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與敘事：中國史傳敘事研究(Ⅰ)
──以《左傳》為中心的考察
※一、 中文摘要
史傳發展自成脈絡，在中國敘事史上有重要地位。《左傳》「言、事相兼」的 敘事特點，承上而啟下，代表先秦敘事發展的里程碑。古代史傳有記言､記事之 分，其體式分別如《尚書》､《春秋》。《尚書》之外，《國語》也以記錄言談為主，屬 「語」體，不僅記錄「言」，並具有對話性。區分「語」和「敘事」，對照《國語》､ 《左傳》的相關載述，可進而論述言語記錄如何經過情節編構成為時間之流中的 整體敘事。《左傳》敘事，「言、事相兼」，以人物展示的方式，藉對話來推展情節， 既能解釋事件本末，並能揭示人物的心志，刻劃其形象。關鍵詞(key words)：
言(words) 語(discourse) 敘事(narrative) 情節編構(emplotment) 主題(topic)二、緣由與目的
「敘事(narrative)」已成為當代學術的顯題，在許多學術領域裡都深受關注， 形成一個具有跨學科意義的「敘事學(narratology)」的研究領域。就歐美文､史學 界的敘事研究而言，依史東(Lawrence Stone)考察，七十年代中期以來，歷史學界 有一股「敘事復興」的現象1；歷史學者懷特(Hayden White)，則將敘事的議題納 入「後設歷史學(metahistoy)」的研究中，正視歷史的敘事性，對其虛構性以及修 辭問題亦多所探討2。懷特取資於修辭學、文學批評，而他的論述又迴響於文學界。 ※本研究計畫提出之後，感謝審查人的寶貴意見，研究範圍略作合理調整。為彰顯中國史傳敘事 的發展進程，並使討論議題集中，文本選擇以《左傳》為中心。1 參考史東,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85(1979), 頁 3-24。 2 參 考 懷 特 之 著 作 :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t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歷史界關注於敘事的課題，則歷史著作值得分析考辨的不再止於內容事蹟，再現 的形式及其對內容的具體形塑，日益受到重視。至於文學界，研究敘事往往仍以 神話､小說為主，側重敘事的結構和敘述的表現手法等。文、史學界應可展開更 積極的對話。
相應「敘事(narrative)」的研究熱潮，於是有不少中外學者回轉於中國，展開 「中國敘事」的討論。舉其犖犖大者，1977 年浦安迪(Andrew Plaks)主編的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出版，此後，蒲氏和楊義並有題稱「《中國
敘事學》」的專書，傅延修的《先秦敘事研究》以先秦為斷限，論述「中國敘事傳 統的形成」；專書之外，其它的期刊論文，或在專著中涉及中國「敘事」者，更不在 少數。其中，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史傳對小說的影響，尤其先秦兩漢之「敘事」實以史 傳為大宗，足以表徵早期中國「敘事」發展的進程，雖然如此，相關研究或者直接援 據歐美敘事理論運用於中國的文學作品，如浦安迪即是如此3；或者有意「返回中國敘 事本身」4，實際論述卻仍然侷限於以小說為主的成見，如楊義的《中國敘事學》，書 中關於史傳的討論就遠不及小說；至於王靖宇､孫綠怡之研究《左傳》敘事，他們的 論文集或題稱《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或題稱《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從書名就可 以略窺其論述傾向：探討早期敘事似乎旨在為小說溯其源頭。 其實，真正貫徹「返回中國敘事本身」之研究，首應明瞭「敘事」一詞乃中國學 術傳統固有的術語，其指涉本以史傳為主，學者研究中國敘事卻往往視「敘事」為英 文「narrative」的對譯詞，鮮少深究其固有的義涵。漢、魏學者已稱司馬遷《史記》「善 敘事」，唐劉知幾《史通》已有名為＜敘事＞的專篇，宋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敘 事」為文章四體之一，凡此以及學者行文措辭之所謂「敘事」，指稱的實以史傳為主， 並非小說。梁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中，綜述經、史典籍，經傳如《尚書》、《春 秋》、《左傳》，史籍如《史記》、《漢書》等，凡載述過往人物之言行者，統稱為「史 傳」，並特別推崇《左傳》為史傳中的典範。依其描述，此種文體具有「原始要終」 的形式特徵，劉知幾稱之為「敘事」5，誠可與「narrative」相應對譯；若考慮劉知幾 等傳統學者所謂「敘事」實以史傳為主要指涉，則近於「historical narrative(歷史敘事)」。 中國敘事的傳統頗不同於歐美，後者有一系列從神話到史詩、到羅漫史、再到小 說的發展階段，中國則在神話和小說之間沒有史詩和羅曼史的發展階段，其間最足以 表徵中國敘事的主要是史傳。先秦就有以記錄言語為主的《尚書》、《國語》，《左傳》、 《史記》尤其是史傳敘事的兩大高峰，至魏晉南北朝，正史之外，更有志人、志怪頗 以廣見聞、資考證而補正史的樣態出現，唐傳奇以降的各體小說，也常在「傳」的形 式及內容題材上取資史傳，所以有人說小說孕育自史傳的母體，史學家或由「能與正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87); Tropics of Discour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0).
