注重親情，往往難於公正。然則不論如何，他也相信宗族制度是可以協助保甲組織推行的。

三、包世臣對漕鹽河工三大弊政的改革意見

中國由於幅員遼闊，物產分佈不平均，傳統時代的交通運輸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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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元明以降，政治軍事重心在北方，稻米產地在南方，特別是長江下游，於是造成北方必須仰賴南方的稻米接濟。其運輸是經由江南至通州的大運河，時稱之為漕運。漕運的數量在清代每年約四百萬石，極其驚人。漕糧由征收到運輸上船，以及至通州入倉，經過官府漕丁船戶倉吏種種的盤剝，是清代極大的弊政。江浙地方官及地主均為此叫苦連天。包世臣曾於嘉慶九年（1804）著海運南漕議，道光五年（1825）著海運十宜兩文，向江蘇大吏建議以海運取代漕運。包世臣曾親至上海，瞭解當 28 〈說保甲事宜，嘉慶辛酉〉，《安吳四種》，卷 28 上，〉〈齊民四術〉，頁 2。 29 拙著：前引文，頁 633 至 634。 30 〈說保甲事宜〉，《安吳四種》，卷 28 上，〈齊民四術〉，頁 9 上－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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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上海是中國南北海運的樞紐。上海往南的海運由於沿海多是岩岸，其運輸的船隻是吃水深的尖底的鳥船。中國北方沿海多是沙岸，港口水淺，所行者是平底的沙船。南北運輸船隻各有不同，其船幫亦異。上海沙船的北航，大多運貨不多，其貨運主要是依靠回程的運載東北所產的大豆。故如能將漕糧交由沙船北運，應是其船幫極為樂意之事。官府可令沙船北往時規定每船以運載量 70%載運漕米，其餘 30%仍可由其載運他貨，並厚予運費，另給予所載漕糧 5%之損耗補償。他的這項意見在 1804 年曾向江蘇當局建議，由於浙江巡撫阮元的不支持，而未被採納。 31_{二十一年後由於運河的淤淺，航運困難，道光帝下詔徵詢海運是否可行。他復} 上書蘇省當局，提出海運十宜的建議，而次年為陶澍採行，以 1562 艘沙船運送漕米一百六十三萬三千石至天津。成為陶澍在江蘇的一項重要治績。32唯海運當時並不能完全革除漕運之弊；漕運停止，運河沿途以漕運為生者如漕丁及船戶等，生計問題亦難解決，何況海運尚有風濤之險，故清廷仍然未能長期採行。包世臣自始即瞭解問題的根本解決，仍在於增加北方食糧的自給。他曾於嘉慶十四年（1809）於海淀謁戴均元時建議，按照過去怡親王籌辦直隸水患開墾荒地的舊例，招老農教導旗民於馬廠一帶荒地開墾，按照他的估計，官府歲可獲百萬石的地租以解決北方部分民食。惜未被採行。33此後他在道光十五年（1835）著畿輔開屯以救漕弊議，主在畿輔數百里之內，可通舟楫之處相地開墾水田五百三十萬畝，按民間均分辦法，政府可得米二百萬石，是漕糧的半數，可以減輕一半漕運的負擔。34惜仍未被採行。對於漕丁問題，他主張厲行屯田，以為不僅使彼等生計有著，而且修船有費。由於此時的政治已懨懨無生氣，他的這些自以為是良策，均未被接納採行。鹽，中國自古以來即行專賣制度。而所謂的專賣制度，實際上多是政府設鹽官管制生產與運銷，一切生產與行銷的事務仍是由指定的灶戶與包商來辦理。可以說是一種官督商銷的專賣制度。但由於中國產鹽的地區很多，於是在行銷上採 31 〈海運南漕議，嘉慶九年〉，《安吳四種》，卷一，〈中衢一勺〉，頁 1 上至 3 下。 32

Hummel,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710；魏秀梅，《陶澍在江南》（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年），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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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問答〉，《安吳四種》，卷 4，〈中衢一勺〉，頁 2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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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引岸制度。所謂引是指鹽的重量，引有大小，大引一般為每包重四百斤，小引則重二百斤。故是指銷鹽的數量。而岸是指行銷的區域。當時某個地區所產的鹽行銷某區是有嚴格規定的，如果妄自行銷他區，則是私鹽。這種管制的生產與行銷，以及銷鹽區的劃分殊難盡善盡美，再加上政治社會風紀不良，因而產生各種私鹽，影響政府鹽課的收入。包世臣認為乾隆年間鹽商自行成立務本堂，負責統籌政府各項稅收攤派，一般鹽商不直接與鹽官往來，官商勾結較少，鹽務的情況較好。自從改管堂為管庫，允鹽商直接與庫官來往，於是鹽務大壞，官商勾結日甚。鹽商拖欠庫款，官因徇私，受商挾持，而商亦因走私又受船戶挾持。於是走私盛行，官鹽因價昂而難銷。35他相信兩淮鹽務整頓，首在大量裁撤管鹽的閒員，使鹽運司管錢糧，鹽大使管灶戶，多方降低官鹽成本。官鹽價賤，私鹽無利可圖，自然走私減少。他更主張盡量開放鹽的行銷，減少為少數鹽商壟斷。祇要行銷區內州縣給予執照，鹽官即應允其購買販賣。36正因持如此開放態度，故亦贊成仿浙魯鹽區，實行票法。道光十年（1830）旨令戶部與兩江總督陶澍議商改淮鹽為民運民銷。他遂上代議淮鹺條略二十五條，主張廢除灶戶征課，僅征商課，實行票法，運司處繳款，鹽場憑票取鹽，簡化繁複手續。各種鹽課一次繳納，不再另行徵收他項稅課。37並應對淮北鹽的運銷有所改革，平抑淮北鹽集散地西壩的鹽價，而提高產地池戶的鹽價，並允許淮北鹽經淮南而他銷，使淮北鹽務較前興旺。38 包世臣對於淮鹽的情況瞭解頗深，所提出的改革辦法，確是一針見血。由他的辦法中，也可以看出，在貿易問題上，他的態度與對社會問題不同，反而有若干自由貿易的開放精神。關於河工問題，包世臣自稱學自於郭大昌。他一生服膺二說：一是“治河始自下流，下流既暢，上瀾自安。＂另一是明人潘季訓的理論：“以堤束水，引而入海。＂“唯旁決之河沙墊底高，不可以行，須洪水歸槽，沙隨水刷，才可用之。＂他不贊同西漢賈讓不可與水爭地之說，贊同靳輔於黃河口築長堤入海，以逼軟淤 35 〈小倦游閣雜說二，道光己丑〉，《安吳四種》，卷 5，〈中衢一勺〉，頁 15-17。 36 〈小倦游閣雜說三，道光庚寅〉，《安吳四種》，卷 5，〈中衢一勺〉，頁 23 上－24 上；〈庚辰雜著五，嘉慶二十五年〉，《安吳四種》，卷 3，〈中衢一勺〉，頁 5 上至 8 下。 37 〈代議改淮鹺條略，道光庚寅〉，《安吳四種》，卷 7 上，〈中衢一勺〉，頁 3 下－11 下。 38 〈上陶宮保書，道光甲午〉，《安吳四種》，卷 7 上，〈中衢一勺〉，頁 2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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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39他曾於嘉慶二十二年（1817）著說壩一、二兩篇，主張以壩治溜，以溜治槽，而激溜在設壩。意在築壩束水使水沖刷河底泥沙，使河床落差增大，水流有較好的沖刷力。40他同意潘季訓的說法，築壩非對不能逼溜，非斜不能導溜。築壩不可太長太高，但必須是對頭斜壩，否則不能有效。41對於築堤，他也欣賞潘季訓的主張，黃河堤應分為大堤與縷堤，大堤築於距河床兩岸千丈之處，縷堤築於距河岸三百丈之處，縷堤矮於大堤，大堤與縷堤之間為洪氾區。對頭斜壩則當修於縷堤之內。42他曾將這些理論用於治蘇北裏河中河及運河，頗能收效。因此根據這些經驗，他於嘉慶十五年（1810）著策河四略，其第一略救敝要略，是討論治理運河，以及如何築壩和利用黃河與洪澤、高郵等湖水，來調節運河水位，便利航運。要點則在築壩禦黃，濬運引入湖溜，以增強運河的沖刷力。其第二略守成總略，是討論如何革除河工官場的弊端。第三略籌款至略與第四略積貯本略，主要討論籌措經費與儲備物料。其中亦討論及治水成功後的墾淤問題。43由此可以瞭解，他的討論治河不純粹限於治河的技術，尚包括與治河相關的各方面。殊顯現出他洞察的深遠與處事的周詳。由上述的包世臣有關漕鹽與河工之討論，可以看出他對清代的這三大弊政是確實下過一番研究的功夫，而且很有心得。正因為他對這三項問題有深入的認識，能提出恰當的解決之道，故才能為真正努力治事的大吏所任用。祇可惜包世臣脾氣過傲，難與人長久相處，遂使其終生竟抑鬱不得志。

