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存在蒙古的真實，歷史與政治：英雄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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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七卷第四期. ※書評※. 評《存在蒙古的真實、歷史與政治：英雄的記憶》 Kaplonski, Christopher: Truth,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Mongolia: The Memory of Hero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4. 藍美華 (政大副教授). 作者Christopher Kaplonski為美國人，於1996年獲得Rutgers University 博士學位，專長為政治人類學，對認同、民族主義、政治暴力、民主化與人權之研究興趣濃厚。本書係根據其博士論文“For the Memory of the Hero is His Second Life＂: Truth, History and Politics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修改增補而成。他自1991年開始長期在蒙古進行田野研究，除蒐集資料外，亦曾任教當地大學，蒙古經驗豐富。目前除擔任美國William Paterson University人類學系兼任助理教授外，也負責主持英國劍橋大學「二十世紀蒙古口述歷史」（ Oral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Mongolia）研究計畫。經過七十年的社會主義洗禮後，蒙古在1990年廢除一黨專政，正式步入多黨政治的民主化道路。本書旨在探討1990年以降蒙古民主化過程中歷史與政治、認同間的關係，從三位不同時期的歷史人物──成吉思汗、扎納巴扎爾（Öndör Gegeen Zanabazar）、蘇赫巴托（D. Sühbaatar/Sü khbaatar）──切入，比較在社會主義和民主改革兩個不同時期他們在蒙古社會中角色與評價的轉變，進而對社會記憶相關討論提出補正。書中第三章也描述了蒙古在1980年代晚期開始的民主運動過程，是目前為止第一份較為完整的英文紀錄，作者自認此為本書貢獻之一，事實上亦是如此。蒙古在1921年宣告獨立，並於1924年成為繼蘇聯之後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後者關係密切，在政治、經濟與文化等方面均受其重大影響，甚至控制。1949年中共建政後，承認蒙古獨立，雙方建立良好關.

(2) 評《存在蒙古的真實、歷史與政治：英雄的記憶》 41. 係，北京在蒙古的影響與日俱增。惟在中俄交惡後，蒙古選擇和蘇聯站在一邊，與中國大陸轉為敵對，蘇聯仍能持續掌控蒙古。戈巴契夫主政蘇聯時期開始的重建（perestroika）、公開（glasnost）政策，不僅影響了東歐諸國，也替蒙古播下了改革的種子。本書作者將1986年3月召開的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九屆黨大會視為蒙古1989年、1990年民主改革活動的起點，因為會中正式承認存在於蒙古的社會主義有必要改變，替數年後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奠下基礎，也替重新審視歷史開闢了道路（頁4、5051），而此次大會正是在戈巴契夫改革政策影響下召開的。作者將民主運動的起點提前至1986年是可以自圓其說的。當蒙古民主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為了政治目的，歷史成為戰場之一，抗議者紛紛對歷史或歷史人物提出與當時官方版本不同的說法，這種努力至今仍然方興未艾。蒙古社會急切追尋真實歷史，而所謂的「真實」歷史往往指的僅是不同於社會主義晚期官方版本、符合人民主觀期望的「歷史」而已。作者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雖然有官方版的歷史，但非官方的歷史版本同時存在，而且諷刺的是，往往官方核可的歷史敘述反而宣傳、保留了非官方的歷史（頁11）。譬如，社會主義時期官方雖然批評成吉思汗對外的侵略，但根據社會主義史學的歷史階段論，也不能否認他統一蒙古各族、建立新政權對蒙古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重要性，只能把他視為必要的惡（a necessary evil）；社會主義時期之前的成吉思汗的正面形象，在1990年之後重新受到肯定，而且更加鮮明（頁108-109、131-132）。社會主義時期的歷史書寫實際上也保留了成吉思汗的事蹟。作者此一看法用於蒙古是頗具創見的。社會主義時期的蒙古知識份子常常把官方歷史當虛構小說來看，因為他們知道寫作者必須遵照當時的意識形態指導（頁190），而蒙古學者所撰寫的官方歷史也往往有空間讓讀者作不同的詮釋（頁12）。此外，許多讀者也會根據自己的需要找尋歷史書本中可能的言外之意，不一定會照章接收官方想要傳遞的歷史觀點（頁107-108）。蒙古人在不同時期對歷史的不同詮釋與其當時的自我認同是緊密相連的。在社會記憶方面，作者提到，以往的相關討論都是基於定居文明而發展出來的，其具體內容與蒙古有所區別，譬如空間相關的記憶對後者而言是沒有那麼重要的（頁13-14、191），蒙古的社會記憶很大部分是與.