3 「敘事」雖是中國文論裡早就有的術語，浦安迪坦陳他的研究其實是探索「narrative」觀念在中
國古典文學中的運用，說見氏著：《中國敘事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4。
4 楊義：《中國敘事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頁 10。
史參行」的觀點肯定小說，而傳統目錄學家也往往視小說如史傳之附庸。6 依準現存 的文獻來考察，史傳無疑在中國敘事的發展歷程裡具有重要地位，自成脈絡，並在相 當時期裡堪稱敘事的主流，而影響及於小說。研究中國敘事不能不正視史傳自身的發 展脈絡，誠能如此，史傳和小說之間的「建設性對話」才能真正展開，以多元的視角 建立「中國敘事學」，甚至以這樣的「中國敘事學」對應歐美「敘事學」進行跨文化 的對話。這樣，探討中國史傳敘事，誠然是一項有前瞻性的基礎研究。 本人近年由研究《左傳》，進而關注於中國敘事學的領域，注意到《左傳》「言 與事相兼」的敘事特點，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意義。一個年度的研究，固不足以 觀照中國敘事之整體脈絡，縱使專就史傳敘事而言，也僅能針對先秦，藉由此一 時期史傳敘事的幾部典範作品建立指標，俾為上述基礎研究提供貢獻。
三、結果與討論
(一) 《左傳》在中國敘事史上的指標意義 「中國敘事學」的專著在此研究領域裡自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這方面 既有的重要成果。由此入手考察，作為參照，無疑可以確認《左傳》是先秦敘事 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其「言與事相兼」的特點，尤具有承上啟 下的關鍵意義，可以作為考察中國敘事發展的指標。浦安迪主編的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這本論文集 中，討論早期歷史敘事的其實只有王靖宇的”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左傳》儼然為中國早期敘事，尤其是史傳敘事的當然代表。王氏 的說明以為：《左傳》是中國最古老、最著名的史傳典範，並且對後來的敘事作品 有巨大影響，所以，藉由這部著作不僅能了解古代敘事，也有助於理解整個中國 敘事7
。浦氏收在上述論文集裡的”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 一文，以及後來出版的《中國敘事學》專著，都曾比較歐美與中國兩個敘事傳統， 他追溯中國敘事至《尚書》，而大盛於《左傳》，相應於歐美文學傳統中的史詩 (epic)，中國實以史傳取而代之，成為明清小說不斷取擷的資源，在形式結構或內 容題材等多方面對小說有重要的影響；他根據班固《春秋》尚「事」(events)而《尚 書》尚「言」(words)的區分，謂「言」與「事」為中國敘事交替出現的兩大型式， 從神話到明清章回小說，往往「言」重於「事」，常表露出空間感優先於時間感的 6 以上，參考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式的轉變》（台北：久大文化公司，1990），頁 225-229 及 250-251；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北京：三聯書店，1995)，頁 1-12 及 53；浦安迪：《中國敘 事學》，頁 8-10；楊義：《中國敘事學》，頁 13-16。
7 王靖宇：”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77), 頁 3；並參氏著：《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 22-23。
現象8。雖然提及敘事大盛於《左傳》，認為史傳在中國敘事傳統裡具有跟史詩類 似的地位，而為小說的重要源頭，可惜浦氏對史傳的討論猶相當有限。 楊義的研究認為，商代卜辭中已經有簡短的敘事文字，像這樣簡短的敘事文 字還散見於《周易》的卦爻辭，或《山海經》等的片段神話，商周銘文之中也有 記述事件的完整過程的篇章，唯其簡短、零散，並未成為敘事的範式，成為範式 者當推史傳，這是中國敘事發展的獨特之處；楊氏更將歷史與小說、戲曲並列為 敘事作品的三大系統，指出：中國敘事文類的發展往往多種並存，沒有歐美那樣 從神話而史詩、再由羅曼史到小說的階段性9。浦安迪以史傳取代史詩的說法，仍 不脫歐美敘事發展的架構；有別於此，楊義以歷史、小說、戲曲為三個敘事系統， 它們並非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循序出現法。戲曲另涉及表演的形式，姑且不論。 