四、包世臣對西力衝擊的認識

包世臣既有敏銳的觀察力，又留心時務，很自然的他對當時西力的東漸，以及所引起的問題有其看法。就經濟問題言，由於十八世紀末，中國社會上已發生錢日賤銀日貴的現象，故被認為是由於外洋以其奇巧奢侈品輸華，換取了大量中 39 〈籌河芻言，嘉慶一三年〉，《安吳四種》，卷 1，〈中衢一勺〉，頁 4。 40 〈說壩一，嘉慶二十二年〉，《安吳四種》，卷 2，〈中衢一勺〉，頁 21 下－22 上。 41 〈說壩二，嘉慶二十二年〉，《安吳四種》，卷 2，〈中衢一勺〉，頁 24 上。 42 〈救敝要略〉，《安吳四種》，卷 1，〈中衢一勺〉，頁 23 43 關於策河四略的詳細討論，可參閱拙著前引文〈由安吳四種論包世臣的經世思想〉，642-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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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白銀所致，稱其問題為銀漏。在嘉慶年間清政府曾三次（1799, 1809, 1814）下令禁止紋銀出洋。故就正規貿易的銀漏問題言，包世臣不是提出這一問題的最早者。但對於鴉片走私是造成銀漏問題一項主因的看法，包世臣則極早即予提出。嘉慶二十五年（1820）他在庚辰雜著二中已提出鴉片耗費中國的銀兩，是：“外夷以泥來，內地以銀往。＂每年僅蘇州一地即耗銀三四百萬兩。44約早於林則徐等的認知約 13 年之久。此時他已了解鴉片之所以愈來愈盛，因為是一種毒品，吸食者難以自止。他主張由拔本塞源入手，斷絕中外貿易，每年中國所損不過稅銀二百萬兩而已。其他正當貿易可以改為中國以貨物往彼處以貨易貨貿易。45其主張顯然窒礙難行。由此可以看出他對貿易往來的必然性了解有限。這時他已了解英國是外夷中最強大者，不過其領土僅約中國百分之一，沒有甚麼可怕的。在心理上，他是如同當時人的一般看法，西洋人需要中國的茶葉大黃，中國仍可以貿易控制之。此後他自蕭枚生處聞知英人據有新埔（新加坡）廣招粵人。當時他在北京，乃向閩粵人多方詢問，知英人改新埔為新加坡，廣刊漢文書籍。並曾以兵船闖入珠江，要脅粵督接受英王文書。乃知問題嚴重，痛恨行商與不肖華人的助夷。迨聞知英人於乾隆時一度佔據舟山，乃於道光六年（1826）致書蕭枚生，勸其早日完成粵榷志儲一書，以撥其機括。46兩年後，同鄉姚亮甫出任廣東按察使，他致書建議派員赴新加坡探視英人情況，必要時應撤回其地僑民，派兵驅逐英人，將新加坡仿照台灣，改為郡縣。47顯然在他的觀念中，仍視中國為天朝上國。鴉片戰爭時包世臣已六十六歲高齡，他仍關心時事，除在楊芳與林則徐過江西時相論時事外，他曾為閩省提督陳階平作職思圖記，思籌海以稱職。以為今日英人與昔時倭寇不同，今日官幕兵役鴉片煙商均與英人勾結。故僅與英人相戰是治標，治本仍在甦民困，固民心。他對當時沿海一帶漢奸充斥，憂心忡忡。他與楊芳筆談時，也主張先斷英人與漢奸間聯絡，並行以夷攻夷，用粵潮州嘉應州民 44 〈庚辰雜著二，嘉慶二十五年〉，《安吳四種》，卷 26，〈齊民四術〉，頁 4 下－6 下。 45 同上文，《安吳四種》，卷 26，〈齊民四術〉，頁 6 下－7 下。 46 〈答蕭枚生書，道光丙戌〉，《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1 上－2 上。 47 〈致廣東按察姚中丞書道光戊子〉。《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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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及習海邊崽以制夷。48迨三元里事件發生後，他自林則徐處聞知，同意林氏看法，堅主民氣可用，以民制夷，收復香港。49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與楊芳筆談時，即表示洋人不長陸戰之說絕不可信。沿海地區必須加強陸防。他除關心閩粵的防務外，亦關心江浙防務，曾上書欽差大臣裕謙等，應更外注重京口等漕運線防務。 50_{惜並未為接受。} 鴉片戰爭和約江寧條約簽訂時，包世臣正在南京，他一方面痛恨主和官紳的苟且無恥，一方面認定善後之局，在收人心，求人才，結良化莠，奮發圖強。此後由於五口通商，洋布及鴉片的充斥中國市場，他憂慮使江南致富的紡織業趨於崩潰，在致許太常書中說：“近則洋布盛行，價當梭布（即手工所織之土布），而寬則三倍，是以布市銷減，蠶棉所得豐歲而皆不償本，商賈不行，生計路絀。＂他認為如此更會造成錢賤銀貴。而所提出的解決之道，仍是他一向所主張的貨幣使用銅錢及紙鈔而不廢銀。51 綜括上述的討論，可以看出，在對西方的認識上，包世臣確有不少過人的見解，但是他究竟沒有親身辦過夷務，因此他的認識有一項極大的缺點，那就是他雖然承認夷人船炮精猛，但他不倡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是他與林則徐魏源等的最大不同，也是他不如林魏之處。然則不論如何，他是一位留心時務，極具才華的人。可惜由於個性的倨傲，竟抑鬱不得志。人的個性就某方面言，與自我意識有極大的相關性。才華高之所以容易造成自負，是來自於自信心強，亦即自我意識旺盛，甚至自我偉大過甚，難於與人相處。就這一點言，包世臣頗與咸豐年間負責夷務的葉名琛甚相似，兩人個性自負倨傲的形成雖各有不同，但其命運的悲劇性，卻都是與這種個性倨傲自負有關。 48 〈與果勇侯筆談〉，《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7 下－10 下。 49 〈答果勇侯書〉，《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11 上－12 上。 50 〈上兩江督部裕大臣書〉，《安吳四種》，卷 35，〈齊民四術〉，頁 12-14。 51 〈致前大司馬許太常書，道光丙午〉，《安吳四種》，卷 26，頁 37 下。另在致其族姪開孟信中亦曾表示：近日洋布大行，價僅土布三分之一，松太布市消滅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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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魏源的生平與經世理念

