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唸歷史學出身的，但由於鍾情於香港獨 特的社會文化，故此與香港史研究沾上了邊。十多 年來，我發覺香港史研究有邊緣化的特質，但正正 由於這個特質，使香港史具有挑戰及修正主流歷史 的潛力。 香港史以香港社會生活及文化歷史為主體，相 對於以大中華或大英帝國為主軸的史觀來說，這不 啻是個很根本的挑戰。此外, 香港史無論在教學及 研究的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往往以週圍所見的 人或事入手，因此研究或學習的過程是實在的、紮 根式的。 傳統的讀史或治史方法，往往從既定的框架出 發，由上而下地整理資料，把它們納入這個框架 裏。這種方法認定其採用的架構，有普遍的解釋能 力。至於新的資料，作用只是進一步鞏固這個架 構，或充其量只是為它作小修小改而已。這種方法 認定了一個宏觀的、有普遍解釋力的、由上而下運 作的框架，我就姑名之曰「大歷史」。相對來說， 以週圍的人或物為主體，從邊緣出發去整理出一個 模式，而又不假設這個模式或圖像有普遍的解釋 力，我就姑名之曰「小歷史」。 為了更清楚說明何謂「大歷史」及「小歷史」， 讓我各自舉出一些例子。 先說「大歷史」。香港人最熟悉的，無疑是大 中華文化這個論述。多年來，香港學生所唸的中史 科就是以這個論述為「主導思想」的。在這個論述 裏，一開始就存在著稱為「華夏」或「中國」這樣 一個延綿不絕的抽象文化主體。這個主體內的人 （「炎黃子孫」）被想像為有極高的同質性。至於這 個主體本身，無論經歷多少政治分合或變遷，它仍 然會是屹立不倒的。當然，這個論述不只是學術範 疇的事，而是與實際政治角力 (realpolitik)息息 相關的。我們不時聽到中國政府說，某某地方「從 來都是中國神聖的領土」，就是這個華夏大論述在 政治層面的應用。 另一個「大歷史」論述的例子是馬克思的社會 發展階段論，也是仗著作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而流 行於中國大陸。我曾經參觀過幾個國內的歷史博物 館，都是以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原始共產社會、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革 命後的共產主義社會）為展覽主軸。至於國內學校 的歷史教學，也是以此為組織架構。相對來說，香 港的中國歷史教學，則以傳統的朝代更替循環為論 述的主軸。 「大歷史」論述當然也有政治以外的作用，在 學術研究的範疇裏，它提供研究及整理史料的框 架、同時也指導研究的方向。可是，沒有實在的、 紮根的「小歷史」，「大歷史」的論述便不能更新， 因此也會變得僵化，最後喪失解釋力。我覺得目前 的香港史研究就具有這種更新作用，且舉個我較為 熟悉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走在香港史的道路上：「小歷史」的挑戰
蔡寶瓊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一個對大歷史最明顯的挑戰來自婦女口述歷 史。新婦女協進會於一九九八年出版《又喊又笑— —阿婆口述歷史》（香港：新婦女協進會，一九九 八年），由十位婆婆的訪問錄音整理而成。這本書 的導言，開宗明義就提出從女性主義及口述史的立 足點出發，對傳統歷史的挑戰。它第一個提出的問 題，就是為什麼香港歷史總離不開「鴉片戰爭、南 京條約、荒蕪小島、英殖割據、中日戰爭、香港淪 陷 、 戰 後 重 建 、 經 濟 起 飛 、 繁 榮 安 定 、 九 七 回 歸……這是誰的歷史？」 作者們的結論，就是這些 往往只是接近政治權力的「大人男人寫的歷史」， 而這種歷史的表面作用雖然是「紀實」，但實際作 用卻是「建立綱目，指點江山，……也因此充滿空 白、偏見、無意的謊言、甚至肆意的專橫, 和支持 官方權力的神話。」 （頁3） 基於此，作者們說，「如果我們不想再強記他 人杜撰的大是大非、官威神話，我們得改寫別一樣 的 歷 史 。 我 們 需 要 一 種 小 寫 的 歷 史 、 女 性 的 歷 史。」（頁 3） 究竟這種「小寫歷史」的挑戰在哪裏呢? 首先，婦女歷史是實存的，是活生生的人從歷 史中走過來的紀錄，而很多時候，歷史實實在在地 在婦女的身體上留下印記，形成不折不扣的 embod-ied history。所以，這部阿婆口述歷史記錄了各 自女性身體轉變與身處的男性文化社會的互動關係 ——月經、貞操、婚姻與性、戰爭對身體以至貞節 的威脅等等。相比之下，男性的「大寫歷史」則只 「勾劃結構變遷。男性的朝代更替」 （頁3），與人 的真實存在距離很遠。 在這個抽象的框框裏，不單止人的實在經驗消 失了，人的主體性也被忽略。相反地，小歷史卻通 過記錄個人的掙扎和抉擇，回復人的主體性，而女 性口述歷史更進一步糾正男性主流歷史的偏頗。 這部阿婆口述歷史就敘述女性多年來如何在戰亂、 遷徙及貧困中奮力求存，以至選擇香港作為逃避不 如意的婚姻、又或是混亂和不明朗政治環境的出 路。香港不單是男性尋求生存的經濟避難所而已。 在這部阿婆口述歷史的寫作過程中，作者更體 會到「歷史直線」的虛幻，而這正是大歷史一向所 假定的。十位阿婆中，有一位不斷強調她有一百零 六歲，但仔細核對她一生重要的遭遇與大歷史事件 (如香港淪陷、大陸解放等)相接的年份時，卻又發 現她這個歲數是不可能的。當訪問者多番要求澄清 時，阿婆不悅地批評她們「真蠢」、「不明白」； 她只管說「我說我喜歡說的」（頁 103-4）。如此一 來，什麼才是歷史的真實呢？正如這個故事的記錄 者所說： 「我們以為女性的口述歷史可以重現 壓抑了的歷史，但口述歷史的游移、 不可信、自說自話，是對『歷史』這 一知識概念最大的顛覆……知識是對 不可知的摸索，然而越摸索越黑暗， 越曖昧難明，越不可知，我們是在越 不 可 知 ， 越 顛 覆 否 定 中 ， 知 得 更 多 的 。 我 們 無 法 再 安 於 我 們 對 『 歷 史』、『真實』的 理 解 。 所 以 ， 她 所說的，比她說的，更為多。」( 頁 104-5) 最後，想提出小歷史的書寫對參與者以至讀 者的自我肯定及強化 (self-empowerment)作用。 且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參與寫作的《晚晚六點半— —七十年代上夜校的女工》（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有限公司，一九九八年）。作為關於弱勢社群 （工 廠女工）的歷史，這本書的成書過程，從開始就很 自覺地是「一個平等、共同參與的計劃，……揚棄 學院精英式手法」（頁 11），通過上夜校的女工本 身的網絡和自主參與和設計，搜集資料，然後借助 一些外援的人手，完成書寫的階段。其中一位參與 者，也是當年一位上夜校的女工，就這樣總結整個 計劃對參與者所起的作用： 「回首過去，並不止於懷舊而已，而
是要從自己的經歷，汲取足夠的力量 和教訓，讓我們無畏地重新上路。」 （頁 1 2 ） 一位有相同經歷的七、八十年代女工，現任工 會祕書張麗霞，就不約而同地在前序中這樣說： 「 在 工 會 運 動 中 ， 每 天 向 著 『偉大』 的目標進發，極少有機會溫馨的回望 過去，細意咀嚼自己的童工年代，特 別是少女成長階段。看過這本書後有 暖暖的、很親近的感覺，同時，更覺 得 我 們 這 群 女 性 的 『腰骨』和『腳 骨』很硬淨，很為大家能站立至今而 驕 傲 。 」（頁 6 ） 這種自我肯定及強化的作用，當然不止於弱勢 社群的歷史書寫。自從初中引入香港史後，不少老 師也要求學生就自己熟悉的人物、社區、組織等， 進行小規模的歷史專題研究。從以上的討論來看。 我們可以了解到，這種小歷史的書寫經驗所帶給學 生的，豈只是學習搜集資料、整理和書寫報告的能 力而已？ 在 1997年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以「香 港歷史、文化與社會」為題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申辦了這個促進大學與中學間知識交流的中介 計劃。（計劃簡介請參看《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 第 13 期，頁 5-18 。）將大學裡教授香港歷史、文 化與社會的知識與中學老師分享。在整個活動中， 我們共安排了九個講座、八個田野考察、一個由大 專院校學者與中學老師參與的研討會、一個展覽及 數個書展。今天是畢業典禮，我們很榮幸得到科技 大學吳家瑋校長及教育署人文學科組陳家琪總監為 我們頒贈證書。我們也同時邀請了蔡寶瓊主講「誰 人的香港史？」、幾位中學老師進行教學示範、並 且安排了書展和教案展覽。 我們的一系列活動由1998年12月開始，直到 今日的18個月時間裡，老師們努力不懈，風雨無間 的參加了不同的講座及田野考察。足見老師的興 趣、毅力與熱誠。 在講座安排方面，我們請到本地及海外大專 院校的學者義助講授香港史相關的題目，由文物古 蹟、傳統社會組織與生活、都市商業發展、日治時 期、戰後經濟與社會、普及文化及身份建構以至香 港史的理論與實踐等，其內容包涵了教授香港歷史 的各主要層面。 田野考察方面，地點有東至西貢，北至上水 林村，西至大澳。考察的不單有歷史悠久的農村社 會，還有香港經濟中心的中上環，也有發掘在泥土 下面的歷史社會文化遺物，這些活動讓老師們親身 體驗到田野考察的實況及其意義。 在舉辦這些活動的同時，我們安排了一個證 書課程，但由於人手及行政上的限制，我們只可以 容許40位老師參加，對不能參加的老師，我們致萬 二分的歉意。很多老師都很有毅力，參與百份之七 十或以上的活動，並完成編寫一個教案，達到證書 課程的要求。但更值得高興的是很多不是證書課程 的老師，都能次次出席講座，當田野考察有空位 時，便積極報名參加，他們更不計較有沒有證書。 他們的熱誠，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除了參加講座和田野考察之外，我們要求參 加證書課程的老師提交一份香港史的教案。很多老 師設計了精彩的教案，並先在自己課堂上試教、修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課程結業禮致詞