如上文所言，中國史傳或歷史敘事源遠流長，先秦兩漢已出現高指標的著作，縱 使志怪、傳奇或章回小說出現之後，史傳仍然延續推展而自成脈絡。這樣看來， 楊氏捨階段說而另立系統說，此一說法值得注意。然而，他雖有「返回中國敘事本 身」的自覺，也注意到史傳敘事自成脈絡的重要性，畢竟引而未發。 傅修延為探討「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針對先秦的甲骨問事、青銅銘事，乃 至口舌傳事等等，作了廣泛的考察，爬梳先秦的「含事」資料可謂宏富。依他的 考察，由於古代史職的分工，使得先秦文獻在「記言」或「記事」上有畸輕畸重 的現象，謠諺或卦爻辭文辭簡短不足論，其它如卜辭、銘文以及《尚書》、《國語》 等，都偏重記言。《尚書》雖有像＜金縢＞這樣言事並茂單篇，僅偶爾一二見，而 《國語》中的記事仍頗為零散，《春秋》專主記事而不記言，卻太簡約。相形之下， 《左傳》無疑是「先秦敘事史上的高峰」，在此之前，記事弱於記言，真正「實現 了敘事行為的題中應有之義──以事包言，使敘事中記言一枝獨秀的局面變為記 言與記事的相映生輝」者，非《左傳》莫屬10。傅氏運用所謂的「敘事理論」解析 上述各種「有秩序地記述」的「含事」材料11，界定未免寬泛，不過藉以考察敘事 及其傳統的「形成」倒也無可厚非。至於指陳「言」與「事」畸輕畸重的起伏發 展，更為考察中國敘事梳理出饒有價值的線索。相對而言，中國古代先是長於記 言，記事較弱，《尚書》、《國語》等典籍中雖有敘事，畢竟只是零散偶見而已，《左 傳》全書則有許許多多引人入勝的敘事，而且能由言談或動作的記錄進展到有意 地撰作，將人物的言、行融貫在整體敘事中相互輝映，誠為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敘 事性著作。 浦安迪和傅修延都相當重「言」、「事」區分的說法。「記言」、「記事」二分， 首先見諸漢人的傳述。《禮記•玉藻》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的說法，
8 浦安迪：”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頁 314-316；又，氏著：《中國敘事學》，頁 8-33 及 46-48。
9 楊義：《中國敘事學》，頁 13-16。
10 說參傅修延：《先秦敘事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9)各個專章之論述，以上綜述見頁 192。
鄭玄注曰：「其書《春秋》､《尚書》其存者」12。《漢書．藝文志》則說：「左史記 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13，左史、右史何者記言，二說恰好 顛倒。究竟左史、右史的官職分別如何，姑且不論，至少漢人的說法顯示當時曾 有記言､記事二體區分的觀念，前者以記錄說話內容為主，後者以載述動作行為 為主，其體式大抵可以由《尚書》、《春秋》略窺一斑。徵之於文獻，《春秋》編年 而大事記要，絕無言談辭令；《尚書》則載錄許多長篇的誥誓辭命，除＜金縢＞等 少數篇章稍具敘事的形式，大抵以某一場合中發言記錄為主。這樣看來，古代史 傳的確有偏重記言或重記事兩種體式。漢人的說法或觀念，可以實徵於文獻。 劉知幾已經一語道出《左傳》敘事的特點在於「言、事相兼」，據以指陳其承 繼《尚書》、《春秋》，而另開新境的發展。劉氏《史通•載言》曰：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 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誡誓，尚 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 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 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14 《尚書》未記載齊桓、晉文的霸業，《春秋》不錄穆公＜秦誓＞之辭，劉知幾認為 這是由於記言、記事的分工，因而說：「言、事有別，斷可知矣」。「言」、「事」原 本分別記載，直到《左傳》始正式邁入「言、事相兼」的新里程。誠如《史通． 史官建置》所言：「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書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 成刪定，歸於後來之筆。」15 「當時之簡」，尤其是古代的記言、記事，原屬記錄 的性質，《左傳》擷取這兩大類型的史料，將人物的行為及其言辭融貫於一篇敘事 當中，重新排比組織，是所謂「後來之筆」，這樣的敘事乃是撰作，而非記錄。唯 其精心融貫，經情節編構而「煩省合理」，於是乎能引人入勝，成為敘事的典範之 作。 