魏源（1794~1857）原名遠達，52其名為源係日後所改。字默深，一字墨生，湖南邵陽人。年齡少於包世臣十九歲。但包世臣高壽，1855 年去世，享年八十一，而魏源早卒，1857 年去世，享年僅六十四，故兩人有大半生均在嘉慶至咸豐中期，如就其最具活動力的時期來考量，應屬同一時期的人物。邵陽是湘西重鎮。湖南民風樸實，民性堅忍強悍，具有極強的拗性與韌力。故俗稱湘人為騾子，形容其性格如騾子般拗而具有頑強韌性也。而邵陽則在此種民風民性上，更居湖南之冠。此對魏源日後的治學與追求事理的執著，頗有影響。魏源父名邦魯，武舉出身，長期於江蘇各縣任巡檢及胥吏。源行二，幼時與兄弟生活在邵陽鄉間，依祖父及母度日。其與一般兒童不同處，沉默寡言，喜獨處沈思。七歲入學，於塾師所授領悟力強。更常閉戶夜讀，經常足不出戶，乃至於家中所蓄諸犬見之群吠不已，竟以為是陌生人也。家人常以其個性孤僻，落落寡歡為憂。而其祖父獨不以為然，視為異數，將成大器，鍾愛之。53祖父卒後家道中落，以母善持家，勉可度日。即使如此，其家庭經濟情況似仍好於包世臣少年時代。時魏源之文才已漸聞於鄉里。九歲時曾因參加縣考，得知縣召見。知縣見桌上茶盂內繪有太極圖，乃曰：“杯中含太極＂，囑源對之。源因懷中有餅二，乃立即對曰：“懷內孕乾坤。＂知縣大驚其才。54 源十五歲中秀才。旋入廩。此時魏源潛心於陽明學及史學。廿歲成拔貢。曾兩次參加鄉試，僅中副榜。道光二年（1822）再赴順天應試，竟高中第二名。時魏源年已二十九歲。道光九年（1829）方得選為內閣中書。其會試亦不平順，遲至五十一歲，道光二十四年（1844），方中會試第四十九名，唯因試卷塗改，罰禁參加殿試。次年，補行殿試，方正式中進士。55 故就科場言，魏源並不因極早中秀才而得意。致使其宦途亦難平步青雲，任官僅及於知州。其情況略優於包世臣。 52 黃文琛等修，《邵陽縣志》，光緒二年，卷 8，〈選舉志上〉，貢生。 53 王家儉著，《魏源年譜》（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 年再版），頁 2-3。 54 王家儉，前引書，頁 3。 55 王家儉，同上書，頁 104-105；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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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四年魏源中會試後，因過去之捐輸，已取得候補知州身份，乃得以知州資格分發江蘇任官。江蘇其父長久在此任巡檢及胥吏，而魏源本人亦曾在布政使賀長齡（後陞巡撫）及江督陶澍幕府，並且久已成為名動公卿的知名學者，理應可得優缺。只因會試的波折，而為人亦非長於鑽營者，故僅得權揚州府東台縣。旋丁母憂去職，服闋後，復權興化縣。真可謂官運何其不順也。道光二十九年（1849）蘇北大水，河督堅持開閘洩洪，時興化等地稻米將熟，一旦洩洪淹水，稻米收成全無。魏源不得已越級擊鼓請命於兩江總督陸建瀛阻之，獲允。使蘇北七州縣免於水患，稻米收成良好。人民極感德之，名所穫稻米為魏公稻。56次年乃得補任高郵知州。咸豐三年（1853）太平軍兵鋒將及揚州，魏源雖辦團練衛鄉及佈告揚言清大軍將沿運河南下剿敵，使太平軍改道北伐，但仍為楊以增以延誤驛傳，奏劾罷職。蓋楊氏即道光二十九年之河督，藉此以報前嫌也。尋以緝獲梟匪有功，副都御史袁甲三奏復其官，魏源堅辭不肯就，唯仍寓居高郵。57咸豐七年（1857），卒於杭州。魏源宦途之偃蹇，頗與其執拗湘人性格有關。處事執拗不善轉圜，視為正當者，常堅持不肯退讓，難於適應當時社會之官場形態。而其此種性格之養成，亦顯然受其幼年喜孤獨自處影響。具有此種性格者，每宜於治學，而不宜於從政，魏源即可視為其典型也。魏源自幼在性格上既孤獨沉思好學，於是很自然的在治學途徑上傾向於義理理論的講求，而不會去作繁瑣精細章句文字的考訂工作。使其性格已具有喜好理學以及追求因果關係的史學傾向。故其青年時代治學喜陽明學，亦即心學，與史學。相信心體為一切根本，道問學與尊德性可並行不悖，知與行必須同時並重。58 對他日後的經世致用思想，產生重大的影響。對於史學他此時閱讀無多，但推崇史記。魏源得拔貢以後，隨父赴京。在北京由於侍郎周石芳（系英）的推崇揄揚，名動公卿，在知識界被視為是年輕俊彥之士，未來學術界的一顆明亮之星。而他 56 Hummel，前引書，頁 850。 57 蔡冠洛，前引書，頁 420，魏源。 58 劉廣京，〈魏源之哲學與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論文集》（台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年），頁 36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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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到知識界的讚賞與推崇，是因為他以極其謙虛誠懇的態度從胡承瑛請教漢學，姚學塽講求宋學，更重要的是從劉逢祿研習公羊春秋。使他的學識基礎大為加廣加深，治學的境界趨於恢弘。除此而外，對他日後有重要重大影響的，是結交了一群朋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浙江仁和的龔自珍。龔自珍不僅對魏源的變法思想有重大的影響，而且日後經龔的援引，魏源參加了宣南詩社，結交了一群志同道合的改革之士如林則徐黃爵滋等。即在此次北京停留時，魏源已開始其對經書古本的研究，第一種即是編輯大學古本，共二卷，其方法係以古本之說注古本之書，在下卷則編取宋元先儒之說，以供參考印證。他認定大學之要在知本，知本之要在致知與誠意。其立意仍在尊德性與道問學並行並重。59其書於第三次來京時，在北京與孝經集傳、曾子章句兩書一同刊印。曾子章句與孝經集傳，殊代表魏源對兩書在儒家經典中地位的認知。兩書完成於魏源由京返里後。孝經集傳係節錄明人黃道周之作，目的在昌明曾子之學。60 曾子章句係以曾子十章及孝經而成。概括而言，魏源極推崇曾子及孝經，以為其見道也徹上徹下，一以貫之，宜乎子思孟子皆出其門。認為曾子十章應列於四子書，孝經的博大是塞乎天地，橫乎四海，仁、義、禮、忠、信、行、彊、樂等的增強劑，對於人是絕不可或缺的。61 道光元年（1821）魏源的來京，主要是參加順天府的鄉試，惜僅中副榜。次年終於考中順天府舉人，並館於直隸提督楊芳家。楊芳雖是武人，然頗尊敬學者，其本人喜與經世致用具改革精神的文人往還，不僅厚予薪俸，禮遇魏源，魏源亦自楊芳處瞭解地理學的重要，開始注重研究地理學，後並編著鳳凰廳志與屯防志，62 對其將來寫作聖武記與海國圖志，大有幫助。此後魏源一方面在賀長齡及陶澍幕府中工作，參與海運鹽務及河工諸項改革，並編寫皇朝經世文編等書，一方面在任內閣中書及以後時期，沉潛於經學與 59 魏源，〈大學古本序〉，《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 1，頁 47；王家儉前引書頁 17。 60 魏源，〈孝經集傳自序〉，《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 1，頁 48。 61 同上書，〈外集〉，卷 1，頁 49，〈曾子章句自序〉。 