廖迪生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改，可以說是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成果。限於人力物 力，我們今天只能展示部份老師編寫的教案，我們 也要感謝一些老師願意進行即場示範，介紹他們的 教案。 在推行活動和課程方面，我們邀請了教育署 人文學科組及華南研究會作為合辦機構，教署在溝 通學校老師方面，起了一個非常主要的作用，李志 雄先生任勞任怨的精神，實屬可嘉。華南研究會也 動員了他們的會員參與大小不同的工作。 為了有一個周全的課程設計，我們邀請了香 港大專院校的學者及中學老師，組成課程策劃委員 會。他們抽出寶貴的時間，開會討論，更義務參與 很多實際的工作。他們也對老師的教案提供了不少 意見。課程之所以成功，成員功不可沒。（課程策 劃委員會成員名單見附件一。） 這個計劃由開始到今日，可以算是完成了其 中一個部份。但也就是第二部份工作的開始。因為 不是所有有興趣的老師都能參與我們這一系列的活 動，為了使更多老師有機會分享這計劃的成果，我 們會將講座、田野考察內容和老師的教案，收錄成 書。更會邀請相關學者，撰寫課文，羅列相關參考 著目等，編成一本實用的有關香港歷史、文化與社 會的教學參考書。 在編寫參考書的同時，我們會維持香港歷史 的網頁，繼續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的「香港歷史 的教與學」專欄，使中學老師可掌握到新的、相關 的教室學資料。 另一個我們及不少老師希望實現的目標是讓 對香港歷史社會有興趣的老師們組織起來，形成自 己的團體去探討、解決理論及教學上的問題，相信 科技大學的華南研究中心可以幫助籌備聯絡的工 作。 在這裡我簡單介紹了這計劃的內容及展望。 我們希望這計劃能夠促進中學香港史的教與學，使 同學們有一個活潑愉快的學習環境。 附件一 「香港歷史、文化與社會：大學與中學間的教學介 面」計劃成員： 廖迪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張兆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課程策劃委員會各成員名單： 主席：蔡寶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祕書：潘淑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委員：張兆和（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張慧真（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廖迪生（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蔡志祥（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盧活為（樂善堂王仲銘中學） 鍾美儀（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鍾寶賢（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譚思敏（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 結業學員及各工作人員與主禮嘉賓合照
鯉魚門是香港著名品嚐海鮮的地方，其實， 這是1965年以來的發展。在這之前，鯉魚門只是九 龍東部魔鬼山下一條細小的客家村落。鯉魚門為九 龍十三鄉的一份子，根據《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 紀念特刊 1957-1982》的介紹：「最早在鯉魚門定 居計有葉、曾、李、張等姓，多從事打石謀生。此 處石質優美，遠銷廣州、台山、順德各地，多用以 興建祠堂或作門柱石等。及後陸續設有草席廠、顏 料廠、船廠等工業。一九六五年開始，鯉魚門之海 鮮業有長足的發展。由於交通方便，取價廉宜，因 而陸續取代流浮山海鮮供應的地位。」1以上簡短的 介紹，告知我們鯉魚門本是以打石為生的雜姓村 落，其間曾一度發展工業；在1965年以後，才變成 海鮮供應地。 鯉魚門的歷史在學術研究上的被重視，不單 因它曾是香港早期打石工業地區，它亦是清中葉以 前活躍於華南沿海一帶海盜的重要據點。穆黛安 （Dian H. Murray）在其書《華南海盜 1790-1810》 指出，在十九世紀初肆虐華南和越南之間海面的海 盜首領張保（按：又稱張保仔）所承襲的武裝系統 是有很長遠的淵源的。據她的解釋，張保乃漁民出 身，嘉慶初年已投身於海盜鄭一旗下，1807年鄭一 死，張保透過與鄭一妻子鄭一嫂的關係，成為這股 海盜的新領袖。穆黛安認為，鄭一的家勢很不簡 單，他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鄭成功的部下鄭 建。在1661年鄭成功撒退台灣的時候，鄭建由於集 合部隊的耽擱，未有追隨國姓爺，在廣東海面繼續 為盜。雍正年間(1723-1735)，鄭建已死，但他的兩 個 後 人 卻 成 為 新 安 縣 的 海 盜 首 領 。 哥 哥 鄭 連 福 (1706-1761)在大嶼山建立基地， 1761 年鄭連福 死，其子鄭七繼承事業，但在1802年為官軍所殺， 餘黨分散，不成氣候。家族事業的發展落在鄭連福 弟弟鄭連昌(1712-1775)身上。 鄭連昌設寨於鯉魚
鯉魚門的歷史、古蹟與傳說
張瑞威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門海峽旁的惡魔山，1753年時，他還在當地建造了 一座天后宮，以此作為其活動的巢穴，張保的領導 鄭一就是鄭連昌的長子。2根據穆黛安以上的敘 述，在十七、十八世紀，華南的歷史與海盜的發展 是非常緊密的，至少從明末的鄭成功到清中葉的張 保仔，有一種從未間斷的海上武裝系統在華南沿海 承襲著，而這種海上武裝的承襲過程中，駐紮在鯉 魚門的鄭連昌有著承先啟後的作用。 鯉魚門天后廟 鯉魚門雖然有這麼長遠的歷史發展，學者對 這個地區前代歷史的研究卻極少。夏思義博士(Dr. Patrick H. Hase)近著有“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Lei Yue Mun Area”一 文，詳細介紹香港早期打石的歷史和鯉魚門的發 展，可惜並未出版。31997年以來，我曾多次在鯉 魚門進行考察，現在嘗試將這些訪問結果，連同在 其它方面找到的零碎資料整理出來，希望能給讀者 多一點參考。 嚴格來說，這個地區稱作三家村，鯉魚門只 是三家村鄰旁進入維多利亞港的海道名稱，但不知 從何時開始，香港人亦呼三家村為鯉魚門。從字面 上看，鯉魚門最早可能是三家人成村的，這亦是我 在訪問中得到印證的。陳先生是鯉魚門唯一廟宇天 后宮的廟祝，他的祖先從廣東五華來到鯉魚門的鄰村茶果嶺居住，嚴格來說不是本村人，不過他打理 天后宮已經有十多年，而且又在鄰村居住，所以他 的意見值得我們參考。陳先生告訴我，三家乃指 溫、劉、陳三姓人，不過，他強調這三姓人已不可 考。而且，這三姓人所建的三家村根本不是現在三 家村位置，而在鯉魚門避風塘對岸的工業區。我們 很難證明陳先生的敘述，但他的意見表達了一個意 思，就是三家村的開村歷史已不可考。鄉長葉宋也 曾告訴我三姓人建村的故事，但他所指的三姓卻是 張、劉、連，除此之外，不能提供進一步的資料。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三家村，可以說是廣東客 籍人百多年前移居九龍東部發展出來的村落。