綜上所述，《左傳》是先秦最具代表性的敘事性著作，而其「言、事相兼」則 是中國敘事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在此之前，史傳偏重記錄，而且記言優於記事， 至《左傳》而進入新的里程，能將人物行事及其言談精心編構為情節，融貫為整 體，撰作成「言、事相兼」的敘事。 (二) 「言、事相兼」的敘事 中國古代史傳有記言､記事之分，《左傳》上承《春秋》一系的記事體發展為 敘事，這種重「事」的類型逐漸成為史傳的大宗。但是記言性質的文獻倒也沒有 就此消失，《尚書》固為古代記言體的代表，此後，如《國語》、《戰國策》（一名 12 見《禮記注疏》(影清嘉慶 20 年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卷29 頁5 上。 13 見《漢書補注》（影長沙王氏校刊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55），卷 30 頁 18 下。 14 劉知幾：《史通》（四部叢刊初編影明張鼎思覆校陸深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卷 2， 頁 10-11。 15 同上書，卷 11，頁 81。
「事語」），如《論語》、《孔子家語》，漢以降還有像《說苑》、《世說新語》、《語林》 等等，以「言」、「語」、「說」題名的文獻。從「言、事相兼」的特點看《左傳》 敘事的指標意義，促使吾人注意敘事對「言」或「語」一系文獻的吸收，以及敘 事中言語對話的運用。 上文曾提及浦安迪的考察，他說「言」與「事」為中國敘事交替出現的兩大 型式，小說中往往有「言」重於「事」的現象，使得空間感增強，超越了敘事的 時間感。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的學者相當重視話本和章回小說的「說話」的虛擬情 境，認為是敘事模式的主要特徵之一16。浦氏所謂「言」與「事」為中國敘事交替 出現的兩大型式，所謂「言」的類型大概指此而言。小說虛擬「說話」的情境作 為敘事模式，是否能如浦氏所言追溯至《尚書》等記言體文獻，尚待探究。切就 史傳而言，人物的辭令或對話在敘事中廣泛運用的情形，的確值得觀察討論。 劉知幾在《史通•申左》中曾列舉許多《左傳》載錄時人諫言或會盟辭令的 實例，認為：「斯蓋當時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本其語， 就加編次。……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 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17 古代的言語記錄，成為《左 傳》敘事的資源，可惜多已亡佚，無從對照觀察。倒是《國語》和《左傳》相傳 同出於左丘明，前者會集各國之「語」編纂成書，後者依經敘事，是融貫史料的 著作。《國語》中的「語」應是《左傳》參考的史料之一，載述內容可以彼此參照 比較18。以下嘗試藉由「語」和「敘事」的區分，對照二書中的相關載述，觀察言 語記錄如何經過情節編構成為時間之流中的整體敘事，進而論述《左傳》在敘事 中記言載語的功能。 從早期的文字記載看來，古代的確有「記言」、「記事」的區分。《左傳》以前， 16 參考王德威的論文，他引述韓南(Patrick Hanan)、浦安迪等學者的說法，並申述討論，見氏著： ＜「說話」與中國白話小說敘事模式的關係＞，《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 三聯書店，1998)，頁 80-101。 17 同上書， 卷 14，頁 104。 18 關於《國語》、《左傳》二書的關係，歷來說法極多，張師以仁考辨最詳贍精闢，論證二書著作 宗旨不同，且同述一事而時、地、人或事蹟也頗有詳略差異，雖同出左丘明，而一為編纂、一 為著作，說詳氏著：＜論國語與左傳的關係＞，《國語左傳論集》(台北：東昇出版公司，1980)． 頁 19-108；及＜從司馬遷的意見看左丘明與國語的關係＞，《春秋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1990），頁 61-104。近年，王靖宇復從敘事的觀點比較二書，同樣獲得《國語》較接近原 材料，《左傳》則經過選擇、修飾故全書敘事風格一致，而且，前者乃《左傳》參考的原材料 之一，說詳氏著：＜從敘事文學再度看左傳與國語的關係＞及＜再論左傳與國語的關係＞，《中 國早期敘事文論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9)，頁 135-167 及 169-178。《國語》以 載「語」為主，但也有一些經過潤色而具備敘事的形式特徵，王氏關於《左傳》、《國語》的比較討 論，主要是針對二書相關的敘事。雖然《國語》中也有具備敘事形式的篇章，畢竟多偏重記言，古 代遂有「語」的專稱，藉此，我們可以根據《國語》確立「語」體的特徵。區分「語」與「敘事」 的體式，著眼於中國敘事的發展論述《左傳》「言、事相兼」的指標意義，這是本研究計畫跟先前學 者研究的不同之處。