62 王家儉，前引書，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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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的研究。先後完成詩古微、書古微、董子春秋古微及公羊古微等書。其要多在承常州學派之餘緒，注重今文學，力申公羊之說，闡述張三世，通三統，異內外諸例，已儼然是公羊學派承先啟後之一大家矣。自此其在經學學術研究上的地位大定。與包世臣的貢獻僅停留於改革當時的弊政和書法詩文方面，大不相同。故就經學學術研究言，魏源的成就，包世臣是難望其項背的。魏源經世思想的理念主要見諸於道光六年（1826）他為賀長齡所編的皇朝經世文編一書中。綜括他在該書中所言，其理念的重點約有下列四項：一、法後王，注重當代與實用：皇朝經世文編的體例實創自明代後期陳九德編皇明名臣經濟錄、陳其愫編皇明經濟文輯、馮應京編皇明經世實用編、萬表編皇明經濟文錄、以及明亡前夕徐孚遠、陳子龍與宋徵璧所編的皇明經世文編諸書。正如松江知府方岳貢在皇明經世文編序中所說的：“學士之家不知近事，往往是古而非當今。然而傳曰法後王，則以昭代之人文經昭代之國事，豈有不足者耶？＂ 63_{魏源既是今文學家，法後王是其一向所主張的。故他在編皇朝經世文編時，也} 採取同樣的理念。他說：“然昨日之歷（曆）今日不可用，高曾器物不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切。聖人乘之，神明生矣，經緯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矣。＂64 另在皇朝經世文編的編例中，他亦說：“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志在措正施行，何迂途廣徑。既經世以表全編，則學術迺其綱領。凡高之過深，微卑之溺糟粕者，皆所勿取。時莫切於當代，萬事莫備於六官，而朝廷為出治之原，君相乃群體之總，先之治體一門，用以總庶政。凡古而不宜，或汎而罕切，皆所勿取矣。＂65 魏源相信任何事物常是：”有利必有害，論相反者或適相成。視智者亦見仁，道同歸者無妨殊轍，”但最重要的仍在於一切必須合乎實用。所以他說道存乎實用，志在措正施行。顯然他對知識與理論所最看重的，仍在其實用可行性，以及認真的去執行。而在時間順序的觀念上，他倡言要由近及遠，由今及古。由這一 63 賀長齡編，《皇明經世文編》，國聯圖書公司影印本，第一冊，頁 26-27。 64 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文海影印本，第一冊，頁 1。 65 同上書。第一冊，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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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看法可知他的理念是與今日現代化的理念是相合的。當時他的這種認識，在以中國的夏商周三代為政治楷模，崇尚法先王的主流思想下，的確是居於時代的先驅，而非傳統之士與包世臣等所能比擬。二、注重德性與禮法：魏源雖然要法後王，注重當代與實用，但仍然沒有完全跳出儒家傳統的德化與禮法的窠臼。他相信：性本乎人。德來自於人心，合乎眾人之仁，本質是以仁為根本。大道一定是以眾人之仁為基礎。禮樂是道之器，食貨是道之資，治世是道形諸於事。堅持法本乎人，人的行為則在於心。66 在皇朝經世文編敘文中，他引用詩經：“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度之。＂及“周爰咨度，周爰咨謀。＂來說明注重他人意見，集思廣益的重要。而為學的目的在致知：“知從違，知參伍變化。＂他亦要格物，是“格其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知奚以正；奚以修，奚以齊且治平者也。＂67於皇朝經世文編五例中則說：“有治人無治法，故倉儲保甲各專門者，仍挈其源於吏；知治家即治國，故宗法家教皆自修者，而屬其政於禮。＂68顯然亦憧憬于德治與禮法。而且如果將經世之學視為包涵尊德性道問學與經世濟民三大項，則他的理念頗與清初顧炎武等相近，是視尊德性與道問學為其基礎的，而尊德性又與禮法有不可分的關係。三、注重時變，講求因時制宜，執兩用中：一般而言，法後王與注重時變原是公羊學派的主張，魏源的此一思想最早應是受劉逢祿的影響。除劉逢祿而外，則應是好友龔自珍。蓋龔雖僅長於魏源兩歲，但在北京受業於劉逢祿遠早於魏源。龔自珍即堅信：“自古及今，法無不改，勢無不積，事例無不變遷，風氣無不移易。＂ 69服膺易經的“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說，力持興利除弊，適時變革。魏源既相信任何事物均是利弊兩面兼具，古今有所不同的，故在理論的基礎上，已存在有變的觀念。由此而產生時變的認知，可以說是很自然之事。他常說： “天下無數百年不敝之政，無數百年不變之法。時易勢殊，敝極必反。凡於勝國為藥石而今為荃蹄者，亦所勿取。＂“風俗時勢與世移易，今與古有不能強為沿 66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內集〉，卷 2，頁 15 下。 67 《皇朝經世文編》，文海本，第一冊，頁 2。 68 同上書，第一冊，頁 6。 69 龔自珍，〈上大學士書〉，《龔定庵全集》，〈補編〉，卷 2，頁 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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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者。＂70進而認為變是常態，不變反而要產生衰敝的。如果要變，則必須去弊，因時制宜，執兩用中。而在選擇是否確是因時制宜，執兩用中時，則當博採周諮，注重大眾的意見，多方考慮，如此方能取其利而去其弊，真正達到因時制宜，執兩用中的目的。他說：“是以保甲之難易，軍屯之礙通，封礦之閉開，喪祭之聚訟；差徭則均雇相難，河流則南北爭持，鹽課有歸商歸稅之殊，耗羨有歸公歸官之辨；籌畿輔則水性土性異宜，議轉漕則河運海運旁出；桑漳築堤，而謂宜去堤；吳淞建閘，而謂宜去閘；涇渠為千古之大利，而或極言其害；釀酤為古今通禁，而或極陳其難。主賓互形，偏歧難定。惟集思廣益，庶執兩用中，則取善之宜廣也。＂71 四、追求事物的演變在通其理，識其要，與溯其源：魏源認為任何事物的形成有其理、其要、以及其源，因此要達成去弊因時制宜執兩用中的目的，必須通其理，識其要，知其源。而且每種事物的理、要與源均有其特殊性，其演進有一定的順序，不可錯亂。他曾舉例：土生禾，禾出米，米成飯，是有一定的節次，宜各致其功，不可謂土能成飯。這種由土迄飯的演進特性與程序是其特有的，與其他事物的演進程序與特性並不相同。觀察事物能夠洞察其理其要與其源的，那才是真儒。72而其言下之意，他就有這種本領，意在自詡為真儒。值得注意的是，魏源在他所謂的事物之理、要與源三者中，他極強調溯源。也就是他要對一切事物與問題，推本求源。他曾說：“夫推其本以齊其末，君子窮源之學也。宜民者無迂途，實效者無虛議。＂73他的因時制宜與執兩用中的目的，在符合眾人的要求，故宜民是他經世的最終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則必須找出造成眾人有這樣要求的原因，於是溯源成為最必要的方法，而使他整個的經世理念程式是：