葉宋 家族的歷史是這村眾多村民的典型。葉宋在我訪問 時(1997年)已達86歲，是鯉魚門最年長的原村居 民，並擔任鯉魚門鄉長，所以對鯉魚門的發展頗為 了解。據他自述，太公是廣東台山赤溪客家。洪秀 全起事期間，因赤溪的客家與作為本地的台山人械 鬥中被打敗，太公遂與祖父逃到鯉魚門定居下來。4 似乎鯉魚門大部分的村民，都是像葉宋一樣，在幾 代之前因不同的原因從廣東各地區移居到這裏。例 如 ， 另 一 原 居 民 張 福 ， 也 是 本 村 較 年 長 的 居 民 (1997年達76歲)，族籍廣東惠陽淡水客家，雖然 移民的原因不清楚，但由其太公移居鯉魚門開始， 至他為止，亦是四代，可以推之，移民的時間也是 在 1850 年左近。 葉宋和張福家族歷史的另一相似點是他們從 太公移民到鯉魚門，至他們的父輩，均是本區的打 石工人。張福稱，打石乃其父祖輩時鯉魚門的主要 職業，也有人養豬，他說，會有不定期的船開來本 村收買居民養大了的豬隻。此外，部份鯉魚門人亦 種菜，但不是自用，而是用來餵豬。據葉宋所稱， 在以前，鯉魚門所出產的石材，銷量很好，除供應 本地市場外，還被運送到順德作為大宅和祠堂的石 柱，甚至遠至荷蘭，作為舖在街道上的石塊。以前 的打石全用人手，配合簡單的工具，可說是一項非 常辛苦的職業，他們「本地人」會先將石頭從石礦 裏打出來，然後，再請廣東梅縣來的客籍石工精打 細琢，經過這重加工，石材便可利用船隻賣運。從 這些訪問得知，鯉魚門從清中葉以來便是一個以打 石為生的客家村落，工作雖然辛苦，但謀生不難， 廣東各地內移鯉魚門者不斷，葉宋家族是早期的移 民，而他所述的梅縣石工極有可能是這地區較後期 的移民，在早期移民心目中，他們和那些梅縣石 工，有本地與非本地之分。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打石工人建立出來的鯉 魚門村的社會組織非常特別。據葉宋所述，鯉魚門 與牛頭角、茜草灣、茶果嶺這三條鄰近同樣以打石 為生的村落，在清代合稱為「四山」。駐紮在九龍 寨城的清代官員，每山任命一人當「頭人」，合稱 「四山頭人」，除了管束地方外，最重要的是代為 收稅。葉宋告知，他的祖先便曾任鯉魚門頭人。其 實，關於「四山頭人」，至今仍是九龍東部原居民 津津樂道的事，1981年出版的《四山分區新春嘉年 華會特刊》有以下的敘述：「『四山』各有一位『頭 人』，由九龍城官員奏准清廷策封為『四大頭人』， 主管四山地方大小事務。茶果嶺的『頭人』是羅 寬；牛頭角是胡亞譚；茜草灣是盧亞奎；鯉魚門是 劉發，後由葉華繼任。」5這段敘述的人物年份不 詳，而且人物次序在其它刊物有時會有少許顛倒， 如在翌年出版的《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957-1982》稱葉華本是鯉魚門頭人，後由劉發繼 任。6雖然如此，四山頭人其所屬地區，所享有的 超然地位，是不需置疑的。《四山分區新春嘉年華 會特刊》述：「此四位被封為當時「頭人」的當時 架勢人物，出入均穿戴清官服飾，儀仗有肅靜迴避 高腳牌，鳴鑼喝道開路，威風十足。」《九龍十三7 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957-1982》亦稱：「連新 蒞 任 的 九 龍 城 官 員 也 要 先 拜 會 四 大 頭 人 再 行 視 事。」8從這敘述得知，在清代，四山頭人在九龍東 部雖不是官員，但在其所屬地區是享有非常崇高的 地位的。 所謂四山頭人，夏司義博士認為極有可能是 當年在四山內向清官員租山開礦者。這些開礦者， 有責任將所開鑿而賣出的石材，按百份比將收益作 為稅收交給九龍城官員。除此之外，他們亦扮演著 工頭的角色。他們雇請石工，並在礦場建立簡單的
房屋給這些工人居住，所以，至少在清官員的眼 中，他們有監督礦場工人的責任。工人的工作性質 雖然是臨時，但時間一久，石工便定居下來，村落 亦由此形成，鯉魚門與附近三條客家鄉村便是這樣 出現，一直管理著自己雇工的開礦者，繼續成為地 方的領袖。9這種特殊的社區組織，似乎一直到二 次大戰後才有所改變。1963年，鯉魚門鄉公所成 立，以羅平、林照任正副鄉長。10 在鯉魚門鄉公所成立之前，鯉魚門唯一廟宇 天后宮似乎扮演著本村社區中心的角色。張福說鯉 魚門沒有伯公或大王，也沒有祠堂，村民雖然在家 中拜祖先，但已將天后宮當作公家祠堂。戰時，他 曾當東江游擊隊，日本人投降後，他在本村結婚。 據他敘述，他擺了十多圍酒席，由於當時鯉魚門還 未有酒家，整個飲宴都是自己安排。值得注意的 是，其十多圍酒席的碗筷是在天后宮借來的。由此 看來，對於以前鯉魚門村的村民來說，天后宮確實 有著祠堂的某些社區功能。 據宮內碑文所記，天后宮一共重修過兩次， 分別是1953年和1986年。第一次去鯉魚門天后宮 的人，大多對此廟的感覺是古舊而有來歷。沿著海 皮的小徑走過去，在數百公尺外，已經能看到天后 宮的氣勢。廟宇雖小，卻扼守著鯉魚門海峽，而且 在廟旁巨石上面，鑿有多幅巨款題字，如「海天擎 秀」、「澤流海蒞」、「聖石嵯峨」、「山川孕瑞」、 「壽世保民」等等，走近廟宇的時候，更可發現在 廟門外有兩尊銃炮。由於這些天然環境和人工雕 飾，鯉魚門天后宮給人一種自古以來軍事重鎮的感 覺。不過，對於一個以開山闢石為主要職業的社 區，崇敬保護海船的天后有點奇怪。 在我進行的訪問中，聽到有幾個傳說同是關 於天后宮的來源。第一個傳說發生時間不詳。據說 有一天，一位懷有身孕婦人發覺海濱一塊巨石搖搖 晃晃，有隨時滾下來的危險，於是她隨手拾起一塊 小石，置在巨石之下，穩定了巨石，之後她發現巨 石上有一孔，彷如一小洞，她覺得這小洞的大小剛 好適合置放一天后像以作保佑，遂成天后宮。11這 個傳說故事顯示，鯉魚門村民崇敬天后最早是為保 巨石不要倒下而造成危險。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石 窟仍存。現在的天后宮，就是在這石洞前興建，在 大天后像後，就是石窟。石窟很小，建有石屎台， 台面呈半圓形，直徑約只二呎，上仍放有天后像。 這個佈置，加上以上的傳說，我們可以推論鯉魚門 的天后宮是從這個石窟的天后神壇發展出來的。 另 一 個 傳 說 是 與 風 水 有 關 ， 發 生 時 間 亦 不 詳。據說鯉魚門的村民，在打石的過程中，不小心 將代表龍頸的山頭鑿斷，村民得不到安寧，後有一 村民不知在何處請了天后像，並組織村民抬著天后 像巡街，從此平安，村民亦信奉了天后。12這個傳 說與第一個傳說有著共通點，就是鯉魚門的天后崇 拜，是石工祈求神明免使他們在對自然界破壞時所 出現的危險，有時是巨石倒下，有時是其它被認為 是風水破壞所帶來的災難。 不過這兩個與本地石礦工業有關的傳說卻鮮 為人知，現在為人樂道的鯉魚門天后宮傳說，卻是 前所述及，與華南著名反清明將鄭成功和嘉慶年間 海盜張保仔有關的鄭連昌故事。曾探討鄭連昌生平 事蹟的學者是許劍冰。她在1959年發表〈獅子嶺與 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界〉中，相當詳細地 敘述了鄭連昌的歷史。「鄭成功的留餘將鄭建，據 說是當鄭成功率部自福建撒退台灣的時候，鄭建以 部署稍遲，不及一同往台，因率領其家族與部眾， 由福建海澄，逃往廣東撒退。他們經過漳浦、詔 安、進入粵境，由潮安、揭陽、普寧、海豐、澳 頭，而到達了大鵬灣附近。從此紮居下來，度其漁 樵的生活。然沿途均有失散的部眾，所以潮安普寧 一帶，也還有不少鄭建和其部屬的子孫，在那裏寄 籍傳衍。鄭建死後，其子孫一部分散居於新安縣的 沿海，與沿海的奸民相結，而成為一股虜人勒贖， 橫霸一方的海盜。康熙十七年(西元一七一八年)， 曾大敗廣東碣石總兵陳昂的部隊。至雍正末年，這 股海盜的領袖為鄭連福與其弟連昌。連福佔據大嶼 山的一部分，連昌則佔據鯉魚門後面的山領。連昌 尤凶悍善戰，所住的山巢，就被人稱為惡魔山了。 鯉魚門的海濱，也由鄭連昌建立了一座專祀天后的 廟宇。廟後惡魔山的秘密山洞，似乎也就是鄭連昌