包括卜辭、銘文或《尚書》，言語的記錄已經相當發達，記事則相對地進展遲緩， 始終本末完整的敘事只零星散見。《尚書》之外，《國語》也屬於記言體文獻。《國 語》的「語」，多為君臣之間的問答記錄，以答辭為主，這是它的基本形式；應答 之辭針對主題，有所為而發，有其特定的言說對象，乃當時人物之間的對話。不 僅記錄「言」，並且具有對話性，常以「明德於民」為君臣對話的主題，這樣的體 式，古稱為「語」，《國語》就是古「語」體的著名代表。19參考浦安迪將「言」譯 為「words」，凡是說出口的話均屬之，相對的，有的學者將《國語》一類的「語」 譯為「discourse」20，恰可以強調其因應對象以進諫陳辭或論辨說理的對話性。《左 傳》所載雖有冊命誥辭，大抵多屬春秋賢士大夫應對陳說之「語」。依《國語》、《左 傳》，對比「語」和敘事的關聯，可以略窺此一階段中國敘事發展的演變之跡。 我曾詳細分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限於篇幅，引文不具錄。下同。)這篇 「語」，全篇凡五百一十二字，祭公的諫辭四百七十八字，佔了絕大篇幅，前言「穆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交代祭公進諫的由來和對象，最後則說「王不聽， 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由首尾的背景說明，可知祭 公的諫辭涉及周穆王征犬戎的事件，然就內容意旨而言，全篇主體在四百餘字的 一長段諫辭。其中，「先王」出現八次，「德」字出現九次，在在依準「先王」，標 榜其「德」，而總著眼於保民、恤民；而言語之間，迴環激盪的聲氣音韻，雍雍穆 穆的廟堂氣象，具體展現出天子卿士的雍容之姿､文雅之風。總之，這篇「語」 載錄祭公之辭，不僅傳達了此一人物的觀念見識，同時在造語修辭中展現了他的 聲氣形象。它是《國語》全書載錄的第一篇「語」，就時間而言，也是最早的一篇 「語」。＜祭公諫穆王征犬戎＞是《國語》全書載錄的第一篇「語」，就時間而言， 也是最早的一篇「語」，具有代表性，而「語」的基本結構及價值，可以藉由上述 分析窺見一斑。21 《左傳》中載錄許多春秋時代賢士大夫的諫言或辭令，劉知幾說「斯蓋當時 發言，形於翰墨，立名不朽，播於他邦。而丘明仍本其語，就加編次」，所本者大 概就是當時各國的「語」。如宣三年的＜楚子問鼎＞，楚莊王觀兵于周疆，此傳所 述以王孫滿的辭令為主。針對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以「在德不在鼎」一 句先立定大本，然後將鑄鼎、遷鼎的原委娓娓道來，強調鼎所以「承天休」，再轉 出「天祚明德」，以「天命未改」壓伏楚之野心，最後結以「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將問題彈回，輕柔中帶著勁道。所以馮李驊從他立論陳辭的特色分析說：「劈頭提 出『德』，又從『德』推出『天』使他問心不過，又誇口不來，語語峻厲，真足以 褫奸雄之魄而消窺伺之萌矣。」22一番辭令，由鼎之可問不可藉題發揮，既明確宣 示「明德」的觀念，同時假諸「天命」，以微婉而堅定的辭氣促使楚兵不戰而退， 19 說詳拙著：＜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中國古典 文學研究》創刊號，頁 1-22。 20 同上引文，頁 11。 21 同上引文，頁 3-10。 22 馮李驊：《左繡》(影康熙 59 年書業堂鐫藏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卷 10 頁 10 上。
正是藉由人物的展示，在辭令言語中，讀者感受到王孫滿「褫奸雄之魄而消窺伺 之萌」的神態，想見這個人物的形象。此外，如隱三年石碏勸衛莊公「愛子，教 以義方」，進而論及「六逆六順」的一番諫辭；桓二年臧哀伯勸阻桓公納郜鼎于大 廟，力陳「君人者，將昭德塞違」，切不可「寘賂器於大廟」；文十八年太史克代 表季孫行父陳辭，論事君之禮以觀莒僕之「凶德」，並詳述舜舉八元八愷而去四凶， 表明違君命而逐莒僕乃「去一凶矣」；襄十四年師曠隨侍晉悼公，提及「衛人出其 君」，便乘機進說，論「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述親暱輔佐、瞽史補察 的制度，以為「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淫，而棄天地之性？必 不然矣。」；至於昭二十年，晏嬰侍齊景公于遄臺，也是藉題發揮，暢談「和」、「同」 之異；……諸如此類的長篇偉論甚多，不勝枚舉。這樣藉由人物展示，在靜態的 場合裡侃侃而談，敘事的節奏相對顯得緩慢遲滯，所謂空間感優勝過時間感的現 象殆指此而言。 