追本溯源──去弊──變法──因時制宜──執兩用中──宜民

此外，由於魏源相信天下無數百年不敝之法，無不除弊而能興利之法，時代在不斷改變，利弊相因，禍福相依，使他的整個經世理念程式是生生不息循環不已的。 70 《皇朝經世文編》，文海影印本，第 1 冊，頁 5。 71 同上書，第一冊，頁 5-6。 72 同上書，第一冊，頁 8。 73 劉廣京，前引文，頁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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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不僅在史學上注重循環論，在經世理論上，也是循環論思想家。就上述魏源經世理念的討論，可以瞭解他的經世思想與包世臣的最大不同，在他根據今文學家注重時變與法後王的看法，從經學上去建立一套循環論的因時制宜執兩用中的宜民理論架構，而包世臣很少考慮到那麼深遠，只是要實際的去解決問題，此固由於包世臣主張法先王，而更根本的是，包世臣在經學上的造詣遠遜於魏源。此外兩人思想另一項的最大不同在：魏源雖主張尊德性，但他的道德意識遠不如包世臣強烈，他僅主張德化，而無意用極強制的手段來推行。

六、魏源的對西方認識與海防思想

在鴉片戰爭結束時，魏源先後完成兩部有感於時事的書：一是聖武記，另一是海國圖志。聖武記是記敘清代前期盛世的武功。他感於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江寧條約的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欲以盛清的武功來激勵國人，並提出努力圖強的根本之道。他強調富強的根本在人才的講求。國家財用不足，不能謂之貧，人才不足方是真貧。而起敝振衰之要則在行軍法之治。他根據清代前期的武功鼎盛以及傳統的觀念，來討論邊防戰守練兵籌餉等事務，74故尚不能透徹看出他對時代巨變的認知，顯示他在著此書時，對西力衝擊嚴重性的感受，尚不夠深切。而著海國圖志則完全不同，如眾週知，他著海國圖志是受到林則徐的囑咐。道光二十一年（1841）六月，因鴉片戰爭而獲罪的林則徐北上赴京，路過江蘇，魏源趕往京口相晤。兩人曾長談整日，林並將所編譯之四洲志與相關資料交予魏源，囑咐編著專書。魏源遂更多方搜集資料，乃成海國圖志一書。75故魏源在編著海國圖志一書時，雖距著述聖武記時間不久，但他對西方國家的認識已經大不相同，瞭解西力東漸所帶來的衝擊是時代的劇變。因此在書中一開始就表明寫作的目的在促使國人瞭解海上來的各國，特別是西方諸國，並提出抵禦其侵略的辦法。在魏源編著海國圖志之時，正是不少有識的中國知識份子努力著述西方國志，促進 74 魏源，《聖武記》，〈序〉。此書計十四卷，共約四十萬言。 75 《海國圖志》此時初成，為五十卷，後 1847 年增為六十卷，1852 年再增為一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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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瞭解西方國家的時期。如梁廷柟著粵海關志、夷氛紀聞、海國四說，徐繼畬著瀛環志略等。這些著作雖在記敘西方國家的真實情況上，有勝於海國圖志之處，但影響力是無法與海國圖志相比的。因為他們未曾積極的提出因應西方國家侵略之道。魏源將海國圖志分為兩大部分：一部分是討論海道來華各國的情況，亦即國志的部分。他的記述誠如上面所言，真實性不及梁廷柟與徐繼畬所著。蓋他僅根據他人的文字記載，未曾如徐繼畬親自向洋人詢問過。亦不如梁廷柟久居廣東，比較容易瞭解西人。他可以說完全是閉門造車，紙上談兵。然而在這部分中他仍然有他的特色，那就是他努力記敘了許多西方奇器如火輪車火輪船以及大砲等的製造方法，儘管他所寫下的這些方法真正的可行性大有問題，但他始終存有師夷長技之心。由此可以.看出他著作動機的深遠，確與上述諸人有所不同。另一部分即是置於篇首而極為人稱道的籌海篇，亦即是他根據鴉片戰爭時國人各種意見，整理後所提出的因應西方國家侵略的辦法。在基本的觀念上，魏源是如同那個時代的大多數中國人，認定中國科技不如西洋，夷人以船堅炮利及海戰見長。因此與夷人相戰，當以守為主。他根據常理，以為兩國相爭，雖然：“非款（和）即戰，非戰即款，未有專主守者。＂但是任何一個戰爭仍然以能守最重要。蓋：“不能守，何以戰；不能守，何以款。以守為戰，而後外夷服我調度。＂ 76_{既然洋人船炮精猛，長於海戰，他也如鴉片戰爭時期很多國人的主張，毅然提} 出：“守外洋不如守海口，守海口不如守內河（陸）。＂而且他對當時清政府正規軍的作戰能力，也很懷疑.，因而在調兵作戰上，主張：”調客軍不如練土兵，調水師不如練水勇。”由他的這個主張，可以看出他缺乏正面的主動出擊精神。一般而言，船炮不如人，就應該積極改善軍備，主動出擊，與洋人外海爭鋒，那裡有退守海口，更退守內陸的道理。顯然他與鴉片戰爭時代的很多國人相同，不僅對政府絕望，本身亦缺乏一種正面面對事實積極振作的精神。77 在籌海篇中魏源提出的另外一項因應夷人侵略的辦法，就是在國際關係及自強努力上，執行以夷制夷的政策。他所提出的以夷制夷政策計包括三項：一、以 76 魏源，《海國圖志》，卷 1，頁 1 上。 77 拙著，《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論文集》（台北：國立編譯館，1999 年），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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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制（或作攻）夷，二、以夷款夷，三、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其第一項又分為兩點：甲、.