藏寶的所在。鄭連昌有子七人，都跟隨鄭連昌同樣 的橫行海上。連昌死後，由他的長子所謂鄭一的， 繼為首領，他與郭婆帶、鄔石二等人，有南海三大 寇的稱號。著名的海盜張保仔，就是鄭一所部的建 將。」13這篇文章，成為穆黛安撰寫華南海盜歷史 時的參考。 在相信這個故事之前，我們必須知道，正如 許劍冰自己所述，鄭建的事蹟並不見於任何正史， 王崇熙《新安縣志》雖有述康熙年間新安縣沿海的 盜亂，但未有述及鄭建。14許氏是參考時人蕭雲厂 刊登在當時《星島周報》的〈鯉魚門的海寶藏〉一 文，而蕭雲厂之根據則是一澳門漁民的族譜，許 稱：「蕭君於數年前，曾調查澳門水上人世系，認 識『珠字四八七二號』漁艇主人鄭金水。金水藏有 其先世所遺《鄭氏族譜》一冊，明記其族自閩遷 粵，流為漁民的經過。並言其祖先鄭建，初為明延 平郡王鄭成功的部將，以不及隨成功遷台，乃退入 廣東，輾轉而遷至大鵬灣附近。其子若孫，以恥食 清粟，嘗一度流為海盜，云云。」15但是此族譜似 乎只講到鄭成功與鄭建的關係，並未有述及鄭連 昌。 有關鄭連昌事蹟及其與鄭建之關係，原來許 劍冰是得自蕭雲厂本於《鄭氏族譜》的推論。許劍 冰：「蕭雲厂君〈鯉魚門的海寶藏〉一文，根據澳 門鄭金水所藏的《鄭氏族譜》，謂鄭建的子孫，到 了清雍正末年，有名鄭連昌的，佔據鯉魚門北的惡 魔山，海上的勢力，非常雄厚。曾建立鯉魚門海濱 的天后廟，當然也就是當時新安縣沿海的霸主。此 鄭連昌一名，不見於正史與地方志乘的敘錄。所幸 數年前，鯉魚門的居民，因修理那座天后古廟，於 廟的神座後的石窟，發現了一方石碑，碑厚三寸 半，高一尺二寸半，闊五寸半，正面刻著：『天后 宮，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年春 立。』這證明鄭連昌確有其人，且以其能在鯉魚門 立廟，更證明當時的鯉魚門確是他與其部下所佔據 的。」16那麼，鄭建與鄭連昌的關係只是一種沒有 證據的推測，而這種推測，是建基於一塊小石碑。 這 關 係 著 整 個 華 南 海 盜 歷 史 的 石 碑 ， 是 在 1953年發現的。有關石碑的發現過程，亦以蕭雲厂 描述得最為清楚：「鯉魚門天后廟，有傾圮的跡 象，村中玉泉居茶室主人羅平先生，召集親友，醵 資修築。（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羅平先生在廟的 神座後石窟裏面，發現石碑一塊，碑上的鐫文是 『天后宮，鄭連昌立廟，日後子孫管業。乾隆十八 年春立。』等字樣。」17由此觀之，該石碑是在1953 年重修天后宮時在神座後的石窟發現的。在這個事 件中，最奇怪的是，該石窟，如前所述，乃村民建 廟前的神壇，即使在建廟後，石窟仍然保留，而且 還供奉著天后像。那麼，為何鯉魚門村民在石窟前 崇拜天后二百年後，才在那個小小的石窟發現這張 石碑？ 更有趣的是，蕭雲厂是有份參與1953年天后 宮的重修的。據廟祝陳先生所述，1953年的天后宮 重修，是天后娘娘報夢給當時的廟祝劉火燐要求 的，劉火燐告知時任鄉長的羅平，羅平原先不相 信，但在天后顯靈後，羅亦誠心相信而負責籌款重 修。當時除了重修了天后宮外，更加建一崇拜關帝 的協天宮在鄰旁。關於天后顯靈這件事，在天后宮 內一塊由劉火燐敬送天后娘娘的石碑，其碑文如 下： 「 竊 思 鄉 長 羅 平 說 ， 若 是 真 的 有 靈 性 ， 可 在 地 下 影 相 ， 但 天 后 托 夢 火 鄭連昌立廟碑
燐，即謂地下是不可能，若然就成賤 相，就不能上天見玉皇，要在空中影 才可以，後來在四月初五日午時，果 然徐現空中奇雲，羅平聽了才相信， 於是化去五十元，即請一個攝影師來 攝 影 。 但 媽 娘 仍 降 同 【 按 ： 應 為 “童”之誤】說，若別人請無效，要 媽娘請才有效。媽娘也請了新聞記者 蕭雲庵，他由石澳回來，那條船就回 茶果嶺，但媽娘即請他來影相，他是 有兩個兒女，一個工人。當蕭雲庵到 岸，即跑步前來，到了廟前，即上了 三個石級，即影到了奇雲，他的相机 影 得 很 快 ， 影 了 九 張 ， 才 能 成 功 一 張。及後於四月初七日，即交來相底 片一張。羅平看了，非常歡喜，但那 個攝影師表露得更歡喜，即刻捐 百 元做建廟之需。」1 8 由此看來，鯉魚門天后宮重修的過程中，蕭雲 厂有著極重的角色：首先他是天后娘娘欽定的攝影 師，是由他拍得天后在廟上天空顯靈的照片，由於 這張照片，天后的靈驗得到證實，才有集資重修天 后宮之事；其次，在集資中，他本人也捐款三百。 蕭雲厂成為了華南海盜歷史的關鍵人物。 蕭雲厂已故，有關他的資料並不多，但可以 肯定的是，他絕不是一個普通的新聞記者。在1959 至1960年間，蕭雲厂在九龍黃大仙租下七萬方呎的 私家土地，並已向世界各地進口了野獸112種，野 禽120種和蛇類140種，目的是向香港政府申請建 立一個世界級的動物園。在他呈交香港政府的《香 港動物園報告書》中，簡單介紹了他的背景。他原 籍廣東中山，在1960年時52歲，父親是澳州雪梨 老華僑，全家信仰基督教。文章沒有說他是否中國 出生，但他顯然長期在上海活動。1932年，當日本 軍隊進攻上海的時候，他回到中山，並擔任縣立女 師的教務主任；1934年返回上海，任某書局總編 輯；在1939年，他開始收購動物，並分別在杭州和 上海法租界設立動物園；1951年來港，「以繪畫、 雕刻、寫作及編輯雜誌為生」；1952年在茶果嶺建 了私人別墅。19由此看來，在國內解放後，蕭雲厂 攜帶著驚人的財富來到香港。1952年，他在鯉魚門 鄰村茶果嶺置業，翌年參與鯉魚門天后宮的重修； 1960年，更向香港政府申建動物園。在該份報告書 中，附上蕭氏在昭泰銀行（香港皇后大道中122號） 的四十萬港元存款的資力證明。20除了擁有相當的 財富和學識外，據曾認識蕭雲厂的茶果嶺一位村民 說，蕭氏更是一位出色的雕刻家。事實上廟前石上 的巨大石刻「江南煙景」，便是出於他的手筆。 總結以上資料來看，鄭連昌事蹟的由來，是 先有1953年鄭連昌石碑的發現，後蕭雲厂將之結合 於鄭金水祖先的故事來為鄭連昌推測出生平，並結 連鄭成功和張保仔的歷史，再經過許劍冰的闡釋， 鄭連昌的故事便變得詳盡而有系統。這有系統的故 事補充了穆黛安研究張保仔歷史的某些空白，經她 演繹，整個由明末到清中葉華南海盜的故事便活靈 活現的展示在我們眼前了。21但是，在我們接收這 個華南海盜的故事之前，必須知道故事本身是有許 多未經證實的環節。我不是也沒有證據去說明鄭連 昌碑是現代人偽造的，對於田野工作者來說，碑刻 就是一種證據。但是，我們在接受鄭連昌碑之時， 是否也同時接受在發現鄭連昌碑同年出現的天后顯 靈？須知道，蕭雲厂當年所拍下天后顯靈的照片， 仍然作為證據放在天后宮裏面。 對於香港歷史的研究，自五零年代到今天， 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有很大的成果。我們現在都知 道，今天的香港不是由一條小漁村演變出來，在英 國人佔領香港之前，香港已有長遠的歷史。隨著學 者的不斷努力，香港故事越來越詳盡和有系統。但 是，作為本地人，我們在高興之餘，有否懷疑過這 個詳盡和有系統的香港故事其實內裏是滲雜著不少 「帶有證據的傳說故事」的？ 註釋： 1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 9 5 7 - 1 9 8 2》， 1982 ，頁 19 。 2 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北京：
中國社會出版社。 1997 ，頁 64-73 。翻譯自 Dian H. Murray. Pirates of the South China Coast,
1790-181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 在此感激夏司義博士贈閱該文，亦是這篇文章，鼓勵 了我將這數年來在鯉魚門所作的訪問和研究寫出來，供 夏司義博士及同行指正。 4 咸同年間赤溪土客大械鬥在歷史上是有記錄的，可先 參看鄭德華＜赤溪縣志之史料價值＞。載謝劍、鄭赤炎 主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亞太研究社海外華人研究社， 1994 ，頁 665-73 。 5 《四山分區新春嘉年華會特刊》， 1981 ，頁 47 。 6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 9 5 7 - 1 9 8 2》， 1982 ，頁 19 。 7 《四山分區新春嘉年華會特刊》， 1981 ，頁 47 。 8 《九龍十三鄉委員會銀禧紀念特刊 1 9 5 7 - 1 9 8 2》， 1982 ，頁 19 。
9 Patrick H. Hase,“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of the Lei Yue Mun Area.” 未刊稿。
10 碑刻〈鯉魚門鄉公所建築緣起〉1963年立，後鄉公所 改名街坊福利會，該碑現於街坊福利會內。 11 這個傳說由張福告知。 12 這個傳說由廟祝陳先生告知。 13 許劍冰〈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 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外 交通》，中國學社， 1959 年，頁 133-134 。 14 見許劍冰〈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 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 外交通》， 1959 年，頁 139 。 15 許劍冰沒有言明蕭雲厂文章所刊的期數或年份，香港 大學圖書館藏有若干《星島周報》，筆者曾全部翻 閱，但不能找到此文。本文只能利用轉述的方式，以 觀蕭雲厂一文。見許劍冰〈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 界之遷海與復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 之香港及其對外交通》， 1959 年，頁 138-139 。 1 6 許劍冰〈獅子嶺與清初香港九龍新界之遷海與復 界〉，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 外交通》， 1959 年，頁 140 。 17 轉引自龔春賢〈佛堂門與香港九龍新界等地之天后 廟〉，輯於羅香林編《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對 外交通》， 1959 年，頁 185 。 18 碑缺年份，但既是劉火燐所送，估計是在重修天后宮 前後之作。 19 蕭雲厂〈香港動物園報告書〉1960 年，頁 179 。香港 科技大學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館藏。 20 蕭雲厂〈香港動物園報告書〉1960 年，頁 180-182 。 21 穆黛安除參考許劍冰文外，據她所述，還有蕭雲厂