如此「言」重於「事」的敘事，跟《國語》的「語」相較，性質近似，很可 能直接採錄時人的「語」錄資料，幾乎沒有剪裁或稍作潤色即編入傳中。對於這 些名言讜論，錢穆曾予表彰，認為《左傳》中所載的這些賢士大夫言語，其中「就 有許多很偉大思想在其內」23，杜維運更形容這樣「選擇由文化與智慧湧出的言論 而畢載之」，保存了春秋時代的文化氣息，再現其智慧光芒24。為什麼《左傳》所 載言語具有如此的價值呢？這可以根據「語」的特點來說明：「語」以陳辭說理為 主因而有相當強的思想主張；其修辭聲氣又因應特定的對象和場合，於是有個別 性，表露出說話人物的文雅和情采。 「語」是因應對象以進言應答的對話，旨在說理達意；敘事則「原始要終」， 載述一系列事件的整體脈絡以明其本末。《國語》、《左傳》二書，體式不同，宗旨 亦異，載錄的內容自然各隨所取，或者同收某一人物在特定場合的言語而詳略不 同，甚至內容互異，可能是根據資料有別，或者參考同一資料而刪裁不同。特就 中國敘事發展的觀點而言，古代「語」錄如何吸收為敘事的素材，經編構成為一 系列事件中的情節，以及它在整體脈絡中如何發揮敘事的功能，這是下文討論的 重點。 長勺之役曹劌和魯莊公的問答，《國語．魯語》和《左傳》有類似的載述，可 資以對照，「語」和敘事各有側重的情形顯然可見。《國語》記載曹劌和魯莊公關 於「所以戰」的問答，對於「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曹劌以為根本不足 恃，故詳為解說，侃侃而談德惠於民的治道；至莊公再提出「余聽獄雖不能察， 必以情斷之」，曹氏曰：「是則可矣」，肯定其能「中心圖民」。這篇「語」開頭的 「長勺之役」只提供一個歷史背景，曹劌和魯莊公兩個人物的問答對話在此場景 中展示，展示的主題毋寧是布惠圖民的思想。託言以明德，敷陳為政的道理25，問 23 錢穆：《中國史學名著》（台北：三民書局，1988），頁 54-55。 24 杜維運：《中國史學史(第一冊)》（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頁 110-113。 25 張師以仁認為：「《左傳》記事，長於戰爭的描述，《國語》託言以明德，故沒有論戰一節，而
答之間，偏重說理達意，而時間的流動或因果的關聯十分模糊。參照於《左傳》 敘事，全篇「原始要終」，已具備「始－中－終」三段完整的情節26，相形之下，《國 語》所記只相當於起始的問戰一節。設若《左傳》曾參考後者，曹劌言語明顯經 過刪裁組織，變得更簡潔而具有節奏感。 進一步分析之前，先將《左傳》敘事分為如下三段情節： 1.始於問戰：將戰之前，曹劌鑒於在位者「未能遠謀」，乃主動請見，不顧鄉人 勸阻而參與了這場戰爭。請見，問莊公「何以戰？」三審君德之後，方說「可 以一戰」，隨即「戰則請從」。 2.中則應戰：戰場之上，是應機展現謀略的現場。曹劌跟隨莊公同乘而戰于長勺， 待齊人三鼓然後出擊，視轍跡、望軍旗，然後才追逐敗逃的齊師。 3.終場論戰：戰勝之後，曹劌應莊公之問，解說戰略緣由。 敘事的三段情節跟戰爭進行的階段相應，一個步驟導引另一個步驟，先後有序， 相互聯貫，構成節次分明的整體脈絡。其中，曹劌這個人物是貫串的線索，由入 見、請問引發他和魯莊公的連番問答，逐次敘出應戰前後的謀議以及作戰實況， 於是首尾瞭然本末連貫；而且，從情節編構的呼應關係看，戰前、戰後的謀議顯 然才是重心所在。以曹劌為線索，以謀議為重心，如此再現長勺之役這場戰爭， 正以曹劌所謂「遠謀」為關鍵。問「何以戰」，促使莊公明瞭重民、利民才足以用 民應敵，而且他說「可以一戰」之後，緊接著要求「戰則請從」──一則，通過 一番問答，莊公對曹劌的見識已有所了解，於是允諾他同車以為參謀；二則，曹 劌實以一己之謀略彌補上位者「未能遠謀」的空缺。只見戰場之上，曹氏曰：「未 可」，魯軍即止，待齊人三鼓然後曰：「可矣」，魯軍即進擊馳逐。交戰的實況先作 此描寫，其所以然之故則在戰後說明，進一步表露曹劌慎謀能戰的智略。呼應「肉 食者鄙，未能遠謀」一語，曹劌請見之前，想必已對謀臣將帥以及軍旅形勢，瞭 然於胸，從不在其位，到參贊軍機，其間轉變的因素厥在「問何以戰」的一番對 話，通過對話贏得莊公信任，於是能同乘應戰，隨機獻議，終使魯國獲得勝利。 莊十年《春秋》曰：「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左傳》對應經文敘述其事 本末，以曹劌及其「遠謀」為關鍵，巧妙揭示了「公敗齊師于長勺」的關鍵因素。 《國語》記載長勺之役曹劌和魯莊公的問答之「語」，著重在說理達意，主題 則是布德惠民。相對的，《左傳》則將相關的對話編構為敘事中的一段情節，惠、 信、忠等人君之「德」為主政應戰的根本，曹劌此一思想猶然彰著，但不止於此， 在敘事本末中，曹劌如何透過對話展現自我，贏得莊公信任，並因而得以同乘而 參贊軍機，也都可以由此獲得理解。換言之，經情節編構為的「語」，不僅表現了 重點在敷陳其理。正是各略所略而詳其所詳。」(《春秋史論集》，頁 165) 《國語》、《左傳》 所詳所略誠然各有專主，下文針對《左傳》敘事的線索、關鍵，以及如何解釋《春秋》之義等， 稍加闡述，以為補苴。 