(3) 42 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七卷第四期. 歷史人物（例如書中所討論的三位歷史人物）相連結的。這是相當有創意的觀點。作者又說，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社會記憶形成的機制是更為複雜的，因為還涉及秘密警察、意識形態上的效忠以及無所不在的蘇聯老大哥等等，社會記憶並非完全自主形成（頁192-193）。此一說法也多少有助於補強社會記憶有關的理論。本書中討論的三位歷史人物中，成吉思汗的重要性無論什麼時候都是無庸置疑的，雖然強調的重點或有不同，從社會主義時期的必要之惡到1990年之後全方位的英雄。1990年之後甚至有些學者將成吉思汗描寫成民主人士（頁135），作者對此高度民族主義的說法並未明確反駁，但誠如蒙古專家康麗霞（Alicia Campi）多次提及，成吉思汗的確有很多值得欽佩之處，但他絕對稱不上是「民主人士」。書中對於第一輩哲布尊丹巴呼圖克圖扎納巴扎爾也作了廣泛的討論，尤其是其尊稱Öndör Gegeen（Öndör意為「高」，Gegeen意為「光明」）一詞，多次強調在社會主義時期使用此頭銜是相當不尋常且背後具有涵義，可能當時的寫作者雖然在表面上批評扎納巴扎爾，但卻偷偷留下對後者的尊稱，以表示內心的崇敬（頁159-161）。作者此一說法，並非完全不可能，但筆者對此的回應與作者訪談的蒙古人類似：這本來就是他的頭銜，不然要稱呼他什麼呢？（頁160）此外，Öndör一字的意思為「高」，並不一定有最高級的涵義，作者卻將其譯為Most Serene甚至Most Serene Holiness（頁146、159）。關於扎納巴扎爾尊稱的討論，作者似有過度引申之嫌。蘇赫巴托是社會主義時期的英雄，被稱作是「蒙古的列寧」，但 1990年代的蒙古民眾知道了蘇赫巴托並非1921年獨立建國成功的最重要人物，丹贊（S. Danzan）與博多（D. Bodoo）才是當時真正的領導人，只因他們並非出身平民階級，之後又在政治鬥爭中失利，因此在社會主義時期的歷史中被掩蓋或扭曲了。有關蘇赫巴托的事蹟在1990年代雖然有了修正，但他在新時期歷史中的形象仍然正面，畢竟他當時的貢獻不容磨滅。就此方面，作者寫道，「在最初重新評價的騷動後，蘇赫巴托大體而言已經不為大眾關注」、「蘇赫巴托與社會主義時期的關聯雖未被否認，但在可能的範圍內，大體上是被忽略了」（頁163）。事實上，為何.

(4) 評《存在蒙古的真實、歷史與政治：英雄的記憶》 43. 蘇赫巴托在1990年代並非歷史討論重點，不一定是民眾忽略了他，而可能只因他在歷史中的面貌並無很大改變，因此將其及相關事蹟視為理所當然，不需花費大量篇幅討論。就如同作者在討論成吉思汗時多次提到，到了1990年代晚期，民眾已經比較沒在討論成吉思汗了，因為他的豐功偉績與至高無上的歷史評價已經被視為理所當然（頁123、125126）。沒討論蘇赫巴托，也是類似情形。就像作者本身在1993年調查時的結果所顯示的，在列出五個最重要的蒙古人物時，蘇赫巴托排名僅次於成吉思汗，列為第二；而作者在1997年的訪談中，蘇赫巴托被受訪者提及的比例仍是僅次於成吉思汗（頁163）。雖被比擬為蒙古的列寧，但蒙古人把社會主義的禍害推到蘇聯，尤其是獨立初期實質掌權的布里雅特人倫琴諾（E. Rinchino）頭上（頁 163）。這種說法，事實上是蒙古民族主義作祟，倫琴諾1920年代在蒙古扮演的角色，蒙古史界仍不願意正視，也刻意不提。和蒙古不同，布里雅特歷史學界在1990年代對倫琴諾也重新評價，他成了許多布里雅特人的英雄。除了本書討論的成吉思汗、扎納巴扎爾、蘇赫巴托外，筆者認為喬巴山（Kh. Choibalsan）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對象。他在社會主義時期的歷史描述中，是與蘇赫巴托一起合作於1921年獨立建國的英雄，這個角色在民主改革時期的歷史中當然也有所修訂，可是被稱作「蒙古的史達林」的他受到的待遇卻比史達林要好得多，他的雕像仍然屹立在蒙古國立大學的門口。他執政時期（1928-1952）在1930年代所發生的大整肅導致數萬人喪失生命，許多蒙古精英毀於一旦，之後蒙古仍存在高壓統治。儘管如此，書中也提到，在1999年年底蒙古某大報的民調中，他仍被選為二十世紀蒙古最重要的歷史人物（頁164）。儘管有少數人不認同，但喬巴山的形象並無太大改變，他執政時期所做壞事的責任也幾乎都被推給莫斯科了。作者在一些小地方也出現有趣的論點。例如，蒙古的一般看法認為，蒙古女人不應該嫁給外族人，因為婦女才是蒙古本質（Mongolness）與蒙古身分（Mongolian identity）的承載者（頁42）。直到社會主義晚期，蒙古的知識份子與政治精英均是接受俄式教育甚至留學蘇聯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因此他們對蒙古歷史的知識是相當有限.

(5) 44 蒙藏現況雙月報第十七卷第四期. 的，也無法了解需要較深歷史知識的複雜的喚起式文本（ complex evocative transcripts）（頁187）。筆者由此聯想到，1980年代晚期開始推動民主改革的運動者也多屬於這群菁英，他們對真正蒙古歷史的了解有限，但卻也運用最簡單的歷史知識加以調整，用以號召民主運動。歷史的事實是什麼似乎並不是那麼重要，如何運用倒成了重點，這對歷史研究者而言，難免感到悲哀。儘管本書作者在有些地方似乎結論下得稍嫌過於肯定，對於1990年代蒙古有些歷史解釋的錯誤也未加以說明，但本書仍帶給讀者許多思考討論的空間，它的出版當然是件好事。遺憾的是，該出版社的書價向來偏高，本書亦不例外，即便是訂價稍低的光碟版亦是所費不貲，對讀者的荷包而言是筆不小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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