著：“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the Pirates on
the China Sea, 1140-1950”(1140-1950 年中國海盜
史研究)。中文未刊手稿， 1976 年 9 月。 更正啟事： 第十九期游子安〈二十世紀前期香港道堂——「從善堂」及其文獻〉一文，由於本刊校對疏忽，出現多處錯 誤，特校正如下，並向作者及各讀者致欺。 頁 欄 行 誤 正 1 左 8 1898 1896 5 左 8 網開面 網開一面 5 右 22 拮據 拮据 6 左 17 則思遇半矣 則思過半矣 6 右 註四 所辦功德呿事 所辦功德法事 6 右 註四 輪班誦今經咒 輪班誦念經咒 6 右 註四 寒各施棉衲 寒冬施棉衲
明清以還徽州的歷史文獻可謂浩繁無數。近年 來，新史料的陸續發現、整理、出版和利用，為徽 州學的進一步拓展，展示了廣闊的前景。所謂新史 料，舉其犖犖大端，我以為應有三個較大的來源： 一是隨著大型叢書（如《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 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叢刊》和《續修四 庫全書》等）的出版，以往分散各地的諸多善本、 孤本均能方便地得以利用。其中的明清文集，仍然 是今後研究中重要的資料寶庫。二是族譜資料的進 一步利用。如上海圖書館譜牒研究中心收藏的大批 徽州族譜，為研究徽商在蘇、浙、皖各地的移徙、 定居、入籍，徽州商業網絡及民俗、文化等諸多方 面，均提供了豐富的史料。隨著《上海圖書館館藏 家譜提要》（2000年5月）的出版，這批新史料必將 引起海內外學者的關注和興趣。三是為數可觀的民 間檔案文書所揭示出的地域社會實態，更是令人矚 目。以往對徽州文書的收集和研究，比較重視租 佃、訴訟、宗法關係等問題，目前已出版的各類文 書資料彙編基本上都是這方面的史料。商業文書雖 然備受重視，但卻所見有限。此前，已被學界利 用、有重要史料價值且較具規模的商業文書群，大 概首推歙縣芳坑江氏茶商史料。不過，這批資料除 了在安徽師大學者主編、發表的《徽商研究》、《富 甲一方的徽商》以及《徽商與經營文化》等論著中 零星地得到徵引外，其全貌迄今尚無從窺見。 近年來，筆者留心於徽州新史料的收集、整理 和研究，頗多意外之收穫。茲舉其中較為稀見的商 業文書十種，略加解題，以饗同好。 1 、康熙年間徽州鹽商訴訟案卷——《屯溪基地契 白議約地圖書信投詞帖》：一冊，版幅 13.3cm × 25cm ，計 41 頁 81 面。1其內容是婺源商人詹伯華 因負欠浙江鹺商王臣鹽課本銀而引發的一樁官司。 書中收入了來往書信、議單、租約和稟詞等，還有 一張康熙年間屯溪老街部分店鋪的示意圖，此圖頗 為罕見。
稀見清代徽州商業文書抄本十種
王振忠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2 、嘉道年間徽州糧商信函——《往來書柬》：一 冊，版幅約 14cm × 21.5cm，計 54 頁 108面。封面 題作“嘉慶丁丑年冬月 /來往書柬”，“嘉慶丁丑” 即嘉慶二十二年（1817），是指始立“信底”的年 份。內容涉及項氏糧商父子、兄弟、翁婿及戚友的 商業經營、彼此之間的財務來往和糾紛等，對於我 們瞭解徽商在安徽境內長江沿岸平原（特別是徽州 糧商在巢湖流域）的活動頗有助益。 3 、晚清歙縣生員方啟訓書柬——《魚雁留痕》： 兩冊，尺幅 13.2cm × 24.3cm ，第一冊計 48 頁 95 面，第二冊計66頁132面。該書收錄了光緒年間歙 縣北岸鄉方村生員方啟訓的來往書信約120封。方 氏為一蘇州商號的東家，商號聘有經理負責商務運 營。《魚雁留痕》為人們揭示了晚清僻遠山鄉一個 生員的生活世界，對於研究徽商、徽州村落、宗族 徽州鹽商訴訟案卷 （抄本《屯溪基地契白議約地圖書信投詞帖》）社區的婚喪禮俗、社交應酬和訴訟糾紛等諸多方 面，均提供了翔實的第一手史料。 4 、晚清糧商文書——《商賈便覽》的另一版本： 關於《商賈便覽》，此前學界所知的版本有三種： 其中的兩種藏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和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大木文庫”，另一種是安徽省圖書館 古籍部藏本。作者系乾隆時代江西人吳中孚。但筆 者手頭的這個抄本，與此前所知者不同。其版幅為 13.5cm × 24.1cm，計 36 頁72 面，封面題作“辛卯 春月鄭紫琳氏錄識”。其要目如下：逐日風暴日 期、天時占驗、各路地頭產米糧列後、臨近各處糧 食規例（運漕鎮規）、各處糧食開列於後、商賈十 則要言和士商十則要言。其中的“運漕鎮規”，似 乎反映了該書內容系以運漕鎮為中心加以編排。2 據此推斷，《商賈便覽》當為鄭姓商人根據自己的 需要編制的一冊商務指南。 5 、《徽墨、煙規則》：徽墨是“文房四寶”之一， 現存的徽墨文獻較為豐富，但有關徽州墨業及墨商 的史料卻極為罕見。《徽墨、煙規則》抄本一冊， 尺幅 13cm × 18.4cm，折頁 86 頁計 172面。封面除 書名外，題作“壽山洪記抄”。要目有“歲時酒醴” （據內容暫定）、內作老規、禁規、填字老規、修 刻印板價目、修板價目、研香老規、用料規矩、湖 南彥文墨業規則（其中有“煙房由來序”及光緒二 十五年煙業同人十五條議）、煙房規則（黔江城、 金溪壩兩處煙房章程24條）、平常菜蔬歲時酒醴、 押煙條規（光緒甲辰黔江城、金溪壩兩號仝訂）、 櫃上小伙章程、煙房規制考略、桐子油考、煙房瑣 記、岳池縣苗家場採辦燈草略、湖南墨店條規（計 34條）、做墨工課、湖筆、羅經、硯池和戊辰年詹 瑞蘭棧議定堪做暫行規則等。詹彥文墨局在四川黔 江開有煙房，並與當地的徽商一起，建立了徽州會 館。對此，《煙房由來序（四川黔江徽州會館煙業 會規同序）》，曰： 四海升平，萬商雲貿，斯生意之道行 也。竊我油 一行，肇始宋熙寧間，爰及 後世，以徽、黔為最。至明正統時，齊魯 間亦制焉，然無我徽人為盛，蓋其得易水 之真傳也。國初多貿於貴州，而荊楚施宣 一帶，亦漸次開點。白蓮亂後，乾隆五十 四年，有（婺源）虹關麻珠詹公者，由 荊施而來西蜀，為黔江開創之領袖。繼 之，利川、石▓、酉陽、咸豐踵續而興。 無為蠅頭少遂，章程鮮善。其時雖有同 義、繼新先後規模，厘明內則，臻疏外 侮，不無人心懈慢，遇事踟躊。於是協和 會興，咸嘉美善，同行義氣，望重當時， 輪流做會，十有餘載。至光緒卄三年，眾 以會項，始買黔邑屋基，創翌會館。初議 輸款成巨，尚未得其人歟。此為重訂桂秋 聚會，敦聯桑梓之情。屆期典禮，鄭重行 規之約。通明煙額，共議油條。更為我徽 人親洽意氣，重見於蠶叢鳥道之遠方也 哉！因為之敘。 光緒▓五年季秋月梓里 宋祚安叔唐氏謹撰 該序所透露的諸多訊息為此前所未知，彌足珍 貴。此外，《徽墨、煙規則》對徽州墨局中的司 事、司作、做墨司、填做司、櫃夥、做墨學生、填 字學生、櫃上學生、司作、刻印和修坯各色人等， 均訂有詳細、嚴格的規章制度。內容涉及其人的職 責、操守、薪俸及待遇，甚至對歲時節俗三餐的飲 食酒醴，均有極為詳盡的記載，生動地反映了墨業 中人的社會生活。 6 、晚清婺源詹氏墨商信底——《詹標亭書柬》：一 冊，尺幅 23.5cm × 25cm，計 64 頁 128面，與上述 的《徽墨、煙規則》同屬婺源墨商文書。內容共分 四個部分：（1）湘潭規例：記載從湘潭發貨往各地 的運輸成本、厘金稅收，每年各種捐輸、善事需要 交納的費用，以及各地銅錢與長沙、湘潭等地兌換 的比價。（2）甲午書柬（甲午即光緒二十年，1894 年），標題下注明：“接登信底，閑即抄錄省號來 函，三月初三接登”。意即在湘潭的詹標亭於經商 餘閑，將來自長沙的信函抄錄成冊。“三月初三”