調夷之仇國以攻夷，乙、用中國藩屬以制夷。由於時當鴉片戰後，魏源心目中的假想敵是英國，而且以為英俄是互仇的。故他的調夷之仇國，是要聯俄制英。由他在文中用調字，可以瞭解在他的內心中，仍然有相當中國是天朝上國的觀念，以為中國尚可以隨意命令俄國去攻打英國。至於利用中國藩屬去攻打中國的敵國，這一看法是在鴉片戰爭中即甚流行。當時國人常建議利用的藩屬有二：一是廓爾喀（尼泊爾）一是安南。要利用廓爾喀的原因，是該國曾擊敗由印度入侵的英軍。國人遂誤認為廓爾喀人勇敢善戰，英人深懼之。要利用安南的原因，據說安南海邊居民善於潛水，可潛入海中鑿沉夷船。由他的這種想法，應可瞭解他對西方國家的認識，仍然幼稚敷淺。78 至於以夷款夷，就字面上已可瞭解，如果與敵人談和，也當利用他人或他人利益為之。仍然是與以夷攻夷相同，均是要利用他人保護自己。魏源為以夷款夷也提出兩項辦法：一、聽互市各國以款夷，二、持鴉片初約以通市。就第一項言，魏源秉持與自中外通商以來絕大多數國人相同的認知，堅信夷人仰賴中國貿易，中國可以貿易作為外交的手段控制之。故第一項的用意則在以貿易之利逼使英人就範。他譴責當時官員款夷的因循茍且，得過且過。現在他要對恭順的他國夷人多予貿易之利，而迫使英人自覺用兵的失策，改變態度，俯首聽命。或聯絡英人所忌之國，基於貿易之利，居間折服調停，迫使英人屈服。79想法頗為天真。就第二項言，他希望因中國的禁止鴉片，迫使英人在華走向正當貿易的途徑。顯然也是一種幻想。蓋中國本身根本沒有禁止鴉片的能力，英人走私鴉片正大獲其利。英國是既要拓展對華正當貿易，也要努力走私鴉片，雙管齊下，榨取中國財富。由此可發現，魏源本身未曾參加夷務工作，對當時真實情況與西方諸國現勢，瞭解有限，以致他所主張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夾雜不少幻想式的紙上談兵，書生之見。80 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古今中外皆常行之，但這種政策的推行，有其必要的條件，那就是推行的國家必須真正認識所要利用的國家與敵國之間存在的矛盾，可 78 同上註。 79 同上書。頁 80-81。 80 魏源上述主張稍後已有學者如陳澧等認為有可議之處，唯大多數士人仍加以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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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將之利用。另一項先決條件是推行其事的國家必須有掌控主動推行其事的能力。魏源主張推行以夷制夷的政策，極有可能受有林則徐的影響。蓋林則徐在廣東禁煙時，曾行分化英美，聯美制英。雖是牛刀小試，曾獲有若干的成功。魏源基於他的西方認識，深以為英俄既是互仇，應存在有可為中國利用的矛盾。更由於他仍有天朝上國的觀念，相信中國具有掌控主動推行其事的能力。祇可惜他的西方認識仍然不足，再加以他紙上談兵的書生縱橫家性格，遂使他的以夷制夷政策，雖能聳人聽聞，卻真正的可行性有限。就這一點而言，他遠不及當時主持夷務的耆英。耆英相信中國無掌控主動推行以夷制夷的能力，在外交上反對以夷制夷。他的外交政策是要堅守成約（遵守條約），是要因勢利導，一視同仁的。81 魏源以夷制夷政策的第三項是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一項主張是真正對日後中國以及其他的東方國家如日本朝鮮均產生影響。英法聯軍之役以後至甲午戰爭以前的清季自強運動即是以此為努力的主要目標。82唯值得注意的，為了自強而師夷之長技，這是應該的，但為何要制夷才去師夷之長技，這是要予以討論的。此時中國雖然敗於英國，但國人在觀念上仍然自視甚高，對於西方的文化，甚至包括科技知識，仍予蔑視。魏源以師夷之長技作為制夷的手段，顯然含有兩種心態：一、相信並不會損害中華文化的偉大，僅是因要制夷，而臨時採用之作為一種手段而已。二、承認西洋文化值得學習，為了減低阻力，故冠以制夷之名。這兩種心態看似互相矛盾，實則應是可以同時存在於一個人心中的。只是對魏源而言，也許第二種比較強烈一些。由上述的討論，可以瞭解在對西方的認識與海防的思想上，魏源與包世臣有很大的不同。魏源晚生包世臣近二十年，鴉片戰爭時曾在英軍進犯浙江時，短期參與欽差大臣裕謙的幕府，後並自林則徐處得到很多知識，再加以編著海國圖志的關係，他所有的西方認識，絕非包世臣所能比的。但是包世臣對西力在經濟上對華衝擊的敏銳觀察，如鴉片紡織品及煙草等所造成的影響，似又非魏源所能及。就海防思想言，魏源雖然有一套理論，十分聳人聽聞，但究嫌過於退守消極， 81 耆英外交政策的優點在和平開放，缺點在予他國利益均霑，享有片面最惠國待遇。 82 甲午戰前自強運動前期的自強理論之一即在師夷之長技。如曾國藩曾說：“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輪舟等具為下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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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夾雜許多雄辯虛幻的成分。包世臣則比較具有積極精神，如建議派人前往新嘉坡探視。雖亦有不可能之處，如必要時佔領新加坡。但少縱橫家的作風，顯然比較落實，沒有書生的狂想虛驕之氣。顯示出包世臣早年種過果菜，親身力田，不似魏源自幼孤坐斗室，是喜愛幻想沈思的書生。