26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詩學》：「所謂『完整』，乃指有開始、中間與結束。開始為本身毋須跟 隨任何事件之後，而有些事件卻自然地跟隨於它之後；結束為或出於自身之必然，或出於常理， 跟隨於某些事件之後，而無事件跟隨於它之後；中間則必跟隨於一事件之後，而另一事件復跟 隨於它之後；是故一個結優良之情節不能在任意的一點上開始或結束；其開始與結束必須依照 上述方式。」以上，據姚一葦中譯：《詩學箋註》（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8），頁 79。
說話人物的思想和形象，作為一系列事件裡的一個環節，它還具有解釋前因後果 的功能。《左傳》敘事有主題，那就是對應《春秋》經文以解釋「公敗齊師于長勺」 的因素。 《左傳》敘事擷取「語」作為素材，藉由人物的言語對話，不僅可以推展情 節，同時刻畫人物內在心志，發揮展示其形象神態的功能。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情節編構的特點就是善用對話。共叔段以京為采 邑，進而「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最後準備襲 鄭取代莊公，在武姜的支應下一步步擴展勢力。共叔段擴展勢力的四個階段，鄭 莊公的反應及變化之微，即形諸人物對話，從而曲傳其「志」。莊公初即位時年紀 尚幼，對於叔段在京築城逾越制度，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明知關鍵在武姜； 從「姑待之」、「將自及」，到明指叔段「不義不暱，厚將崩」，語氣漸次趨強，直 至掌握武姜和叔段襲鄭的訊息時，態度積極而主動，曰：「可矣」，隨即命將伐京， 先下手為強。從莊公即位到「克段于鄢」，對母親姜氏原本無可奈何到最後逐弟寘 母，前後長達二十二年，其心跡委曲在語氣態度的轉變中隱隱勾勒。27 哀六年＜楚昭王知大道＞，昭王在「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的情形下， 準備從容赴死，特意委請子西、子期繼位為君，兩人拒絕，便轉而懇請子閭，子 閭「五辭而後許」。後來，子閭卻與子西、子期共同擁立昭王之子章即位。然後， 《左傳》特追述昭王不禜、弗祭兩件事，略見其平生作為並非迷信卜祀，最後以 「孔子曰」評論說：「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肯定昭王能「由己 率常」。何以見得楚昭王能不迷卜祀，深明「由己率常」的道理？敘事中載錄他的 言語，讀者可以從中明瞭昭王不禜、弗祭的理由。當周太史針對赤雲異象建議昭 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他說：「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當卜者宣告昭王之疾導因於黃 河作祟時，他以「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為理由，謂「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 也」。由此，讀者也深刻了解到楚昭王這個人物。唯其平日就視國家一體，視大臣 如股肱，臨戰將死之際，「捨其子而讓」的安排庶幾免於權謀之虞，而獲得子閭和 子西、子期等人感念，一致擁立公子章，成就讓而不失國的佳話，樹立起楚昭王 「由己率常」的開明形象。 ＜楚子問鼎＞中的王孫滿，在靜態的場合裡侃侃陳辭，這一類的敘事，情節 顯得單調遲滯；＜鄭伯克段于鄢＞以人物往返對話，一步一步地推展推展情節， 時間的流動感相對地淡化，如此般的敘事往往使讀者忽略當中的時間流程。由此 看來，《左傳》敘事中已經顯露出浦安迪所謂中國敘事往往「言」重於「事」、空 間感優勝過時間感的現象。就《左傳》本身來說，這種傾向跟對應《春秋》之事 而詳述其本末的宗旨很有關聯。《春秋》編年記事，或月或日，每事繫於一個定著 的時間點，《左傳》敘事則對應於經，針對事繫於經的時間點舒綻出一段「原始要 27 對於＜鄭伯克段于鄢＞的分析，說詳拙著：《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 168-174。