當是抄錄的時間。信中附有碼單，通報長沙的錢 市、茶油、足典及米價等行情。（3）付省號信：系 抄謄詹標亭寄給長沙總號的信函，內容是提出補貨 清單、湘潭錢市行情等。（4）各往來信底，即抄謄 詹標亭與朋友、同事的來往信件。綜上所述，《詹 標亭書柬》即徽州商業文書中常見的“信底”。不 過，它除了抄錄來往信函內容外，還將信封上的內 容（如寄收信人名址、信局、酒資等）也照抄下 來。筆者寓目的徽商信底不在少數，但此種做法則 為目前所僅見。 從《詹標亭書柬》來看，詹彥文墨局總店（亦 稱老店）位於長沙坡子街，它在中湘（即湘潭）十 封面略殘，內容則為全璧。全書紙張泛黃，楷體墨 。序文主要講三層意思：一是從商之艱苦，盈虧 乃生意之常事；二是從商者須調度有方，進退有 節；三是告誡後學者應當仔細揣摩前人的從商經 驗。接著是“油坊備要”（原書無題，據此內容而 定），指出從事油坊業的基本要求，涉及榨油業商 人聘請雇員的規範。其後要目有：黃豆總論、菜子 總論、芝麻總論、蒸餅司、管磨司、燒火、炒菜 子、打雜、油箍、蘱草、茭草、稻草、相牛法、論 牛身體、論牛齒法、豆磨石性、豆磨款式論、菜子 磨、芝麻磨、洋碾、洋碾二磨、洋碾尺寸、洋碾木 器傢伙、壓榨傢伙尺寸、打榨傢伙尺寸、壓榨傢 伙、打榨傢伙和油坊通用傢伙等。其中，對牛、草 類、各種榨油原料及工具的狀摹，均細緻入微。 8 、徽州文書中的山西票號史料——《籌劃指南》： 一冊，黟縣史氏家族文書之一種。版幅15.2cm× 26.5cm ，計 45 頁 89 面。墨 書於梯雲閣制“萬新 錢號”朱絲欄帳簿上。封面除書名外，另有“癸卯/ 綠蔭軒立”字樣。要目有“山西票號各省會兌約 式”、“漢口會兌合上海規錢格式”、“各號票平”、 “補錄外國全【金？】銀先令通行合砝”、“各國所 鑄小洋名目分兩”、“票號放外省期款算法”、“地 理摘要”、“覆墳經”和“定向制煞文”等。其中， 有關會兌方面的內容頗為詳細，管見所及，這是徽 商文書中發現的第一份山西票號史料，為研究徽州 錢莊與山西票號的關係，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貴史 料。 徽州墨商文書（抄本《詹標亭書柬》） 四總、寶慶府正街、永州府、廣州及佛山鎮，均設 有分店（亦稱詹彥文墨局，或墨店、墨莊）。並與 湖北省漢口、廣西省城後庫街詹書祥墨店有業務聯 繫。湘潭等地墨局的從業人員，均由長沙總店調 度。經營的商品主要為徽墨、湖筆、硯池和羅經 等。 上述二冊詹氏文書的發現，為研究徽州商業 書、婺源墨商、徽墨的技術工藝以及徽商在湖南、 四川等地的活動，均提供了難得的史料。 7 、徽州油商的史料——《油坊備要》：一 冊 ， 版 幅 11.7cm × 20.3cm ，計 29 頁 57 面。年代不詳， 錢庄商人文書（抄本《籌劃指南》，黟縣史氏家族文書）
9 、歙縣茶商路程——《萬里雲程》：此前筆者已 作有《新近發現的徽商路程原件五種箋證》（載《歷 史地理》第十六輯），隨後續獲三種路程，其中之 一為《萬里雲程》，一冊，版幅 12.9cm × 20cm ， 計 45 頁 90 面，墨 書寫於“隆盛”帳冊上。其要 目有：徽州府歙縣至廣東省路程、廣東潮信長退日 期、晨下孖肩（即merchant，粵語中以為洋人買辦 者曰“孖肩”）有名色者、各處平頭較准本號司碼、 各處錢串、一路則例便覽、一路行口、回南便覽、 韶關稅例、贛關稅例和風暴日期。“一路行口”記 載了屯溪、漁亭、祁門、饒州及贛州等地十數家從 事茶葉貿易的商行。筆者根據書中提及的人名判 斷，此抄本似為歙縣芳坑江氏茶商家族文書之一 種。 徽州歙縣茶商文書（抄本《萬里雲程》） 手繪的水程圖頗為精美，“鹽船艙口”等記載，亦 為此前《士商要覽》各版本所未見。 10 、兩淮鹽商路程——《士商要覽》的另一版本： 1 冊，版幅 16.5cm × 22.5cm 。《士商要覽》為“西 陵憺漪子”所編，關於其人的生平，學界說法歷來 不一：一說為明人，另一說為清人。其生平亦難確 知。今據新近寓目的《分類尺牘新語》等書考證， 我的初步看法是——其人叫汪淇，字憺漪，明末 人，是僑寓杭州的徽州書商（祖籍休寧）。該書在 清代曾一再重版，各種版本的內容也不盡相同。筆 者手頭的此冊抄本計85頁170面，其要目為：各省 路程、京口驛起至湖廣水程圖、湘潭至京口水程 歌、逐月風暴日期、鹽船艙口、論靛大略、輪六十 花甲子出行吉凶之日、楊救貧先生每年忌十三日、 截路空亡時歌和諸葛臥龍先生定出行萬年圖。其中 成冊乃至成套3的抄本較之以往習見的單張文 書抄件，顯然更加讓人興奮。上述的十種商業文書 僅是眾多徽州民間檔案中的一小部分，利用這批史 料，可以較為深入地研究清代長江中下游乃至整個 南中國徽州商人的活動。而利用徽州新史料從事的 微觀研究，可能會讓我們對徽州區域社會、“無徽 不成鎮”以及相關的社會文化現象，獲致諸多新的 認識。 註釋： 1 此處僅統計有文字的頁面，下同。 2運漕鎮位於安徽含山縣南，地臨大河，上通巢 湖，下接大江，是長江沿岸的一個重要商業市 鎮。同時收集到的一冊晚清徽州佚名無題抄本及 另一冊商業文書《便抄》，均包含有反映該鎮徽 商活動的內容，可知清代運漕鎮有新安公所。 3 關於成套、更具研究價值的徽商家族文書擬另文 介紹。 《士商要覽》的另一版本
現代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日新月異的科技產 品無疑大大提高了我們的生活質素和工作效益，但 同時亦有可能為我們帶來新的問題。在保護歷史檔 案而言，自動化和電腦化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器材和 技術，讓檔案人員可以更有效地運用日益緊絀的資 源來保護歷史檔案；不過，科技不斷發展使檔案載 體越趨多樣化和不穩定，檔案人員一直擔心如果不 能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可能會破壞資訊的完整，研 究人員甚至無法再使用該檔案。 為探析現代檔案保護技術和科技發展帶來的 檔案保護問題，深圳、上海和香港三地檔案館於6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深圳市合作主辦了「檔案現代 保護技術研討會」。負責籌備研討會的三家檔案館 共邀請了46位，分別來自沿海城市和具備相同溫濕 度條件的地方檔案館的人員參加交流。 在討論有關最近開發的檔案復修技術的環節 上，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文物修復組廖慧沁和曾 芝 皓 分 別 介 紹 了 西 方 流 行 的 紙 張 補 洞 修 復 技 巧 (Leafcasting)和國際上常用的照片修復和保存方 法，上海市檔案館陶碧雲則介紹該館如何利用一套 與上海大學共同開發的「檔案圖文恢復系統」，對 字跡和圖像褪化的檔案進行修復。 針對保存特別載體檔案、照片檔案方面，深 圳市檔案館區堅強介紹該館在行政上的安排和設備 配置工作；香港歷史檔案館溫偉國則簡報了西方檔 案機構和學者近年在保護「電子檔案」和「聲像檔 案」方面採用的策略、方法和成效，並且展望未來 的發展方向。 長期以來，檔案館最常用的保存檔案方法就 是將紙張檔案拍攝成縮微膠卷，兩位在香港歷史檔 案館負責有關工作的李玉麟和關漢浩，分別在研究 會上介紹了該館在拍攝縮微膠卷的程序中，如何應 用由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和美國國家標準協會 資信及圖像管理協會(ANSI/AIIM)頒佈的縮微膠卷的 品質標準，與及全面優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的理念。 過高、過低，或者是不穩定的溫濕環境會破 壞檔案已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檔案館一向重視檔案 庫的溫濕度調控。上海市檔案館錢唐根和深圳市檔 案館方燕，分別以其檔案館的實踐經驗，講述如何 利用具備遠程監控功能的電腦系統和庫房維護結 構，有效地加強檔案庫的溫濕調控。 在溫暖而潮濕的華南地區，蟲霉對紙張保存 造成的威脅尤大，檔案人員的研究發現，真空充氮 技術是一個較為安全和有效的方法。上海市檔案館 陸敏和深圳市檔案館熊一軍，在研討會上與各人分 享了他們在利用真空充氮技術消滅蟲霉的經驗。 整體檔案保存工作的檢討和前瞻上，香港歷 史檔案館蔡長貞除闡述了該館自成立以來的檔案保 護工作的策略外，更觸及未來的發展路向：由於修 復檔案的成本相當相當高，最終又未必能夠恢復檔 案的原貌或資訊內容，所以檔案館應投入更多資 源，加強預防性的檔案保護措施；此外，各個檔案 機構應加強合作和交流，在可能情況下共用資源， 使歷史檔案能得到更有效地的保護。 籌備單位現正進行將研討會論文編集成書的 工作，香港歷史檔案館亦在短期內會將部份論文放 於檔案館網頁上(http://www.info.gov.hk/pro/)， 歡迎有興趣者瀏覽。
附錄：研討會發表論文一覽
深圳市： 「深圳市照片檔案安全保護的做法」(區堅強) 「檔案庫房圍護結構改造對溫濕度調控的意義與作 用」(方燕) 「檔案真空充氮消毒技術的實踐與效果」(熊一軍) 上海市： 「檔案圖文恢復系統的研制與應用」(陶碧雲)「深港滬檔案現代保護技術研討會」簡報
香港歷史檔案處
一、 田野調查的理論背景