七、魏源對漕鹽與河工的改革意見

對於當時國內的三大弊政漕運鹽務與河工，魏源也曾著文立說，提出改革意見。早在道光五年（1825）高堰決堤，運河復又梗塞時，海運替代漕運之說再興。魏源曾代賀長齡上書兩江總督魏元煜，並著籌漕篇（上篇），兩年後又著籌漕下篇，力主海運。在此三文中，他分析元代海運的失敗在於官主其事，勞費無度。今日眾人畏懼海運者，每以為有風濤之險，海盜猖獗，所運米糧易霉濕。而阻撓其事者，則是屯丁、上海稅儈、與天津倉胥，蓋使其無利可獲也。但海運簡便迅速，有益於國計民生及海商，而況今日海運久已大開，平安暢旺，遼海東吳若咫尺，朝洋暮島如內地。如行海運漕米，則當交由海商辦理。由滬赴津每海船可運米千餘石，以上海北往海商船隻二千餘艘計算，一次可運二百餘萬石，二次即可運完漕米四百萬石。他認定海運漕米之成敗，在上海天津兩地經辦其事者是否得人。上海不得其人，則船數可使多變少，商情可使樂者畏，僱值可使省者昂。天津不得其人，則米之乾燥者可潮濕，石之贏者可短缺，船隻回空者可延滯。83 大體而論，其所言甚有可行性。但如將之與包世臣意見相比較，可發現頗為相似，唯具體深切不如包世臣之意見。蓋包世臣曾親身於上海考察，而魏源則否。極有可能，魏源的看法仍然是採自包世臣的意見。蓋此時魏源已與包世臣相結交，並曾為海運漕米事介紹包世臣予賀長齡。道光六年（1826）底，魏源收集有關江蘇海運之檔案文獻等為蘇省編輯江蘇海運全案，共十二卷。為興辦南漕海運必讀之重要參考資料。充分發揮其擔任幕僚，以及長於編輯文獻之專長。亦可看出魏源之經世方法與包世臣的差異性。魏 83 魏源，〈籌漕篇上〉，及〈復魏制府詢海運書〉，《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七；王家儉，前引書，頁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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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喜歡尋源收集資料，由瞭解事情的來龍去脈入手。而包世臣則注重實地的考察體認，兩人各有千秋。但也反映出魏源是秀才不出門能知天下事型的注重知的書生，而包世臣則是一切注重行的實踐型人物。關於鹽務的整頓，魏源由於人久在江蘇幕府，故其改革意見多是針對兩淮的鹽務。道光十年（1830）清廷以兩淮鹽務弊端叢生，鹽課銳減，裁兩淮鹽政，改由江督兼理，並擬改行票法。84道光十二年兩江總督陶澍命魏源參與鹽課改革事務，而且包世臣亦在共同籌議其事之列。兩人的看法大原則相同，均認為兩淮鹽務的改行票法可先由淮北試辦，成功後再推行於淮南。之所以應由淮北先行改革的原因，魏源的看法是：淮鹽共有二十三鹽場，淮北僅有三場，規模小，產量少，現年產不過三十萬引（兩淮年共產一六○萬引），所行銷的引岸區域亦小，推行較易。如果失敗，影響亦不大。魏源追尋根源，以為淮鹽的根本問題在官鹽成本高。造成淮南鹽成本高的原因是由於科則過重，私鹽有利可圖。淮北鹽務問題則在運道艱困，途中起卸轉運過多。鹽包時而由大變小，時而又由小改大，自然增加其成本。85他改革的著重點置於制度的簡化與改變，不似包世臣著眼在官商的勾結，場、壩、所等管制機構的盤剝。兩人雖均主張改行票法，但立場卻各有不同。包世臣的立場是立於人民方面，直接攻擊官府的腐敗，官員的不肖，而且主張減少管制，儘其可能的開放，具有自由貿易的精神。而魏源則否，他甚少言及官員與官府的不良問題。也許他久在大吏的幕府，不方便攻擊官家的缺陷，甚至或者更有欲為官方諱的用心。由這一點也可以說明，為何魏源可以長期在大吏幕府中工作，而包世臣則否。對於淮南鹽務的改革，魏源著有淮南鹽法輕本敵私議一卷，認為影響淮南鹽銷路滯退的最大原因，在鄰私的傾銷。而所謂鄰私主要是指鄰近的其他地區如浙鹽川鹽等對淮鹽引岸的侵灌。此種非法的傾銷，雖亦是官鹽，因行銷於自己鹽區之外，故仍然視之為私鹽。淮南鹽由於科則重，成本高，因而難敵鄰區鹽的侵灌。他認為鹽之緝私僅有緝場私，而無緝鄰私之法。要想敵鄰私，只有降低淮鹽的成本。故淮鹽減價之年，鄰私阻而不行。所以他主張再簡化手續，降低科則等 84 王家儉，前引書，53。 85 王煥錪，《陶文毅公年譜》，原書未見，轉據王家儉前引書，頁 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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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86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他無論對淮北鹽或淮南鹽的成本過高，均歸咎於乾隆後期以降的錢日賤銀日貴的金融因素。