終」的時間流程，一系列事件在此展開。＜鄭伯克段于鄢＞全篇只凸顯「五月辛 丑」叔段由鄢出奔共的時間點，＜楚昭王知大道＞也只載明「秋七月」楚昭王在 城父，當月「庚寅」便卒於此，而這樣對於特定時間點的強調，恰與《春秋》記 事的時間相對應。閱讀《左傳》敘事，不應忽略此種經傳對應的關係。這涉及《左 傳》敘事的主題意向。 (三)記言載語的模擬問題 《左傳》依其敘事的主題意向選擇素材，編構情節。敘事中的言語辭令，只 要不刻意忽略古代的記言傳統，劉知幾「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而「丘明仍本其 語，就加編次」的推想，應可以接受。然而，只要經過選擇和組織，編構為情節， 總已經是敘述者依其理解所再現的人物形象和事蹟本末，這樣，史傳同樣涉及模 擬的問題。 錢書鍾曾指陳，史傳工於記言者莫先乎《左傳》，這是「左氏於文學中策勳樹 績」的一大要項。他說： 史家追敘真人真事，每須遙體人情，懸想事勢，設身局中，潛心腔內，忖之度 之，以惴以摩，庶幾入情合理。蓋與小說、院本之臆造人物、虛構境地，不盡 同而可相通；記言特其一端。《韓非子•解老》曰：「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 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斯言雖未 盡想象之靈奇酣放，然以喻作史者據往跡、按陳編而補闕申隱，如肉死象之白 骨，俾首尾完足，則至當不可易矣。《左傳》記言而實乃擬言、代言，謂是後 世小說、院本中對話、賓白之椎輪草創，未遽過也。28 意謂史傳敘事之記言載語，其實是代言、擬言，跟小說對白「不盡同而可相通」。 藉錢氏的話說，史傳和小說，編構情節都需經一番揣摩想像，所以說二者「可相 通」；但就想像之有無史料根據，以及是否與真實世界一致等要求而言，二者又「不 盡同」。儘管《左傳》所述之言語辭令，尤其是人物之往返對話，以及若干私語或 獨白，未必完全合乎史料根據，大抵據成文、本其語，徵實有驗地建構往昔人物 行事的情貌原委，這屬於歷史的想像活動。小說的模擬想像，則可以自由臆造， 盡情虛構其可能的世界，任意隨心以求生動出奇，不必要求其符合史料根據，不 必與真實的世界一致。29 無論如何，錢鍾書從記言載語的模擬性論《左傳》和後世小說的關聯，謂有 「椎輪草創」之功，的確洞察到中國敘事發展上饒有意義的現象。《左傳》「言、 事相兼」，一方面吸收古代記言載語的傳統經驗以豐富敘事，一方面在理解揣摩以 模擬想像上也對後來包括小說的敘事發展，有草創啟發之影響。由此看來，《左傳》 28 錢鍾書：《管錐篇》(北京：中華書局，1996)，第一冊，頁 164-166。 29 理論上，真實的跟虛構的世界不同，真實的世界是唯一的，凡此世界內的種種須能合乎一致， 是否合乎一致則可藉由歷史考據的方法來檢驗。至於虛構的世界，並非唯一，不同的小說造設 不同的世界，不必與其它的世界(包括真實的世界)一致，只要合乎可能性而可以理解。說並參 拙著：《敘事與解釋──左傳經解研究》，頁 174-175。
在中國敘事史上的確具有承先啟後的指標意義，而「言、事相兼」的敘事特點尤 為關鍵，值得學者注目和研究。
四、計畫成果自評
中國敘事學是一個具有跨學科意義的新領域，將有助於文學､歷史學等學科 領域之整合研究，可作為中國學術與其他學術傳統進行「對話」的一個進路。而 史傳興盛，自成一發展脈絡，這是中國敘事的特色。當前中外學者之「中國敘事」 研究偏重小說，忽略史傳，此一狀況固當針砭；但史傳研究者雖不乏人，可惜仍 少關注其敘事性。這正是文學與歷史學可以相輔相成之處。本研究計畫以《左傳》 為中心考察先秦史傳敘事的發展。 由考察幾部「中國敘事學」的專著，益見《左傳》是先秦史傳敘事的重要里 程碑。我認為，《左傳》「言、事相兼」的敘事特點，尤其具有承上而啟下的指標 意義。 古代的文字記錄，從卜辭、銘文到《尚書》這部文獻，大抵偏重記言。記言 體之中，有一類特別稱為「語」，如《國語》就是古「語」體的著名代表。《國語》 的「語」，多為君臣之間的對答，偏重說理，而常以「明德」為主題。應答之辭針 對主題，有所為而發，這樣，「語」不僅是說話的記錄，而且具有對話性。敘事則 「原始要終」，將一系列事件經情節編構而成為完整的脈絡。《左傳》敘事擷取古 代豐富的言語記錄作為素材，融貫編構，乃是有主題意向的著作。其中，人物的 言語辭令，成為系列事件中的一個環節，於是有表露人物心志、刻畫人物形象的 功能。這屬於展示的手法。人物在特定的情境場合中展示，情節或顯得單調遲滯， 時間推移的流動感也相對模糊，凡此，顯露《左傳》敘事已經出現浦安迪所謂中 國敘事往往「言」重於「事」、空間感優勝過時間感的現象。這種傾向跟《左傳》 對應《春秋》之事而詳述其本末的宗旨大有關聯。雖然「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 而「丘明仍本其語，就加編次」，依主題意向選擇、組構，再現的乃是敘述者依其 理解形塑的人物形象和事蹟本末，這樣，史傳同樣涉及模擬的問題。從敘事之再 現總免不了模擬而言，錢鍾書指《左傳》記言乃是擬言、代言，認為啟發了後世 小說之對話，這是很有意義的評論。 上述研究成果，針對中國敘事自身的特點建立指標，並為「中國敘事學」之 開展與深入研究提供論述基礎。
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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