族群關係是當代國際人類學研究的前緣熱點， 族群概念的提出對人類學、民族學界研究人們共同 體是一個重大的發展。 傳統的民族學研究人們共同體，將其分為原始 群、氏族、胞族、部落、部落聯盟、部族和民族等 人們共同體。當人類社會的發展，使得人們共同體 從原始群共同體最終發展為民族共同體以後，在中 國民族學界，由於受蘇聯民族學的影響，長期以來 對民族共同體的研究陷入了政治性的僵化境地，不 僅研究方法落後且單一，而且理論陳舊且教條，使 得中國民族學界無論在學術水平、學術成果，還是 在學術理論、學術隊伍上都落後於國際學術界，許 多學術問題不能進行深入的研究。從宏觀上去分 析，我國民族學界解放50年來的研究，如果要總結 成績的話，主要有：1. 1956年的民族調查保存了 部分資料；2. 民族問題理論的研究給黨和政府的 政策作了一些詮釋工作。 9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人類學在中國崛起，中 國人類學界從緩緩的發展中走上了奮起之路，從中 國人類學的困境和前景的爭論，到人類學本土化的 討論，給中國傳統的民族學界吹進了一股強勁的春 風，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族群的概念被介紹到了中 國。 關於族群概念筆者在此暫且不去細說，在此要 說明的是族群概念的引入，使我們在探討民族理論 問題時有一種豁然開朗之感。例如民族團結問題， 過去傳統的理論論述極為簡單而膚淺，翻開十幾種 不同版本的民族理論教材，不難發現關於民族團結 理論分析的驚人相似和雷同便可證明這一點。而試 用族群概念去分析研究，不僅使民族團結的理論有 了層次感，而且使人感到這是一個極有研究價值， 學術內涵也十分豐富的課題。正是在這個理論背景 下，我們選定了「賀州的族群互重與民族團結」這 個課題。 與此同時，本課題得到廣西區黨委楊基常副書 記的首定，也得到了廣西民族學院的支持，獲得 1999年立項；又獲得賀州市人民政府支持，為我們 課題組的田野考察提供了生活保障，得到了賀州八 步鎮、鵝塘鎮、黃洞鎮三鎮黨委和人民政府的支 持，為我們的田野考察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障。所 有這些支持都說明一點，本課題的選定是既有學術 意義，又有現實意義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於1999年1月下旬到 2月上旬對賀州市八步鎮廈良村的廈良寨進行了考 察。二、 廈良寨概況
賀州市八步鎮廈良村所屬的廈良寨是廈良村的 中心，村公所就設在此。 廈良寨位於八步鎮臨江南岸，從八步鎮最繁華 的商業街過八步大橋，沿江南岸除船運社外，均是 廈良寨的轄地。北依臨江，南望馬頭山，大鐘山， 東接點燈寨，西連曾屋和鸕 村，南接桂梧二級公 路，向北可達桂林，向南可達梧州轉廣州。廈良寨 以大榕樹為界又分為上寨和下寨。 廈良寨，解放初有500人左右，文革前有700 人左右。現在有303戶，佔全村總戶數的38.11%。 人口據1998年底統計，全寨有1296人，佔全村人 口總數的39.24%；其中男626人，女670人，18~59 歲的勞動力有 777 人， 60~69 歲的半勞動力有 52 人，70歲以上的老人有40人。廈良寨是賀州八都 人聚居的地方，操桂東土語──八都話。 廈良寨是一個雜姓寨，但蔣姓最大，有 200 戶， 947 人，佔全寨總戶數的 66% ，總人口 73. 07%，其餘有李姓18戶，93人；黃姓18戶，82人；賀州廈良村廈良寨考察報告
徐杰舜
廣西民族學院漢民族研究中心
謝姓 18 戶， 79 人；曾姓 8 戶， 38 人；江姓 3 戶， 14 人；楊姓 3 戶， 14 人；陳姓 2 戶， 6 人；何姓 1 戶， 6 人；梁姓 1 戶， 6 人；劉姓 1 戶， 2 人。 廈良以種植水稻和蔬菜為主。水稻平均畝產 400公斤左右，好的可以超500公斤。蔬菜種類很 多，主要有黃瓜、豆角、蕃茄、茄子、黃芽白、萵 苣、大白菜、蓮藕、馬蹄。有許多農民是種菜能 手，尤其是種黃瓜特別出名，在實行生產隊體制時 廈良有一個隊被稱為「黃瓜隊」。 廈良寨的副業主要有三項，釀酒、養豬、養 魚。廈良寨一向有釀酒的傳統，廈良米酒在賀州是 小有名氣的。蔣樹華一家4代熬酒，現在月產3000 多公斤，年產 2 萬公斤左右。產值 1 元 1 斤，每斤 售價為 1.1 元。1 斤米可出1 斤 3兩酒， 100斤米的 利潤是10元。目前全寨有4戶熬酒，年產13萬斤。 養豬最多的是梁太寶，最多時存欄200多頭。蔣樹 華養豬100頭左右，一年出欄200頭左右。此外， 還有部分村民經商，主要是將水果和蔬菜販運到廣 州。 由於廈良緊靠賀州市區，交通方便，經濟繁 榮，所以全寨人均年收入在 3000~3500 元左右， 1998 年全村人均收入為3088元。 廈良寨的村民多往鵝塘和黃田趕圩。鵝塘逢 一四七為圩，距廈良寨有5公里，多賣薑、竹 、 冬菇、青梅，以及竹農具，黃田逢二五八為圩，距 廈良寨3公里，多賣牛、豬，以及鐵農具。 據調查，廈良寨在土改時有6戶被劃為地主。 每年收租100多擔的為大地主，有蔣子方。每年收 租10~20擔的為小地主，有蔣君華，是目前還在世 的一位地主，現年88歲，解放前曾當過村長、副鄉 長；蔣從茂，自己做工，又請了長工；謝壬葵，自 己沒有田，靠燒石灰發了點財，買了田並僱工耕 種，每年收10~20擔租；蔣華，靠水上船運發了財 後買了田，每年有30多擔租；蔣達之，曾任國民黨 的副鄉長，自己不勞動，每年收30多擔租。 歷史上廈良寨蔣氏101世蔣肇豐(字熙甫)125 年前，即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曾考中秀才。但 令人驚奇的是他把考中的「秀才」賣了。第二次考 時又中，但他又把「秀才」賣了。他生有 1子，蔣 從發，孫子蔣一霖、蔣一澍、蔣一沛、蔣一澤。 解放前廈良寨蔣廷玉，曾考入黃埔軍校為第8 屆學員。 廈良寨最高壽者為蔣母何氏，黃田人，生於 1894 年， 1998 年農曆11 月去世，享年 104 歲。70 歲以上的老人有40人，其中女25人，佔70歲以上 總人數的62.50%，有陳維英(1901年)、鄭英(1901 年)、侯已蘭(1903年)、黃屬妹(1904年)、朱新花 (1905年)、何玉珍(1911年)、粟美英(1912年)、鍾 桂英(1912 年)、梁秀英(1913 年)、陳新鳳(1913 年)、何桂英(1913年)、黃遠蘭(1914年)、陳雪鳳 (1914年)、何記英(1915年)、鄧群英(1915年)、鍾 冬嬌(1918 年)、陳接妹(1919 年)、黃屬梅(1919 年)、韋已鳳(1920年)、黃水鳳(1920年)、陳仕珍 (1922年)、韋金玉(1924年)、鄭陽芳(1924年)、何 八妹(1924 年)、鍾秀珍(1925 年)、陳秀英(1926 年)、曾全妹(1927 年)。目前在世者最高壽為 98 歲，即陳維英和鄭亞英2人。70歲以上的老人有男 15人，佔總數的52.50%，有蔣九連(1910年)、蔣 君華(1911 年)、曾全旺(1914 年)、蔣一享(1914 年)、蔣新保(1915年)、謝士誠(1915年)、蔣木榮 (1916年)、李庚華(1916年)、謝文彬(1919年)、蔣 從銘(1921 年)、蔣定修(1922 年)、李金華(1925 年)、蔣云清(1927 年)。目前在世者最高壽為 89 歲，即蔣九連 1人。
三、 廈良始祖考源
八都人是賀州八步鎮一個重要的漢族族群，廈良寨 是八都人聚居的地方，那麼，八都人是從何處遷 來？它又是怎麼形成的？一直是人們心中的一個 謎。 在村民座談會上，老人們說他們的先祖之所 以遷徙到廈良，是因為用草人學射箭，侮辱了皇母 娘娘，犯了王法。被抄九族而逃到八步來的。當時 一起逃難的還有鄭、黃二姓，到八步後，因都是 「草」字頭，便結義為兄弟，在現在八步鎮靈峰村 平安寨共建了一個祠堂。蔣家友(民兵營長)說他的先祖是明萬歷年間1572年遷來，至今已有410年左 右了。據查1572年為明隆慶五年，迄今已427年。 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我們查閱了1997年10 月版的《蔣氏族譜》(打印本)，據《賀街、鐘山、平 樂、蒼梧、昭平縣蔣氏族譜編纂概述》云： 「盛世修譜，世代必然，吾族蔣 氏 ， 後 裔 繁 衍 ， 房 房 發 達 ， 代 代 榮 昌 ， 自 始 祖 伯 齡 公 ， 傳 至 九 十 一 代 孫，有日升，蔣璣，日庚，蔣羲，明 用( 一作和) ，應七，其後也有勝貴， 蔣光，帥境，弘道，弘業，弘泰，登 秀等始祖徙粵後裔，散居位於桂西， 桂東(即桂林，賀州，梧州三地區內的 毗鄰縣)，賀州、鐘山、平樂、蒼梧四 縣蔣氏源流分布黃田、八步、里松、 鵝塘、蓮塘、賀街、梅花、開山、西 灣、羊頭、鐘山鎮、回龍、同古、牛 廟 、 青 龍 、 陽 安 、 大 平 、 沙 頭 、 梨 埠、文堡二十個鄉鎮，境毗鄰瓜颼連 綿蔓延，有境處水秀山。峰巒疊壑。 麗園土肥的開山，東寨，山腳源，象 腳，蘆崗，培才，□田等村寨。亦有 沿 富 江 流 域 西 岸 定 居 的 姬 公 洲 ， 廈 良 ， 美 羲 ， 牛 廟 、 東 安 、 蔣 屋 、 賀 街、黃田、黃塘、黃牛山、上宋、馬 興 、 龍 科 、 文 堡 、 梨 埠 、 龍 沖 、 臘 洞、高 、旺灣五十多個村寨，唇齒 相依，交通發達，東由蒼梧沙頭起至 北界山腳行程 3 4 0 多公里，西由東寨 起至南界開山，大平近 2 0 0 多公里， 四面分居廣，地理優越，有吾族人口 數萬多人，嗣裔發達昌盛。 …… 查賀縣志記載，賀州處楚粵交通 要道，中原文化傳至嶺南，由於地理 處境多山。歷史便成萌渚，瑤族聚居 之地，南宋到元代，瑤族大量遷入， 賀州瑤人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到百分 之七，他們經受壓迫促使其反抗。元 順元統二年(1334 年) 唐七領導的瑤族 起義，攻佔賀州，震撼桂東。元順元 年(1462 年)至成化元年(1465 年)片夷 軍顏彪，湖廣總兵李震，僉都御史韓 雍率軍人廣平瑤，當時賀州社會動蕩 複雜，嘉靖年間，桂西及湖廣，粵東 的「士兵」相繼調到賀州屯田守險， 最後定居落籍，繁衍後代。蔣氏旺族 各支流俱是由此因果而從湖南，廣東 徙入，散居賀、鐘、平，蒼梧各地， 系為橫公後裔。」 蔣氏遷入賀州的情況《蔣氏族譜》中還有如下記 載： 「始祖日升，字清亮公，於明朝 嘉靖季年間，由湖南、衡州、珠璣巷 遷 居 廣 西 賀 縣 姬 公 州 落 藉 定 居 。 」 （ 日 升 公 世 系 ） 「吾始祖自來萬、伯全二公原系 全 州 ， 素 居 桑 樟 ， 傳 至 子 孫 各 遷 一 方，自明朝時用太祖分享賀縣入藉， 分支於賀街（長利）、蓮塘、芳林。 始 立 江 東 落 戶 ， 謂 之 源 發 全 州 。 」 （ 蓮 塘 美 儀 蔣 氏 宗 枝 ） 「自南京分派別名金陵移居廣東 省 潮 州 普 寧 縣 可 瓏 村 ， 後 移 居 屋 宗……轉徙居廣西賀縣蓮塘。」（蓮 塘永慶宗枝族譜序） 「自南京分派別名金陵移居廣東 潮州府普寧縣可瓏村後移居屋察分宗 徙居廣西蓮塘，開基創業。」( 蓮塘永 慶宗枝) 「時和公本籍全州珠璣巷，有明 朝中葉詮授賀邑？諭遂居於賀城河東 街 屋 蔣 能 ， 克 緣 二 公 始 遷 八 步 下 （廈）良村，至勝貴公遷開山朝陽村 （ 今 高 田 村 ） 。 」（ 開 山 宗 枝 譜 ） 「日庚公由湖南珠璣巷來賀卜居
藍田，分生四子居各地居住不詳。」 （ □ 田 宗 支 ） 「始祖日庚公、由湖南珠璣巷來 賀 卜 縣 藍 田 。 生 四 子 ， 分 居 賀 州 各 地，除長房朝高失傳外，二房朝潤在 廈良定居，也有落船定戶，三房有些 在鵝塘藍田（□田）也有少數在廈良 定居，四房朝宗一貫定居廈良寨，現 有人口 5 0 0 人。」（八步下（廈）良 宗 枝 ） 「清康熙二十五年（1 6 8 5 年）光 公生於福建漳州府，海澄縣，於 1708 年夏在閩（福建）比 武 、 中 榜 示 武 舉，調任湖廣南路大營都雲將，抵廣 捕匪，同時賀州告急，受召往富賀礦 匪，並封特授高員營都司，甫棕懷遠 游擊， 1711 年光公在賀平亂有功，調 任富賀守備，因此，光公已在賀八籍 落戶。現在人口 3 5 8 人。」（蔣光公 世 系 ） 「始祖蔣名七公，原籍湖南，南 舟 府 興 遠 且 大 洞 鄉 平 宅 村 ， 兄 弟 七 人，應七排第七，在湖南投軍，吃糧 直升致大收軍，調任到梧州居住，因 賀告急，派任收軍到平城，後落籍梅 花 住 居 在 馬 興 。 其 他 兄 弟 ， 去 向 不 明。蔣應七公世系：現有人口 1 8 3 人 」（ 梅 花 宗 支 譜 ） 「蔣香土公：原籍湖南嘉禾人， 仁喜後裔於民國時期因生活需要徙居 賀 縣 步 頭 居 住 。 香 土 公 世 系 現 有 人 口：3 7 人。」（居梅花宗枝） 「吾始祖系因逃避充軍而從居蒼 梧沙頭塘角村，名諱不詳，從居時間 失考，由帥鏡公二子長名一國，次名 一保，二公約於康熙二十年（1 6 8 2 年）間兩從居賀縣大平鄉，大平頭村 落籍，至乾隆十三年(1749 年) 買下地 名草禾沖（即現居地）安居樂業。現 有人口 8 6 人」（大平蔣樂宗枝） 「本宗支始祖約於康熙初期因逃 避 充 軍 來 到 蒼 梧 縣 沙 頭 鄉 塘 角 村 居 住，因資料不全，始祖名諱不詳，生 二子，長名帥錦公，從居賀縣大水， 大平頭村。」（沙冰塘角龍科秧地宗 支 序 ） 「始祖宗麟台於明朝中葉從湖南 衡陽珠璣巷徙居賀縣賀街落籍，後有 德勇合遷移黃田蔣家寨。緣配程氏老 太 婆 生 子 三 ， 長 男 文 意 公 房 居 蔣 家 寨；次男文惠公居龍回寨和老家洞； 三男文忠公徙居白家寨遷移黃田三七 移 居 住 。 」（ 黃 田 宗 麟 合 源 流 序 ） 「始祖宗麟公，從湖南衡陽珠璣 巷遷到賀街居住第三代孫德勇公，生 於明朝成化十五年（1 4 8 0 年），綞 嘉靖四十一年（1 5 6 3 年），祝妣程 氏與德勇公同年，終於嘉靖四十三年 （1 5 6 5 年）。明朝中葉德勇公始徙居 黃田樂家寨落業。生子三，長文意字 堯；次文惠字鏡；三文忠字智、育一 子之助。分房後，文意公居蔣家寨， 文惠公居龍回寨，文忠居白家寨，後 徙三七橋，永鏡公徙居（老家）洞。 文助公後裔不詳。」（黃田龍回寨、 老家洞、三七橋落氏譜序） 從上所述可知，廈良寨的蔣氏大多是明朝中 葉從「湖南衡陽珠璣巷」入桂徙居賀州後定居於廈 良寨的。此外，雖然還有「自南京分派另名金陵移 居廣東省潮州普寧縣可瓏村」分宗後徙居賀縣說， 有自「全州珠璣巷」分宗後徙居賀縣說，有為官後 在賀入藉說，有「因逃避充軍」說，但從「衡陽珠 璣巷」入桂徙居賀州是主流。 珠璣巷之說在兩廣漢族，尤其是廣府人的家 譜、族譜中十分流行，這與珠璣巷特殊的地理位置 和人文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在湖南、贛南、桂東
北、粵北交界地方有一個南雄盆地，從江西入粵， 唐代張九齡開鑿的大庾道是溝通南北最重要的通 道，而距大庾嶺的上梅關五十里的珠璣巷正是當年 古驛道的一段，大道成鎮，成為入粵必停宿之地， 故《開平縣志》卷二云：「此乃由中原入廣東必從 珠璣巷停驛。」故從唐至清末粵漢鐵路修築之前， 珠璣巷興旺了一千多年，此為一方面。 另 一 方 面 ， 從 歷 史 記 載 來 看 ， 在 南 宋 末 以 前，由於有險峻的嶺橋為天然屏障，南雄一帶一直 保持著相對安定的環境，加上與贛南的距離適中， 以及南雄盆地土地平曠，水網交集，又有大量未懇 殖的土地和稀少的人煙，故而成了移民避難的首選 之地了。 那麼，廈良寨的蔣氏是不是從珠璣巷入桂的 呢？從地理、交通方面來看，唐張九齡開通大庾新 道之前，固大庾嶺極其崎嶇，道路艱險，中原人入 粵往往從廣西靈渠進入。唐以後，大庾新道取代了 靈渠的地位，此後一千多年珠璣巷成了入粵移民的 集散地，從而形成了珠璣巷情結。所以，廈良寨蔣 氏講他們從珠璣巷遷居於賀州不是沒有歷史根據 的。而且，在珠璣巷的歷史中，正是在明、清兩 朝，一向安定的南雄珠璣巷卻戰亂頻仍，南雄珠璣 巷的漢族移民被迫逃難遷徙。據考南雄珠璣巷的移 民潮是從元末明初開始掀起的。元末明初、南雄戰 亂頻仍，人禍與天災並至，史載至正十六年（1356 年），紅巾軍將領熊天瑞攻陷南雄、韶州路。十八 年（1358年）紅巾軍陳友諒陷江西。元師治兵梅嶺 以圖江西。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令常遇春 攻贛，下韶州，南雄，誅熊天瑞。這是人禍。至正 十三年（1353 年）南雄大旱，十九年（1359 年）春 夏，南雄大疫，二十二年（1362年）三月，南雄路 地震，八月雨雹，如挑李實，這是天災。在這種背 景下，南雄珠璣巷出現了移民潮： 「慶州李氏始祖李汝湞 自南雄珠 璣巷遷居東南堪都慶洲村，時在元末 明 初 … … 」 「湖坑朱氏，明洪武間朱亮洪自 南雄珠璣巷遷居縣南湖坑村，為其始 祖。至今傳十七世，丁口六十餘人， 建 有 宗 祠 。 」 「勒竹園何氏，始祖名一壯，字 啟元。據基碑謂居南雄珠璣巷，明初 遷高要勒竹園。」 「隔布杜氏：明初有名仲恩者， 自 南 雄 珠 璣 巷 遷 居 縣 西 桂 林 都 隔 布 村，為其始祖，至今二十世，丁口約 一百五十人，建有宗祠。」 「龍澤岑氏，始祖岑紹祖明初由 南雄珠璣巷遷來，卜居縣南白渚龍澤 村 ， 傳 至 今 二 十 二 世 ， 丁 口 約 五 十 人，建有宗祠。」 「大基頭徐氏：其先來自南雄珠 璣巷，明初有名倫者始遷縣南白渚堡 大基頭村，為其始祖，至今傳二十三 世，丁口約一百人，建有宗祠。」1 凡此等等，不勝枚舉。《元史．地理志》載至 正十五年（1355 年）南雄路有 10792 戶，而到《大 明一統志》估計南雄只有4840戶，始興770戶，共 5610戶，較之《元史》的記載人口耗減近半，可見 這次珠璣巷漢族移民第二次遷徙的規模之大，聲勢 之大。 明清之交，人禍與天災再至，順治七年（1650 年）初清軍破南雄，斬6000餘人，此次屠城，民十 存二三。連歲告饑，路有餓殍。於是珠璣巷漢族移 民再次掀起了移民潮： 「長旗李氏，活村系，其先由南 雄珠璣巷遷來，清順治間居縣南長旗 村，至今凡十五世，丁口約四百人， 建 有 宗 祠 。 」 「牛圍李氏，其先由南雄珠璣巷 遷來，清順治間始居縣牛圍村，今傳 十五祠，丁口約一百五十人。」 「 東 坑 口 余 氏 ， 清 初 有 名 汝 安 者，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南東坑口村， 為其始祖，至今十三世，丁口約一百 五 十 人 。 」