87很顯然的，他對金融問題的瞭解不如包世臣。似乎對物價與通貨膨脹問題知識缺乏。其實錢日賤銀日貴的現象是全國性的，並非兩淮地區所獨有。倒是他因而主張鹽課用錢而不用銀的看法，與包世臣主張中國在幣制上使用銅錢紙鈔而不廢銀，略有相通之處。對於三大弊政中的河工問題，魏源似最不擅長，所提的改革意見也最少。在鴉片戰後道光二十四、二十五年春，他兩次赴京參加考試時，曾渡過永定河，對該河水患留有深刻印象。因而便中加以考察，並著畿輔河渠議。他認定永定河的築堤束水是一項錯誤。如要徹底解決直隸水患，永定河應南決順其所向，以舊河作為北岸，於新河築遙堤限制其水漫流。他的這項意見是根據當地人的看法，88 他並沒有像包世臣，對於治河下過精深的研究。道光二十八年（1848）魏源丁憂服闋後，仍派於江蘇任官。最初曾負責監督蘇北運河的挑濬工作，因而接觸蘇北的河工問題。由於時間甚短，而且僅是監督濬深運河的淤淺之處，他並沒有提出甚麼看法。迨權興化縣，因大水，是否當及早啟閘洩洪，淹沒農田，以保護水利設施，或晚洩洪以顧全農家收成，他因是親民之官，主以農穫為重。所持的立場與河道總督不同，雙方發生爭執。魏源雖因得江督陸建瀛的支持，而獲得勝利。89但亦深知蘇北河工問題的複雜性，有其兩難之處。蓋當時晚啟閘洩洪，一度亦發生湖水暴漲，將要衝破大堤，魏源曾親自冒生命危險，率眾下水護堤。正因為如此，江督陸建瀛日後乃派魏源查考蘇北下河水利。他由興化赴南京，先逐一查考中段及下游情況。又經由六合繞道赴洪澤湖西岸安徽境內的盱眙天長，查勘上游禹王河故道。並參閱歷年檔案文獻以及各種圖說，最後撰成下河水利書。認為主張應在下河的上游將淮河分泄入長江，以及主張應在下游築堤束水入海者，均是如同畫餅充飢，徒然勞費難成。90他所提 86 郭修寶，《寶慶府志》，卷 101，〈藝文志〉，轉據汪家儉前引書，頁 58-59。 87 王家儉前引書，頁 59。 88 魏源，《古微堂內外集》，〈外集〉，卷 6，頁 1-4。 89 王家儉前引書，頁 122。 90 同上書，頁 12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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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辦法是解決當務之急，先增強運河西岸的土石堤壩來防範湖水的氾濫，免得蘇北水患不斷的發生，造成民困。其著眼點仍在於先解決蘇北興化等州縣水患影響農田收成的問題。就治河而言，實非長治久安之策。但或由於他曾在陸建瀛幕府工作，深得陸氏的信任，或由於經費的困絀，陸建瀛竟然同意採行他的主張。如將魏源上述治下河的辦法與包世臣的治河作一比較，將可發現，就治河的理論言，他不及包世臣對水利問題瞭解之深。包世臣根據水力學的原理，服膺治河應自下流始，相信下流既暢，上瀾自安之說。因此他贊同明代治河專家潘季訓以水攻水的理論，築堤束水，增強河流沖刷力，引之入海。而魏源卻要上下游皆不管，祇於運河西岸增強其堤防，防止湖水的沖灌，完全不合水力學的原理。甚至在湖水的處理上，包世臣的意見也比魏源高明。包世臣主張修復洪澤湖至下河的五條引河故道，是用疏導宣洩的方法來解決湖水的沖灌，與魏源的一意防堵，是相當不同的。由此可以看出魏源雖然熟讀文獻，甚至也親往考察，畢竟未曾具有良好的水力學基礎。另一項值得一提的問題是：在漕鹽的改革意見上，魏源均曾採納過部分或全部包世臣的意見，為何對河工問題他不加採納。極有可能，由於包世臣治河的意見多發表於嘉慶年間及道光初年，他未能閱及。而他注意治河問題是在道光晚年，此時包世臣不在蘇北，兩人可能沒有聯絡，似亦難於請教。

結論

綜括上述諸節的討論，可以得到下列的結論：就儒家基本思想的體系言，包世臣不如魏源對經學下過精深的研究功夫，他祇謹守傳統法先王的看法，注重禮儀與德治，甚至並由此引伸，主張經由嚴密的社會組織如鄉里保甲等，硬性強迫的推行德治，使他在政治與社會方面的構想趨向於獨裁專斷，業已超出儒家行仁德化的社會與政治措施範圍，反而有極權獨裁的傾向，是一位積極強制型的道德論者。魏源則因受公羊學的影響，在儒學的理論體系上走向另一個方向。雖然並未完全跳出尊重先聖的窠臼，但主張法後王，注重當代，已表現出濃厚的改革變法精神。魏源由於自幼喜好閉戶沉思冥想，又受有心學及理學的影響，致而雖亦知當

包世臣與魏源經世思想比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